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叫板政学派
却说蒋介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过关斩将，斗倒了汪精卫的改组派，战垮了大同盟、西山会议派，赶跑了胡汉民派，最后形成了“蒋家王朝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的格局。这时的蒋介石采取了对外一致反共，对内制造派系，互相牵制、互相抗衡，以利于自己稳坐钓鱼船，独揽大权。
有人形象化地对蒋介石的班底作过一番描述，说：“王车驾三马”，或者说：“三马驾王车。”这“王车”是蒋介石，“三马”就是蒋介石班底中三大派系，即是黄埔、CC与政学派系。且说这三大派系，就资历、辈分来说，也有个高低、先后之分。要说根子最硬的还是黄埔派，应该说这是“三马”中的辕马。平分秋色的是政学与CC派。
陈果夫、陈立夫作为CC派的代表，看透了这一形势，于是先是叫板政学派。
再说政学派系的代表人物当数杨永泰。政学派在蒋家王朝中崛起较晚，发展却是十分迅猛，它能与黄埔、CC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就是能言善辩的杨永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说到这里，有人不禁要问，这杨永泰何许人也？
这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大清时期中过秀才，当过同盟会会员，阅历很广。民国成立后，混入政界，当过袁世凯的国会议员，又替孙大总统管辖过广东省政。北伐伊始，经张群引荐，才被纳入蒋介石的幕下，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议。时间稍长，主唱仆从，甚为和谐。杨永泰有一个特点，喜欢揣摩主子心思，习惯于备有两个正反方案在身，揣摩到度，便将方案抛出，常常让主子生出“英雄所见略同”的感慨来，久而久之深得老蒋赏识和宠爱。后来有人戏称之为“老谋深算”。
后来，杨永泰担任“剿匪”前线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的职位，蒋介石逢有大事，必移樽就教，一时间“天下谁人不说杨”，实可谓：大红大紫，权倾朝野。
杨永泰也是聪明人，他利用蒋的充分信任，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发展自己，短短六年间，他就赢得了“政学派的班主”的公论。
1935年蒋介石结束了江西省内五次大剿共，南昌行营的历史使命结束。蒋介石有意安排杨永泰到湖北省政府任主席。就在这一风声传出来时，CC派似乎是闻到了气味，以为这是政学派失宠的信号。陈果夫、陈立夫等立即紧闭屋门，拉下窗幔，开始筹谋于密室。
陈立夫说：“这次杨永泰去了湖北，说明老蒋有意把他支开。”
陈果夫道：“老蒋讨厌不讨厌杨永泰，话还不能太早下结论。”
“老兄怎么看？”
“要我看，这是权宜之计，有可能还要重用。”
“那我们该采取何种措施？”
陈果夫侃侃而道：“趁他还没有到湖北报到，给湖北何成浚打招呼，两面夹击，煽风点火，让他干不下去。”
接着陈立夫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且说第二天一早，湖北绥署主任何成浚还没起床，就接到了一位CC分子打来的电话，让他秘密组织民众，借民众力量，以抵制杨永泰赴鄂任职。再说何成浚也早就听说杨永泰来鄂工作，对自己冲击很大。再者此人能量大，生怕他来湖北，搅得塘水兴，乱了一方宁静。再说CC派的主意正中自己的下怀，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何成浚思考了一会儿，掐灭了烟屁股，扔在了地上，并踩了一脚。
第三天，武汉校园就有零零星星的有关杨永泰的小字报、大字报。第四天就有学生到省政府门前静坐，抗议杨永泰来鄂主政。一周后，武汉三镇，大街小巷，游行的学生队伍比比皆是。在游行示威中，学生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卖国贼杨永泰”的口号。
民间传言甚多，传得沸沸扬扬。这个说“前面走了虎，后面来了狼”。那个讲“老羊（杨）涮汤，骚了一湖（北）”。还有的叨咕：“白羊（杨）要克九头鸟，反了乾坤。”结果激得反杨情绪满城风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武汉的反杨风潮消息传到了杨永泰耳里，开始杨还不大相信，因为在鄂他没有对立面。后来又有人反映，他才真的信了。他不光是信，心里还有些发憷，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半夜没闭上眼。思前想后，他便找到了主子，向老蒋倾诉了自己的苦衷：“我杨永泰没做那些缺德事，何必要火烧？”
