在袁世凯的提议下，陆徵祥坐上总理的交椅。陆徵祥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精通外文，曾经担任过外交公使，从派别上来讲，陆徵祥不属于同盟会，跟袁世凯的私交也一般，是个中坚派，他出任总理各方面都还满意。
之后呢，是国会议员的选举，袁世凯把这事交给了陆徵祥，自己则忙于制定《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组织法》制定以后，就是全国大选了，正式选举国家总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那个热闹劲可想而知，仿佛一场全民大狂欢。
在锅盖里生活了几千年的人们，一下子锅盖被揭开，人人都有沸腾的感觉，各种政党和派别雨后春笋一样生长，大多数是凑热闹。五千年，我们看惯了帝王将相的表演，现在好像人人都有机会，理论上是这样的。
袁世凯看到“全国大联欢”的场面，不要指望他众乐乐，他很郁闷，而且失去了对共和的信心。
正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袁世凯站了出来，声嘶力竭地吼道：不要争，不要吵，党派事小，国家事大，为国家不为党派，为民族不为个人，只有团结国家才有力量，只有合作国家才有希望……
这些大道理谁都懂，真正要做起来，很难，连袁世凯自己也未必做得到。
有人说：袁世凯，你不是讲共和和民主吗？民主民主人民做主，大家的意见才是好的意见，哪能只有你一个人说话，别人无权发表意见？
这时候，陆徵祥也坏事了，大家知道西方人很注重幽默和风趣，陆徵祥长久被西方文化熏陶，当上总理后，在组阁演说中极尽幽默风趣之能事，似乎只有幽默才能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总理。当时，国家的形势怎么样，大家都清楚，百废待兴，千疮百孔，这时候幽默不仅容易造成冷场，还让人看不惯。
议员们认为陆徵祥态度很不庄重，有失总理的体面。这么一来，大家不跟你合作了，你这内阁没法组织了，政府无法运转啊！幽默啊，有时也坏事。估计陆徵祥心里也挺冤的。
袁世凯赶紧给议员做思想工作，但议员们可牛了，不甩你。当时民主制度变成一团乱麻，政见不同的人互相辱骂是家常便饭，有时一言不合甚至还大打出手。
很多人怀疑这种从西方引进的东西水土不服。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废除共和这种“憋足”的制度。像章太炎、张绍曾等人甚至致电袁世凯，请他简化程序，不必拘泥于法律，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在袁世凯千方百计的周旋下，终于帮陆徵祥组织了内阁。可惜，参议院已经看陆徵祥很不顺眼，又弹劾他失职。
陆徵祥总理位子还没坐暖，就连番遭到打击，估计也是气饱了，学着前任唐绍仪，撒手不干。
不是华盛顿
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一向游刃有余的袁世凯也感到迷茫了，他仿佛一夜之间衰老了许多。碰到挫折，人会反思自己，甚至怀疑自己，袁世凯也没能例外，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
国事艰难，家事凑热闹似的，仿佛要证明：袁世凯，你的霉运来了。
长子袁克定在骑马的途中，马莫名其妙受惊狂奔，将袁克定狠狠地摔了下来。这下摔得很严重，袁克定当即不省人事。
袁世凯得到两个消息，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好消息是长子没有被摔死，坏消息是克定腿骨断裂，大脑出现重度脑震荡——这会不会跟他后来犯糊涂撺掇老爹当皇帝有关系，有待考证。
袁世凯很惊恐，克定是他最疼爱的儿子，也是寄予希望最大的，想立为接班人的人选。现在脑子被摔，袁世凯心急如焚，再三询问病情，并聘请国外名医为他治疗。
这次意外让袁克定变成一个瘸子，大脑也没有以前那么灵便。袁世凯感到惊慌，他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他觉得这次意外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当上大总统后，袁世凯才感觉到自己仿佛陷进了沼泽地，以前把总统想得过于简单，以为就是好好治国，让国家变得强大。但现在，他甚至怀疑民主共和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此时，他忘记了自己给孙中山的信中说：共和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
袁世凯不再像以前那样犀利果敢，有时候看起来反而有些呆滞和笨拙。曾经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袁世凯，此时仿佛变成一个不堪重负的骆驼。
袁世凯忽然明白，自己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民主共和这棵树绝不是从西方搬过来就能长好的。
