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袁再发动
冬去春来，樱花烂漫。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经过党人一段时间的努力，形势逐渐好转，组织发展迅速。在此基础上，根据孙中山提议，又组织了中华革命军。孙中山自任革命军总司令。革命军以倒袁为主旨，必欲雪二次革命失败之耻。“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号召一切“爱国豪杰共图之”。如果说昔日的逃亡者个个颓唐，则今日组织健全，纪律严明，人心一致，同仇敌忾，无疑又成了一只“下山虎”，令袁世凯大为不安起来。
一天，孙中山召集陈其美、戴季陶等人商议回国策动起事的军事计划。鉴于当前的形势，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
辛亥癸丑二役，皆不能贯彻革命党主旨，实行三民主义者，以东北各省之革命运动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以扫专制恶魔之巢穴。自今以往，如仍偏重南方，而于北方不稍加之意，是犹覆其辙而不自悟也。且袁军密布于东南，防范压制，不遗余力，如不度势量力，固执进行，是无异于邹与楚敌也。其不成也必矣！故谋第三次革命，当于东北数省培植革命根基，以为大规模之运动……
孙中山听了，频频点头。
陈其美的建议为孙中山所采纳，并把东北工作的重点放在大连。
再说大连当时在日本管辖之下，孙中山希望日本方面与革命党人合作，并保护革命党人的安全。当时，潜伏在大连的革命党人有200多名，他们分为三派：即宁梦岩派（孙中山、陈其美系）、刘艺舟派（何海鸣系）、邱丕振派（山东系）。
开始时，三派互不统属，且相互排斥。后来他们认识到这种状况不利于革命，大约在1913年底，以陈其美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总部，从事反袁的准备工作。但是这么多革命党人集中大连一隅，缺衣少食，行动经费更是说不上。他们希望孙中山和陈其美能给他们提供经费。孙中山曾经通过吴大洲给他们送过1000元，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他们一再打电报促请陈其美和戴季陶速来大连。于是，孙中山决定应东北革命党人之邀，派遣陈其美与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前往大连指导工作。
为避人耳目，陈其美化名朱志新，戴天仇化名木村藤吉。途中，因劳累陈其美染上肺病，到大连后即住进了日本人开设的满铁医院。陈其美一面治病，一面与戴季陶调查东北地区革命党人的情况。陈其美等人的计划是：在大连设立机关，以吉林、奉天、黑龙江三省为主点，外与东京总部及各省革命党联络，聚集力量，运动军队，等待时机成熟。“关外一动，南京继之，而江北、山东同时并起”。
据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回忆说：
1914年，我得到东北本溪湖的马贼将攻击沈阳以打倒张作霖的消息，于是跟陈英士和戴季陶到大连请满铁理事犬养信太郎介绍，以满铁为根据地，策划一切，但没成功。
从中可以看出，陈其美等人在东北的活动并不顺利。陈其美等人到达东北不久，即被吉林护军使孟恩远所探知。他立即密报袁世凯说：“陈其美、戴天仇、宁秉然、谢宝轩共同谋乱，扰害治安。”
袁世凯得报后，立即严令都督、民政长“严密查缉，勿令煽乱”。这还不够，袁世凯政府又与日本政府交涉，“以陈其美有刺杀商务印书馆经理人夏粹芳等嫌疑，要求引渡到案”。张作霖则奉命向满铁副总裁伊藤大八秘密表示：“大总统有命令，不论用任何手段，都得要将陈其美逮捕。”
在袁世凯政府的压力下，日本关东都督府对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革命党人的行动百般干涉，甚至下令逐客。
接着，陈其美写信给周淡游，信中说：
此间事，外交干涉日紧，前者所称可以商酌之关东都督，已受袁氏笼络矣，不但拒不见面，且已命其部属将下逐客令矣。看来难望有为也。奈何！
这时，孙中山了解到东北的情况后，当即密电陈其美“暂缓进行”，并告之：“在南方的广东、云南、广西等省尚未足备实力之际，满洲暂不着手进行。如目前在满洲轻率举事，反而造成不利局面，并有给日本带来麻烦之虞，故切忌轻举妄动，待时机到来后再断然实行之。”陈其美奉命后，当即指示东北革命党人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俟南方准备就绪后，再南北呼应，起兵举事”。
陈其美见东北一时难以打开局面，便将东北讨袁工作交付刘纯一负责，山东讨袁工作交付刘大同负责，并交给刘大同短枪40支，命其回鲁组织队伍。
在大连期间，陈其美还见到了上海老友沈缦云。
沈缦云是“二次革命”后从上海逃亡大连的，袁世凯曾悬赏5万元捉拿他的人头，罪名是沈缦云给进行革命活动的陈其美和戴季陶继续以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据说这次大连见面又给了陈其美不少钱。后来在日本，由于奔波劳累，陈其美胃病复发，不得不住院治疗时，还伏枕给沈缦云书写了长信一封。在这封信中，陈其美表达了对沈缦云的感激之情，另对革命前途抱有极大的必胜信心。