“这个何成浚，怎么这样乱搞！”蒋介石听了十分生气。他一方面安抚杨永泰，一方面给何成浚发电报。电文如下：“据报：湖北省党部藉学生提出打倒杨永泰的口号，向政府示威。如果属实，即将该党部及其负责人一律军法从事，具报为要，中正。”
应该说，蒋介石不惜以杀CC分子为杨永泰入鄂开道，这是何等的支持与信任！
陈氏兄弟倏地发觉先前的估计（以为杨失宠）是大大地失误了。眼下，羊肉没涮着，沾了两手腥，局面被动，怎地是好？一番密室策划，陈立夫认为清水可以搅浑，浑水却不能澄清，索性让它越搅越浑，便心生一计，让刘鸣皋代表省党部，前往绥署说明情况：“打倒杨永泰”的口号，是学生自发喊出来的，与湖北省党部没有干系。
何成浚知道老蒋怪罪了下来，没个说法通不过，听了刘的汇报，没有追问，就对刘道：“那就照你刚才的意思，写个情况如实上报就是了。”
刘根据何的意见，拟了一段文字呈上，何成浚看了一遍说：“意思不错，只是电文太温和了些。”
刘鸣皋道：“劳驾你就下笔斧正吧。”
何成浚大笔一挥加上了十个字：“莫须有杀人，职责为不可。”
绥署办公厅主任陈光祖站在旁边看了，吓了一跳，战战兢兢地相问：“这样写，非触怒委员长不可。”
何成浚回答得痛快：“没有什么，最多不干就是了。”
且说何成浚早年是老蒋的幕僚，关系非同一般，他深知老蒋的脾气绝不会因为他的两句分量稍重的话大动干戈。
后来，蒋介石接到复电后，哈哈笑了：“这个何成浚没大没小的！”接着批示道：“让省党部来人汇报。”
何成浚把这个意见传达给刘鸣皋后，刘大吃一惊：“该汇报的都汇报了，还要汇报什么？”
何成浚说：“这个事只能意会不能言讲。你自己想去吧。”
“我想不了。”刘鸣皋像是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坑。他脑海中的蒋介石是一个凶神恶煞，说不定去南京是凶多吉少。他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陪同书记长杨锦昱登上了赴南京的船。
他们在南京上岸后，没有直接找蒋介石，而是先到陈立夫那里探探风，陈立夫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随即拨通了蒋介石侍从室的电话。
“啊，是小晏吗？”
“对，我是晏道刚。”晏道刚是侍从室的主任。
“湖北党部杨锦昱、刘鸣皋来了，人在我这里。委员长在吧？”
“你让他们过来吧。”
“那好。”
就这样二人就到了蒋介石住在中央陆军学校的官邸门前，在岗哨的指点下找到了侍从室，见到了蒋介石的大秘晏道刚主任。
晏道刚说：“你们先登个记吧。我尽快安排接见。”
登记完，刘鸣皋问晏：“我们这次来是否有杀头的危险？”
晏道刚听完哈哈地笑了：“你这是哪家的话呢？根本不存在杀头不杀头的问题，委员长的个性我是了解的。过去被他关押的人放出来就升官，免得放了，别人还记恨。要杀就不会让你们来，绝不会杀。现在不是杀不杀的问题，而是如何安抚你们的问题。心放到肚子里吧。”说得刘鸣皋和杨锦昱二人直点头。
会见是当天上午的11点钟。二人穿过三道岗，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坐下。不一会儿，委员长从内屋里，脚穿拖鞋走过来，显得很随便。先以关心的口吻问了问二人的学历、经历和家庭情况，二人也感到亲切。接着他话锋一转道：“学生游行了几天？”
杨锦昱道：“两天。”
“打倒杨永泰的口号是怎么回事？”
刘鸣皋紧接着说：“是一个女学生喊的。”
杨锦昱也一唱一和地说：“我们已经做了认真调查，与我们党部的人没有关系。”
“没关系就好。”蒋介石说完站起了身，又道：“永泰很能干，是个干才也是个人才，对治理湖北会有成绩的。你们是湖北党部的领导，他是湖北政府的领导，都是一家人嘛，最近几天，他要报到，你们要精诚团结，共同把湖北的事情办好，不要有任何成见。你们听懂了吧？”
二人连连点头道：“我们一定精诚团结，把湖北工作搞上去！”
“那你们就回去吧，做好工作，不要再出纰漏。”蒋介石下了送客令。
离开委员长官邸时，晏道刚迎了过来，递给刘、杨各一张支票，说：“这是委员长送你们二人的旅费。”
刘鸣皋高兴地对晏道刚耳语道：“一切没出你的预想。”
刘、杨二人回到湖北一周后，就迎来了杨永泰的到任。CC派看出老蒋不惜血本要保住杨的位置，也就忍了下来。
且说杨永泰到任还是卖力工作，雷厉风行，做事善始善终，受到人们称道。然则时间一长，他那狐狸尾巴就露了出来——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于是先前的对立面又跳了出来，再加上CC分子的暗中作梗，日子也渐感难过。
