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厉生不敢对“二陈”下手，而“二陈”却大开了“杀戒”。且说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六中全会期间，陈果夫亲自出马，赤膊上阵，上书蒋介石，要求张厉生立即下台，并推荐朱家骅继任。蒋介石此时正生张厉生的气，看到张厉生下台的提案，立刻给予准许，并任命朱家骅担任组织部长。但是，应该说这是陈果夫一个错误。没想到自己推荐的人会向他开刀，反对自己，此是后话不讲。
迎来拆台人
“二陈”为了赶走张厉生，极力推荐朱家骅。朱家骅何许人也？据李西岳、苏学文撰文说：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湖州人，本是“二陈”的小老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6年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把朱请到广州，推举他为副校长，以后升任校长。南京政府建立后，朱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和交通部长。
朱家骅和二陈的关系本来不错，应该说也是CC关系上的人。但从一开始，朱家骅同二陈的关系就不是类似于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等人居于二陈之下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朱颇受戴季陶、张静江、吴稚晖这些国民党元老的重视，三人也频频在蒋面前对朱大加赞扬，因而蒋介石对朱的印象一日好过一日，而朱在国民党内官场行情也日渐看涨。朱和二陈关系处理得不错，一是看二陈势大，得罪不起；二是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需要借和二陈的关系护身；三是因为朱是湖州人，属浙江系，二陈有意拉朱，想利用朱在学术教育界为CC出点儿力，也想利用朱和戴季陶的特殊关系，让戴多在蒋介石面前说点儿好话。戴季陶因为和蒋介石有盟兄弟的关系，又不拉帮结派，不恋官位，敢说敢干，不怕伤人，在蒋介石眼中一直占有特殊地位，蒋对他的意见，颇为重视，二陈怕戴季陶也加入反对他们的战团，如果这样，二陈是万万吃不消的。出于双方利害的需要，朱家骅自然而然地和二陈更加接近。在朱家骅当交通部长的时候，他拉张道藩当了交通次长，二陈对朱有什么要求，都通过张道藩向朱提出。基本上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抗战开始后，朱家骅还是紧紧地靠拢着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高级分子在六部聚会商议重要问题时，朱家骅基本上都被邀参加，陈果夫、陈立夫对朱说话，既不像对外，也不像对部下，既尊敬又亲切，口口声声叫“骝先”。
1938年3月，戴季陶推荐朱家骅就任了中央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长。这次陈果夫又推荐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有陈果夫的想法，戴季陶虽对“二陈”有看法，也举双手支持，可戴季陶推崇朱家骅的意图与陈果夫截然相反，他是想让朱家骅把“二陈”在国民党内搞糟的一套，全部抛弃，一窝端掉，方解心头之恨。因此朱家骅上台之前，曾与戴季陶有所勾通。
且说朱家骅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他不像前任张厉生那样软弱，而是锋芒毕露，有破有立，说到做到。对内谁要有意见，马上请客送人，不管后台是谁，只要不是委员长。对外，他拉拢“三青团”作外援，对丁惟汾的大同盟、改组派的遗留人员等，统统收于翼下。唯独对CC分子大加清洗。
面对朱家骅的种种做法，陈果夫感到引狼入室，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诉；陈立夫跳脚骂娘：“这个朱骝先也太不像话了，怎么独对我们的人开刀！这哪里像老乡做的事！”陈果夫也接着道：“真没想到，我们中的一些人见他势大，也去投靠朱家了。真谓世态变化，人心莫测！”
殊不知朱家骅的做法背后都得到了蒋介石和戴季陶的默许和支持，不然他朱家骅长十个胆也不敢。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家中招待戴季陶，二人朗朗的笑声，像是对“二陈”不听话的一种报复。用蒋介石的话说，这叫一种工作方法。
两人正酒酣之际，宋美龄来到老蒋的耳边道：“大令，果夫来了。我把他领到了会客厅。”
戴季陶把手一扬说：“蒋兄，我得从后门走了，你们谈吧。”