令陈其美悲伤万分的是，沈缦云在大连的革命活动终被袁贼所侦知。袁世凯收买革命党内的叛徒，在1915年7月23日宴请沈缦云时，将毒药放在食物中，沈缦云食后中毒身亡，年仅48岁。
陈其美、戴季陶在东北的活动，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忌恨。东北军阀头子张作霖下达悬赏通缉陈其美、戴季陶的命令，各处防范甚严，陈其美、戴季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因此，在孙中山的召唤下，陈其美偕戴季陶夜半搭乘“台南丸”离开大连。
在他们离开大连当晚12点，张作霖的卫兵搜查了陈、戴所住的旅馆。多亏他们提前离开了，没有被捕，于19日抵达日本东京。
东北不亮东南亮
1914年7月28日，正在袁世凯春风得意、准备迈向帝制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人借口与德国人交战，先出兵侵占了胶州湾，至11月，占领青岛，接着控制了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的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看出了袁世凯要当皇帝的狼子野心，便投其所好，来换取在中国的更大利益。
随着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的推出，激起了国人的愤怒。
这份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文本，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增加筑路通商的新权利；日本享有在南满、东蒙一带工商、土地、路矿、顾问、借款的特权；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及南满、安奉两路的期限为九十九年；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等。日本公使明确表示，如袁世凯肯接受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就支持他做皇帝。
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的罪恶交易，昭示了袁世凯做皇帝的真实野心，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广大爱国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革命声势愈加高涨。
对此，孙中山认为形势大好，可为我利用。
陈其美赞同孙中山对形势的分析，他发表谈话说：
余相信刻下欧战乃中国第三次革命之绝好时机，然而革命并非易事，更不容轻举妄动，必须周密考虑，审时度势。我等革命党人刻下已大体完成第三次革命之作战计划，约百名在东京同志返回国内，何时举兵唯欧战形势如何而定，余等党员目前正在观望形势，如德国势成败局，即为我中国各省革命起义之时。
8月28日，孙中山与丁仁杰、周应时、戴季陶、陆惠生等人来到陈其美所住的东京赤坂区高桥医院，商讨今后的行动方针。
陈其美说：若不是我生病，我真想杀回国内，大干一场！
孙中山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革命是大家干的。
最后他们决定倾全力经营江苏、浙江与广东三省，并派“邓铿图粤，夏之麟图浙，复灵兄弟图宁，互为犄角，策划决定”。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孙中山还决定在上海设立中华革命党总部，陈其美点名蒋介石参加，因为他信任蒋介石，眼下自己不能赴沪，让蒋回去他才放心。他说：让蒋和陆惠生前往筹办，另外，还可以协助复灵兄弟图宁，顺便把上海的问题解决，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孙中山也同意陈的意见。同时又派遣了大批党员回国，运动军队，筹备讨袁。至8月下旬，从日本东京、大阪和长崎等地先后回国的革命党人有300多人。
孙中山送走了回国内举义的同志，还希望通过外交，换取日本政府在军事及财政上支持他发动的第三次革命。
为此，孙中山带领陈其美、戴季陶等亲自走访了日本朝野犬养毅（日本国民党领袖）、头山满（日本浪人首领）、坂垣退助（日本自由党和立宪政友会创始人）等，希望他们出面说服日本政府支持革命党人搞第三次革命。但此时的日本正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德国宣战，并趁机出兵中国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日本政府正在向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图谋获得更多的侵略利益，因此决定不支持孙中山及其革命计划。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多方压制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的活动。为此，陈其美很愤怒地发表谈话，抨击日本当局：