时间定格在1936年8月的一天。这天早阴晚晴，早晨还下着小雨，杨永泰冒雨奉命去汉口日本海军司令部去谈判。下午归来时，一块乌云遮住头顶，雨点大了起来，他在途经江汉关时，枪声响了。一场早有蓄谋的暗杀发生了——杨永泰头中三枪，倒在雨水地里，再也没起来。
一天后，开枪的凶手谭戎轩，被附近地区的张屠户抓获归案。经过审理，背后指使人竟出人意料是胡汉民派、时任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的刘芦隐。蒋介石大笔一挥，刘芦隐丢官入狱。腾出的宣传部长一职，即由CC骨干分子填补了。这就是有名的虎（湖北）口夺羊（杨永泰）的悲剧。
凶案草草收场，疑问多多，人们不禁要问凶手不是当场而是隔日抓获，指使人刘芦隐为什么不千刀万剐？据有关记载：“杨案发生不久，刘（芦隐）在南京曾往见蒋介石，目的在解释外面说杨案与他有关谣言的无稽”，谁知，蒋不但不见刘，反而冷冷地说：“他（指刘）何必来见我，他自己有了他的组织……”刘碰了钉子，知道情况不妙，“马上想赶夜车遁沪，谁知已为CC系的特务跟踪，在下关站秘密被捕”。当时，“与刘芦隐一道被捕的人很多，结果情形，也未昭告天下，不过据CC系传出的消息”称“刘的暗杀计划十分庞大，列入名单的”，上自蒋介石下至CC系、政学系各类与蒋接近的人物都有，这张名单，一共有一百三十余人之多。CC散布这消息的用意，无非是对刘要加上一顶空前未有的大帽子，犹如“君主时代的叛逆案一样”，“罪大不赦”。同时他们还散布刘“供出一篇长达八十余页的所谓阴谋罪状”的消息，并说“根据这张罪状，足以证明杨永泰确为刘所杀”，而且这仅仅是“暗杀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就要轮到“陈氏兄弟”了……
抗战胜利后，CC骨干方治对刘鸣皋道出了隐情，他说：“刺杀杨永泰这件事，确实是二陈先生指使的，当时不能泄露这个机密，现在谈谈没什么关系。”对此，陈果夫言辞闪烁，认为“暗杀者为私仇抑为公义，颇难遽断，须俟凶犯供明指使之人，始可明真相”。但据凶手谭戎轩所云：“我为奉中央党部的命令来杀汉奸”，他说的党部为何不是二陈，而是党部宣传部长刘芦隐呢？这里的奥妙恐怕不是寻常人说得清道得明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国成立后一本正式出版物《三C传》，再次道出了隐情，认为：“杨案发生，全国震动，CC为着避免政学系之指责，嫁祸于刘芦隐”，大体情况是这样的：“刘芦隐本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目击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野心，颇有一番澄清宇内的计划和志向，便着手成立了一个革新国民党的组织”，主要“以胡派嫡系为基础”，同时还罗致了不少其他“进步分子”，声势浩大。作者认为：“CC系在于争权力的出发点刺杀了杨永泰，进一步以一石打双鸟的手法，顺便给刘芦隐一顶帽子，以打击胡汉民系，所谓供词等，那不过是秘书室中的制成品，绝无事实。”
从杨永泰一案，不难看出CC的狠毒，但是无毒不丈夫，获利最大的莫过于“二陈”。
赶走张厉生
却说蒋介石这位权术高手，之所以让“二陈”主持党务十多年，没有给其培植对立面，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二陈”为浙江老乡，对其忠心耿耿；二是“外敌”压力甚大，一切力量对外，他也没有这种精力。在这形势下，“二陈”渐渐羽翼丰满，手下网罗了一帮喽啰后，难免在主子面前不像先前那样顺从，这使蒋介石不能不产生想法。
随着对红军五次“围剿”结束后，蒋介石腾出手来，便给“二陈”物色对立面，以打破“二陈”一统党务的天下。派谁去呢？他想到了一个人，陈诚的部下，名叫张厉生。于是便召来密室相谈，暗授机宜。
1935年12月，蒋介石不顾陈果夫的反对，把张厉生推上了中央组织部长的岗位。张厉生到位时，蒋介石还亲临组织部讲了话，为张厉生保驾。
且说这张厉生年轻气盛，想给组织部带来新气象，提倡读书活动。可是组织部这地方，由于“二陈”多年经营，关系盘根错节。张厉生布置工作时，大家都说好好好，结果实行起来谁也不出力。最后闹得他提倡的读书活动半途而废。张厉生虽然盛怒，但慑于陈果夫在组织部的积威，自己多年又是陈果夫的部下，不敢对“二陈”手下的人马大动手术。再说军界的陈诚，虽然是自己的后台不假，但他做事谨慎多于大胆，自己身后没人马，万一出现闪失，怕是只有喊打的没有救人的！所以一直没敢对“二陈”下手。蒋介石看到眼里记在心里，对张厉生没有执行自己的意图十分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