蒋介石知道戴与陈的矛盾由来已久，也不便强留。
在会客厅中，陈果夫迎来了蒋介石，马上起座道：“委员长，最近发生一系列的事情，让我们兄弟百思不得其解。”
“说说看，都是些什么事？”蒋介石道。
陈果夫早已打好腹稿，道：“组织部内王秋先的调离，赵铁磁的免职，阚明的离职学习等都显得十分不正常。”
蒋介石一听哈哈笑了：“我原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这是组织部长的事情，你和家骅交换过意见没有？”
陈果夫道：“这个朱家骅也太霸道了，能让你和他交换意见吗？”
“那这事就复杂了。”蒋介石推托道：“要知道，朱家骅可是你向我推荐的，推荐人交换不了意见，你说吧，谁能与他交流？”
陈果夫直搔头皮，无言对答。
这时的蒋介石也演戏般地瞪起了眼珠子：“当初，你们向我推荐时，这个人这好那好，一身是宝，现在是一身是骚。我没有找你，你还有脸来找我！”
“委员长，有我的失职。”陈果夫低头道。
“委员长，委员长，现在才知道我这个委员长，当初你们把我这个委员长放到哪里去啦！”蒋介石越说越有气。
自酿苦酒自己喝。陈果夫被弄了个无趣，不想御状没告成，反倒落了一身不是，越想越窝囊，这口恶气不出，他就要让气给憋死。
第二天一早，他抖抖精神，决心要到组织部，找朱家骅理论。他来到组织部的时候，扑了个空，心想这一定是朱家骅和同事在有意躲避他。后来看一看手表，离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呢，这不是人家躲避，而是自己来早了。
朱家骅是第一个来上班的，陈果夫把他堵在了门口，开门见山：“家骅，我陈果夫有哪点对不住你的地方？”
“有话屋里谈。”朱家骅不温不火地道。
“我进屋还怕狼吃了我呢！”
“你这话就不对了！”朱家骅制止道。
陈果夫恨铁不成钢地说：“没有当初我的推荐，你有这个位置吗？”
朱家骅软中有硬地道：“你甭小看人了，没有你的推荐，照样有人推荐。”
陈果夫双手发抖地道：“你这是过河拆桥，不讲道理！”
“我要工作了，请吧！”朱家骅说完退后一步，关住了门，任凭陈果夫怎么喊叫就是不开门。
这事儿传出去，说什么的都有，叫陈果夫好没面子。
从此，“二陈”和他们所领导的CC派处在低谷阶段。朱家骅仍不罢休，联合其他的力量，把个CC派系搞得个七零八落。这时的“二陈”对蒋介石是毕恭毕敬，说话办事不像先前那样专横跋扈了。
解铃还得系铃人。再说蒋介石这位著名的权术大师，觉得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不喜欢两败俱伤。他看到了“二陈”的基础大为削弱，便主动站出来，以一种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再让“二陈”对他感激涕零。话说1944年，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叫朱家骅将中央组织部长职位让给陈果夫，朱家骅去当教育部长。此次斗争以“二陈”重新上台执掌党务为结束。
蒋介石对谁都不相信，在他手下的每一个系统中，都刻意制造派别，使之互相抗衡，以利于他的大权独揽。蒋介石的这种手法并不高明，在当时就被一些人发现。最早发现者便是贺衷寒。此是后话不表。
争风文化阵地
且说CC派与黄埔派打天下时是“情侣”，坐天下时是“冤家”。所谓派系，说穿了是为一派私利。要说CC与黄埔两派打派仗，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CC团与复兴社的龃龌，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争夺战；第二阶段是中统与军统的派仗，多是争风吃醋。
人们普遍知道，“二陈”发迹较早，借助于党权至上的强劲东风，极力向行政、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挺进，占领了中心地盘，等到黄埔派醒悟后，再来抢占阵地，地盘已经有限了。不过黄埔派凭借着自己元老资格，也向CC的地盘展开了攻势。不久CC的地盘眼见一个个失去。CC也不甘心，有时也主动出击向对方“锅”里捞一勺子。结果双方便把官司打到了老蒋那里。老蒋作为裁判员，为了一碗水端平，定了个“游戏规则”：
“凡属党务、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均为CC系的活动范围，黄埔系或复兴社，不得越界插手。”
根据蒋介石的“游戏规则”，CC派先发制人，从有利于操纵文化界的政治目的出发，决定先成立“中国文化协会”。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消息，不知怎的，让黄埔系知道了，心里老大的不舒坦。当时，正是蒋介石为实现专制独裁而大肆造势的时候。“二陈”率先提出了“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深得蒋介石赞赏。黄埔派系不甘落后，也在积极为“领袖独裁论”的信条苦拟腹稿，急于邀功，自然不能对文化阵地的缺失无所作为。更何况，他们还自信，搞舆论宣传，黄埔不在CC之下，凭什么让陈氏兄弟独享专利呢？