如何收拾这个残破的局面？还得拿出老本行，袁世凯最擅长的就是权谋和军事。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人的话，当时的情况是，这个人得了奇怪的病，手脚都不听大脑控制。虽然四肢健全，但是已经互相抵触，五脏六腑都患上了重病。地方的都督不把中央当回事，各省实行自治，但又治理不好。不但截留税收，而且自行任命官员。
除此之外，道德沦丧和伦常崩溃也将国家带入一个危险的方向，判断一个社会是否稳定贫富差距是个有效的标准，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
纲常崩溃后，年轻人更是无法无天，加入同盟会的有许多古惑仔式的人物，各个政党和社团纷纷开起炉灶，报纸数量狂增，但是农村的荒地越来越多。
知识分子失去了科举这个铁饭碗，变成一群愤世嫉俗的炸弹，人人都寄希望于社会迅速改变，大家都失去了耐心，以为只要口号就能救中国。
袁世凯的英国顾问莫理循这样描写当时的中国：“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一贯的目标。要做的事很多，而一切精力都用在草拟那无尽无休的规章法令上，改革只是口头上说说。”
看来这个莫理循是个直率的人，一句看不到有作为的政治家，连袁世凯也一棍子打死。
袁世凯忍不住感叹：这条路太难了，太难了！
从袁世凯各个时期的照片可以看出，就任大总统后，他苍老了许多。此时，袁世凯才明白，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干好就能干好的，做一件事情并不难，难的是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各种不同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
当时有人把袁世凯和华盛顿相提并论，不过袁世凯最终没有做成华盛顿，这确实是一种悲哀，但也是一种必然。
华盛顿相信基督教，相信法律，相信制度。袁世凯相信什么？他相信权谋，特别是引进共和制度这个舶来品的时候，全国上下搞得乌烟瘴气，从那时起，袁世凯对很多东西产生了怀疑。
华盛顿曾经提出一个看似简单的管理理念，但这个理念却奠定了宪法的基本精神。华盛顿说：“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
如果不用武力管理，那么靠什么来管理呢？制度。华盛顿相信，在一个好的制度下，国家的命运并不是取决于最高领导人，而是取决于民众和法律。所以，谁做领导人并不会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
袁世凯是从中国传统的官场背景和权谋文化中诞生出来的，他既缺乏无私的人格，也缺乏对宪法的尊重。在实际行动方面，袁世凯有非常务实的一面，但是思想上他是非常封建的。他追求的不是一种合理的制度，而是无限的权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袁世凯，换做是我们，估计也做不了华盛顿。
黎元洪借刀杀张振武
革命阵营里的勾心斗角也不比官场逊色。当上大总统后，袁世凯就是各种势力的最高“调解人”。
张振武和黎元洪的矛盾就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两人都是湖北人。张振武浓眉小眼，看上去人很精瘦，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为了革命，不惜变卖祖产。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跟黎元洪半推半就闹革命完全不同。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成立，张振武劳苦功劳，想当湖北军政府的都督。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偏偏当时人们要推举一个相对有些威望的人，后来选定为泥菩萨黎元洪。黎元洪是个忠厚懦弱的人，革命党人造反，要他做都督，这不是拉人下水吗？黎元洪说什么也不干，后来革命党人拿枪逼着他当上都督。
当上都督后，他发现造反很吃香，这时候，他摇身一变，也成了坚定的革命党人，直到最后当上副总统。自从享受到权力的好处后，黎元洪不再是个忠厚的泥菩萨，处处维护自己的地位。张振武可以说是他眼中的一颗大钉子。
张振武从一开始就不赞同黎元洪任都督，这是两人矛盾的开始。后来，张振武还主张把黎元洪这个老式官僚杀掉，这是他们矛盾的升级。清军围剿的时候，黎元洪私下里收拾行李，准备逃跑，被张振武发现，不用说，脾气火爆的张振武严厉地斥责了他，并当着众人的面说：“黎元洪这么懦弱，怎么做都督？不如另外推举一个贤能的人。”
张振武的言下之意，就是推举我吧！根据历史的惯例，人们更欢迎一个懦弱的领导人的，而不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前提是大家都有私心的时候。
