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袁世凯呢，个性张扬，精干的时候非常精干，但有时候也很傻很天真。他最开始尊敬地称呼张謇为“老师”、“先生”，后来混熟之后居然称呼他为“张翁”，到最后自恃自己了不起竟然称呼昔日的老师为“老兄”。张謇比袁世凯大6岁，论年龄，称呼老兄是一点也不错的，但他们之间有师生关系啊！袁世凯不喜欢那些礼仪客套，但张謇在乎这个啊！
张謇联合几个德高望重的老儒联名给袁世凯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袁世凯不学无术，目无尊长，缺乏修养。袁世凯也是牛脾气，看到这份公开信，火冒三丈，当即宣布和张謇绝交。
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日本政府给清廷施压，认为袁世凯是挑起中日矛盾的祸端，要求对袁世凯进行严惩。那时，清政府办事还行，他们派人到朝鲜调查，袁世凯早已准备好相关的材料，调查团最后认定袁世凯无罪。由于证据确凿，日本方面也无可奈何，接受一些小额赔款了事。这一回合，日本人输得很彻底，袁世凯是赢家。
虽然度过难关，但袁世凯对朝廷和官场都极为失望，那一腔热血沸腾的报国理想现在变得疲软又纠结。就这这时，袁世凯的母亲牛氏听说儿子身在朝鲜处境危险，吓出了大病，要袁世凯赶快回家。此时，袁世凯处于矛盾的漩涡，感觉处处不能自由发挥，也决定回去休养一段时间。
袁世凯向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澄请假，吴大澄知道袁世凯的才干，对他颇为欣赏，送别之时感慨万千。同时丁汝昌临别时夸赞袁世凯：“功成退归，君舍得开，走得出，伟人也！”
朝鲜好友金允植为他作了一首送别诗《送慰亭归河南》：
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
此事古今同，处世谅不易。
曩值危急日，人皆敛手避。
黜者怀首鼠，懦夫常惴惴。
事定反觅痹，利口交渐渍。
遂将功为过，摧折丈夫志。
君今浩然归，俯仰无所愧。
天日照孔昭，贤才岂中弃。
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他办事让人放心
回家之后，袁世凯过了几天轻松自在的生活，在朝鲜的日子太紧张太复杂，好久没有呼吸这么自由的空气。有那么几次，他甚至希望一辈子过这种平淡的生活。
不过，平静的日子注定不属于袁世凯。
时代需要袁世凯，袁世凯也需要时代。中国、日本、朝鲜这三角关系正处于激变中，随时都会火山喷发。
1885年3月，日本大臣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和李鸿章讨论在朝鲜撤兵的问题。这次谈判持续了20天，最终达成三项协议：中日双方在四个月之内都将军队从朝鲜境内撤回；双方都不能再派军官帮朝鲜训练军队；朝鲜如果发生事变，双方无论是谁要出兵，都得先通个气。
这就是所谓的《天津条约》，这条约一签订，中国等于承认日本在朝鲜和自己平起平坐。老于外交的李鸿章所以签订这个条约，也是从多方面考虑，日本人现在锐气正盛，做一些妥协只是缓兵之计。
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当时还加上一个附带条件：严惩袁世凯。不过，这一点，李鸿章倒是断然拒绝。
清政府的这种软弱姿态，让朝鲜的执政者闵妃产生二心，以前靠着大清这颗大树好乘凉，现在她感觉这大树似乎老了，有些不牢靠了。恰巧这时，俄国趁虚而入，朝鲜方面的态度非常暧昧，俄国俨然成为朝鲜新的主子。
当然，韩王李熙也会做做样子，向李鸿章禀报，问李鸿章应该怎么办。态度是谦恭的，居心却是不良的。朝鲜很显然想用强势的俄国给清政府施压。李鸿章当然恼火，得知闵妃这小妮子居然和俄国人勾搭，他决定给他们一个还击。
李鸿章对外政策的拿手绝招就是“以夷制夷”，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么一来，李鸿章便将大院君放回朝鲜。大院君是个旧派人物，一向是亲华的，李鸿章觉得扶植他更符合清政府的利益。
闵妃得知大院君回国的消息，居然派人携带重金来到天津北洋大臣衙门，企图行贿李鸿章。结果就不用说了，闵妃很可笑，行贿之前也得先摸清对方的脾气。
护送大院君回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得找一个既可靠又了解朝鲜情况的人。李鸿章看来看去，还是觉得袁世凯最合适。
袁世凯接到李鸿章的电报后，便快马加鞭赶到天津。一见面，李中堂就笑呵呵地对袁世凯说：“现在朝鲜的局势好比一个戏台，观众已经到场了，就等你小子出场了。”袁世凯了解形势后，央求让丁汝昌带着舰队跟自己一起去。
李鸿章摸摸胡子，摇摇头，笑道：“小子，你在朝鲜不是很吃得开吗？哪需要大张旗鼓？朝鲜人民要是知道你去了，还不夹道欢迎？这样吧，你带上几十个随从，我相信你的能力。”
李中堂这么信任自己，当然是好事，但此去袁世凯心里还真没多少底气。不过，李中堂放出话来，就是粪坑也得往下跳啊！这项任务是有很大风险的，闵妃是个疯狂的女人，你送个人来替代她，她会不会拼命还是个未知数。