黄埔派自吹自擂，并不是没有根据。他们自称他们有“一个半”理论家：一个专家就是人们知道的贺衷寒，早在孙中山时期，就以写大块理论文章而出名，曾受到孙中山的青睐；如果说前者为老者，那半个理论家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名叫刘健群。小伙子有才，凭着他的一手好文章，从一个农家子弟一举成为人们公认的小小理论家。小荷才露尖尖角，他的伯乐应该归功于黄埔大佬何应钦。有一段趣闻，李海生、张敏写得仔细：
当时，蒋介石被迫下野不久，何应钦想发表个拥蒋复职的通电，请幕中几支笔杆子拟稿，结果把读下来大煞风景，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叫刘健群试试？”何应钦听推荐者介绍，才知就是那个刚从何厚光手下投奔过来的年轻人。凭借贵州同乡的地缘，才在司令部里谋到饭碗。
刘健群平时捞不到任何重要公干，只是打打杂而已。一天，去某团长处赴宴，开饭前溜达散步，突然想到最近拥蒋复职的通电很多，读来没有几篇像样的文章，不禁憾意大增，忽而扪心自问，这样的文章要是由我来写，该做成什么模样呢？
刘健群明晓新学，知道舆论是要“造”的。于是，根据宣传工作的要求打起腹稿来。诸如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紧要，什么不紧要，梳理得丝丝入扣。首先，大势所趋，“革命”需要，应该渲染；其次，“革命领袖”力挽狂澜的巨大作用必须强调，突出“非蒋莫属”的意义顶顶紧要；最后以恳求的笔调收尾，希望蒋介石以大局为重，再度复出云云……腹稿打到这里，刘健群不由地咧嘴露笑，显然是对文章的编排十分满意。可是一想到自己在何幕中的地位卑微，根本捞不到主掌文案的机会，顿觉好生无趣。紧接着一阵饥肠辘辘，便背手返回厅内，发现八仙桌上，菜肴差不多码齐，于是找个座位落定，动筷举盅，很快就沉浸到酒醇肉香的咀嚼中去了。
不一会儿，司令部的副官撞进厅来，冲着正在大嚼的刘秘书气喘吁吁地道：“总……总算找到你了，快……快，总指挥有请。”
刘健群听说总指挥有请，硬是把送往口边的鸡翅扔到了碗里，来不及净手，就被副官拽着往外跑，心里“咚咚”地打鼓：“究竟出了什么事，该不会……”
刘健群忐忑不安地来到总指挥部，一进门见何应钦、顾祝同、刘峙都等在那里，有了着落，真可谓鬼使神差，歪打正着。当下便挽起袖管，提笔往纸上涂去，但见墨舌吐信，笔蛇游走，黑压压的一片文字，跃然纸上。何应钦朗朗读来，禁不住击节叫好。
电文发表后，果然搬动了蒋介石，何应钦领功受赏之际，刘健群的笔力文才也一举成名，被蒋介石圈入小组织中，当“嫡系”豢养起来。
凭着这样的资本，黄埔系一直认为在文化宣传的领域，可以比CC干得出色，时不时地在蒋介石耳边标榜，见老头子没有训斥，便壮起胆来与CC争抢地盘，劈手把“中国文化协会”名头搬来，抢先发表，弄得CC措手不及，深感狼狈。据CC高级干部黄敬斋回忆，“CC系精心策划”了很久，准备建立一个“培植文化专制霸权的全国性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化协会”。谁知，“复兴社在武汉创办的，以黄少谷、刘炳黎主持的《扫荡报》，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该报第一版上，用通栏特号大字标题，抢先刊出了‘中国文化协会’成立的消息和该协会的负责人员的名单等新闻特讯”。这个冲击波，“确实震撼了CC系整个首脑部”。
面对着黄埔派咄咄逼人的攻势，搞得“二陈”十分被动，于是他们不得不制定对策，利用领袖的权威，打压黄埔派的气焰。谁来给老蒋把窗户纸捅透呢？陈立夫建议说：“依我看，还是家兄亲自到委员长那里当面讲为好。”
“去可以去，效果不一定很好。”陈果夫还想着当年他去蒋介石那里反映朱家骅的问题，老蒋不但没听，还鼻子不是鼻子地呲儿了他一顿。一想起这件事，他的腿肚子就打战。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行？”
这时陈果夫来了精神：“老蒋的秘书陈布雷可以利用。再说我们间关系是无话不谈。他的入党介绍人还是我和老蒋呢！”
陈立夫说：“老蒋很看重他，他的意见十有八九能被老蒋采纳。只要他能给老蒋讲，问题也能解决。”
最后，张道藩、肖同滋、程天放、程沧波、吴醒亚都发表了相同的看法，以陈布雷向蒋介石施加影响为好。
关于文化协会大家都同意坚持办下去，黄埔派用的“中国文化协会”名字不能用。有人建议叫“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多了“建设”二字更上口。事情往前赶，能办的事先办起来。最后研究了分工，立即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