黎元洪很早就想杀掉张振武，苦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黎元洪动了杀心，但还没有胆子，张振武是辛亥革命的元勋，说什么他也不敢自己动手。于是，密谋和袁世凯勾结。
中秋节的那天晚上，袁世凯邀请辛亥革命的一些要人到北京参加宴会，张振武就在邀请之列。
宴会的地点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里。六国饭店在北京城内也算是非常豪华的，里面既有中国的一些名流，也有许多金发碧眼的洋人。
一间金碧辉煌的雅间里，辛亥革命的这些元老们正谈笑风生，逸兴遄飞。张振武说话的声音很大，冯嗣鸿跟张振武的关系不错。当晚，参加宴席的还有北方的军政要人赵秉钧、段芝贵、胡惟德等人。
张振武丝毫没有感觉到宴会中的“鸿门”气息，频频举杯敬酒，豪兴十足。
酒过三巡之后，段芝贵说有事，先行一步。
宴会大概在晚上十点左右结束，张振武坐上马车的时候还感叹夜空爽朗、皓月当空，想起今天结交了这么多军政要人，不觉感到一种满足。他和冯嗣鸿等人坐上马车，准备回旅馆，冯嗣鸿的马车在前面。
马车来到大清门栅栏里面的时候，忽然跳出几十名持枪的士兵。这些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拉开马车的门，把冯嗣鸿抓了起来。
冯嗣鸿愤怒地问：“你们想干嘛？”
其中，一个带头的，应该是军官，说道：“你是不是姓张？”
冯嗣鸿回道：“我姓冯。”
那军官说声“放了他”，立即带人查第二辆马车。
张振武今晚喝了不少酒，现在头还有些晕晕的，听到外面在吵，也没在意。正准备合上眼睛，小睡一觉，忽然马车的玻璃门被人砸门。顿时，张振武的酒意全醒了。他立刻从马车上跳下来，看到一帮士兵正端着枪对着自己。
带头的军官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张振武昂起头说道：“老子叫张振武，怎么了？没听说过爷的话，你就好好打听打听。”
军官冷硬地说：“找的就是你，我们是军政执法处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张振武一听，心里暗叫不妙，问道：“我到底犯了什么军法？你们干嘛找我？”
军官回答：“我只是奉命行事，废话少说，跟我们走一趟。”
军政执法处的处长陆建章是袁世凯的心腹，很早就跟着袁世凯练兵，陆建章被人称为屠夫，军政执法处与其说向执法部门，不如说更像是屠宰场。
人命在陆建章眼里如同草芥，陆建章断案、审讯是不讲章法的，如果什么都按程序办事，效率就相当低。陆建章办案效率却非常高，往往几分钟就搞定一个案子，问几句以后，直接拉出去枪毙。正因为这种高效率，所以陆建章才受到袁世凯的器重。
张振武在酒场中见过陆建章，没想到再次见面是在这种地方。
陆建章露出魔鬼笑容，说道：“振武兄，委屈你了，待查明了之后兄弟我马上向你赔不是。”
张振武惊惧地盯着对方：“我到底犯了什么法？”
陆建章冷笑一声：“我也是奉命行事啊，我跟兄弟无冤无仇，上头让我这样做，我也没办法啊！”
张振武心里更没底了，问道：“哪个上头？”
陆建章心想，反正你也是个死人了，告诉你也无妨：“黎副总统给袁大总统打了一个小报告，说你结党营私，还借着买枪贪污了一笔巨款，此外，你还煽动将校团叛乱；最近又蛊惑士兵，和土匪勾结，破坏共和。副总统请求大总统将你立即正法。”
张振武目瞪口呆，陆建章递给他一张命令书。张振武颤抖地看着这张纸，心里感觉一片空白，原来真是袁世凯下的命令。袁世凯的意思很明白，黎副总统讲的很有道理，如果不除掉这个危害革命的人，何以面对烈士的英魂。听口气，连袁世凯都是革命党人。
黎元洪要杀张振武好理解，袁世凯为什么要杀他呢？其实，袁世凯从心理上不相信共和，杀掉张振武正好把责任推到黎元洪头上，这样一来黎元洪就不得不站在自己这边。
张振武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便对陆建章说：“我的家人和随来的人都是无罪的，请你不要为难他们。”
陆建章点点头，张振武又说：“另外，我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希望袁大总统能够照顾他们。”
陆建章说：“你毕竟是革命的功臣，袁大总统宅心仁厚，一定会厚待你的家人，让他们不愁吃不愁穿，这些你可以放心。还有什么要求吗？”
张振武说：“给我一个好棺材。”
陆建章笑道：“这个也不是问题，你不说我们也会这样做的，否则不是让天下革命的人心寒吗？”
临刑的犯人都有一顿好酒好菜，吃饱喝足之后。张振武从容地走向刑场，一排枪声，张振武倒地。与张振武一起被杀害的还有方维，方维是张振武手下的将校团长。
这事情后来闹得满城风雨，袁世凯自然是把一切责任推到黎元洪身上，他在各种场合都表示自己不仅钦佩张振武的为人，也钦佩他的能力，并夸张振武是个伟人。袁世凯解释说，如果不是接到黎元洪的电报，自己不会做出蠢事的，黎元洪的意思是如果不立刻杀死张振武，湖北马山就会产生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