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回到朝鲜时，朝鲜政府居然没有派一个人来迎接。这个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袁世凯感觉很没面子，面子对中国人是必须的。
袁世凯火气冲冲地让人去汉城对李熙说：“你这什么国君，老爹回来都不迎接，长这么大都不知道孝顺两个字怎么写的吗？儿子做不好怎么做国王，还不赶快派人来接你亲爹。”
强横有强横的好处，这李熙被骂之后，乖乖派人来接大院君。袁世凯将大院君送回汉城后，又做了一次思想政治工作，当然全都是套话，无非是讲忠孝礼仪，儿子要孝敬老子，媳妇要对公公孝顺，做公公的呢，也要懂得爱护后辈。
任务就这么完成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袁世凯在朝鲜停留了几天，便回到天津交差。这事袁世凯办的让李鸿章很满意，效率之高让处事一向不急不缓的李鸿章也深感佩服，他觉得袁世凯是个可造之材。
不久，李鸿章便上书老佛爷，高赞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说他很有朝鲜工作经验，不如升他为朝鲜公使，处理朝鲜的一切事物，官衔升至三品。李鸿章推荐，自然是非常给力的，老佛爷二话没说：准奏。
1885年11月15日，袁世凯再次奔赴朝鲜。此次赴朝，袁世凯的身价高出了许多，最关键的是他手握一封密函。李鸿章在密函中告诫韩王李熙，今后的内政和外交一定要开诚布公，不准私下里搞小动作，遇到疑难杂症要先和袁世凯“商量”，所谓商量无非就是请示。这一来，袁世凯就成了朝鲜的太上皇。
袁世凯这人有点像“中山狼”，得志后往往自觉不自觉就变得猖狂。他首先正“名分”，强调朝鲜是大清的属邦，这样他就是名正言顺的监国大使，还在汉城开设了府衙，出了状况直接到皇宫里找李熙理论，对朝鲜的文武百官非常傲慢，呼来喝去，独断专横。
日本这条贪吃蛇
袁世凯威风归威风，但朝鲜实在已成为一个危机四伏的是非之地。
闵妃对大院君的仇恨由来已久，清廷送回大院君，无疑让这个权力女人心怀怨恨。李熙自从当上国王，一直活在窝囊中，不在窝囊中爆发，就在窝囊中沉默。这时，李熙要爆发了，他产生了一种现在人称之为“觉醒”的意识，他认为自己是堂堂国王，在别人的腋下过日子是一种耻辱，只有谋求民族独立才是出路。
李熙的想法得到了一些朝鲜大臣的支持，他们向李熙进言，要想摆脱大清，还必须依靠俄国人的力量。袁世凯过于霸道的做法激起了朝鲜政府的反感，李熙和闵妃与俄国人通气的时候，一个告密者匆匆跑到袁世凯这里，这个人还是闵妃的娘家人。袁世凯接到密报，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给李鸿章发了个电报，提议废掉李熙，并申请派出北洋舰队来镇住局面。
发完电报后，袁世凯立即召开朝鲜的宰相沈舜泽和副宰相金宏集，让他们交出和俄国人密会的文件。这两人当然矢口否认，袁世凯便吓唬他们说：大清哪点对不起你们？你们背后这么搞，分明是想背叛大清嘛，小心天朝震怒，派来大军镇压你们。
这番威吓多少起点作用，沈舜泽和金宏集屁颠屁颠地跑到俄国使馆装模作样地询问：你们知不知道什么秘密文件？俄国人自然一口否认。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还不气得七窍生烟，这帮龟孙子居然敢耍我。他再次给李鸿章发出电报，扬言只要派来五百精兵就能搞定这帮叛徒。
李鸿章的想法跟袁世凯一样，不过他考虑得更多，他担心如果采取强硬手段，势必引起西方国家的不满，说不定日本和俄国会同时发难。李鸿章采取了折中措施，派人去朝鲜调查情况。调查团到了朝鲜，发现连告密者都失踪了，结果自然不了了之。
李鸿章权衡再三，要袁世凯稳住，不得采取过激行动。袁世凯只得照办，但他额外准备了一招。他命令李熙告诉各国公使，今后收到的文件如果只盖有李熙一人的章，无效；必须加盖袁世凯的公印才算合法。
李熙还真的同意的，结局以“双赢”的模式收场。李鸿章得知这个消息，对袁世凯更加刮目相看。
袁世凯并没有作罢，为了从舆论和思想上钳住朝鲜人，一向不会写文章的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论文，论文的名字是《朝鲜大局论》，顾名思义：朝鲜啊，只有顾全大局才是出路。
文中先从历史说起，说朝鲜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给予了朝鲜充分的自主权，现在朝鲜想脱离中国，如同一个孩子想背弃自己的父母，这种做法不仅是忘恩负义的，也是终归要成败的。
这样一来，朝鲜上下都对袁世凯极为反感，回想当初朝鲜人民拥戴他的情景，真是天地之别。袁世凯是个性格相对外向的人，看到朝鲜上下对自己唯唯诺诺，很是得意，还写信给家人吹嘘自己的“文治武功”。结果，李鸿章狠狠地把他批了一顿。
袁世凯虽然有能力，但毕竟经验不足，很容易被表面的成功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