（日本政府）在欧战后持非常之压迫主义，其实例不胜枚举。对政治犯的流亡者，本应在一定范围内予以保护，此为国际公法所公认。然而，日本现政府无视国际法，对我等同志实行压制，却欲援袁，此甚为不当。
话说这时，蒋介石等已经按照孙、陈的指示，秘密回到了上海。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联络了一批志士仁人，在沪举行讨袁起义。
蒋介石计划兵分三路，分头行动。
第一路，由他亲自出马，兼任总司令，担任潭子湾、小沙渡、曹家渡、梵之渡的进攻任务；第二路由陆荣廷率领，沿真如一带，抢占警署；第三路担任破坏铁路电线，拦截火车，阻敌支援。
结果事不机密，被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侦悉，夜半时分，闸北巡警拿获陈乔荫、王军山、章得高、陈新民等人，并在其家中搜出起义计划、人员名单，从地下挖出械弹、旗帜、印章等诸多东西。
郑汝成连夜向袁世凯邀功请赏，袁世凯嘉奖郑汝成，并命他继续搜捕革命党人，通缉首要蒋介石速拿归案。
蒋介石在暗杀郑汝成的路上，见有通缉自己的海报，和一辆辆鸣笛的警车，遂躲进了浙江老乡张静江的家中数日不敢出来。
由于上海革命党中出现了叛徒，军警夜半来到张静江家捉拿蒋介石。这晚蒋介石恰巧外出，回来很晚，逃过一劫。
蒋介石知道在上海难以立身，便向陈其美报告，陈其美立即召其回日本，重商讨袁大计。蒋介石回到东京后，恰在这时，陈其美又接到东北革命党人的报告。信中说：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队已运动成熟，倾向革命，请孙中山派人去主持工作。
陈其美因筹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不能够脱身，就向孙中山建议，派蒋介石和丁景梁前往。
孙中山说：前几次都是谎报军情，领取军饷，这次不至于吧？
陈其美说：我想这次不至于。
孙中山说：那就按你的意见办。
蒋介石临行前，孙中山亲自交代蒋说：一定向日本当局要求把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证朝鲜独立，否则我们的国民运动是不会停止的！
7月初，蒋介石、丁景梁二人到达了东北，日本军阀接见了他们，企图拉拢他们为日军服务，便掩护他们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的革命活动。
通过半个月的悉心观察，蒋发现东三省死气沉沉，并没有军队倾向革命，“东北王”张作霖配合袁世凯对东北控制很严密，根本没有开展革命运动的余地。宁孟岩之所以那么报告，不过是想从孙中山处骗得一批钱款。又是一次骗饷报告！这一次虽没有骗取了钱财，却骗来了蒋介石。不但骗了孙中山，也骗了陈其美。
最后，日本军人在长春车站的铁道饭店举行了招待会，蒋介石在会上将孙中山要日本人交还东北和台湾的意思表示出来，并说：“日本要协助中国革命，应该做列强的榜样，首先有具体表示。”
主持招待会的日本联队长听了蒋介石的话后，大为不满，发泄一阵后而去。且说第二天，日本军方就通知蒋介石等离开东北，若不知悟，后果自负。
这时蒋介石不得不走人了。不过蒋介石还是有心计之人，他通过在东北的经历，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世界局势和国内政局的变化，写了《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这是蒋介石首次给孙中山写信，得到了孙先生的首肯。
在信中，蒋介石以沉痛的笔触，指出二次革命中革命党本身的种种弊端，如：“命令不统一，统御无方”、“处处进行，即处处薄弱”、“遍地发动”、“多方起事”、“不足分袁军之兵力”，只会“徒堕本党声威”、“伤本党之元气”，不能取得真正的“效益”。因此，他提出要“力矫过去不规则之弊”。
信中着重分析了欧洲战局和反袁的重要关系：“默察大势，世界大战，已箭在弦上矣！此次欧战时期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交势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步，即吾党之外交关系胜利一步也。若吾党不于此袁贼亲西排东之失败期内，乘势急进，则时不再来，后悔莫及矣。”
对于最近的讨袁，蒋介石提出了“急进计划”：“本党今日之进行，以统一各省革命计划，确定全盘整个之方案，集中一点，注全力、聚精锐以赴之。”他接着又分析了讨袁基地为何不宜选择黑龙江和山西，而应以浙江为“根据地点”：“浙江之战略，以地势与兵力之关系，是海主陆从，西守北攻，为今日唯一之根据地点。”“浙江之军人，犹属昔时之革命分子，其思想，其宗旨，尚冀其能完全发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