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代表潘汉年带着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笔信，来到了这里。曾养甫带着陈立夫的亲笔信在这里早已等候。谌小岑作为主人迎接了他们。
双方交换了信件，握手寒暄。然后各自展信阅读。
陈立夫的信中提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四项条件：
1A方（指国民党）欢迎B方（指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2B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3B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由中央选择；
4B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之理想。
周恩来致陈氏二兄弟的信中写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中共与南京联络的联络员）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主持。呼高应远，桢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以保中国。敝方现持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之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周恩来的来信，不计前嫌，切盼国民党领导人能基于民族大义，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并对“二陈”寄予了殷切希望。陈立夫看完信后，颇为感动，更加努力于两党的合作，再次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会谈，还希望陕北与武汉电台通过密码直接联系。
雨后天晴，天空出现了彩虹。国共合作前途出现了光明。
陈氏兄弟想好事促成，不料主子蒋介石又改变了联共的主意。
应该说，蒋介石当初联共出于形势所迫，是无奈之举。一方面是因日寇进逼甚急，而英美对日妥协，蒋介石无奈只好联苏、联共以抗击日本；另一方面是因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借“抗日”之名，欲打倒蒋介石。蒋介石为应付反蒋派，也需和共产党缓和一下对立。
且说到了9月，国内外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英、美原以为日本占领东北后，是作为进攻苏联的准备，故而对日妥协。不料日军占领东北后，不是北向苏联，而是南下华北，欲灭亡整个中国，这就大大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英、美不能容忍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于是，英、美对日态度比以前强硬起来，英国还答应贷巨款给国民党。在英美的压力下，日本人也稍稍收敛了一些。另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起来倒蒋的“两广事变”也平息了，李、白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认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已会合于陕甘宁边区，人数虽已减少到3万人，但仍是他的心中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蒋介石策划集中兵力，围攻陕甘宁边区。叫嚷三个月剿红灭共。
既然如此，蒋介石就把谈判当成了负担。于是他命令“二陈”故意抬高谈判条件或尽快结束这场谈判。
蒋介石既做如是想，“二陈”便积极替主子卖命了。
11月10日，上海沧州饭店，陈立夫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
会见时，气氛很沉闷。陈立夫摆出一副阴冷的面孔，睥睨地看着中共方面的人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中共代表潘汉年虽然年仅30岁，但经验却十分丰富，他早年只身闯入上海文坛，成为一名很有影响的“十字街头”文学闯将。嗣后又投身革命，曾担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他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开始他就感觉到有些异常，他暗暗叮嘱自己，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原则，不能松懈，不能给陈立夫以可乘之机。
会谈开始了，潘汉年站了起来，以他那惯有的学者风度，有条有理地说明了中共起草的《中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建议：
——双方派全权代表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国共两党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
——国共双方均保持其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
——为实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应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步骤，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红军适宜的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国统一的军事机关；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等等。
陈立夫聚精会神地听着潘汉年的发言。说老实话，陈立夫从内心里佩服共产党，认为这个草案确是无可挑剔的。但蒋介石在会谈之前，就已经给他下了密令，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中共方面提出的这个草案。故而他一面在专心听潘汉年的发言，一面又在思考如何刁难中共，让中共知难而退出谈判。
潘汉年的发言完毕之后，陈立夫接着发言，他故作坦诚的模样，说道：
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人到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
陈立夫的“真诚”并没有蒙住潘汉年的眼睛，他一眼看穿了陈立夫的险恶用心，如果交出了政权与军队，那么中共拿什么与国民党抗衡呢？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不就吃了没掌握军队的亏吗？对陈立夫所提的条件绝不能答应。
陈立夫的话音刚落，潘汉年就站了起来，严正指出：
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来收编我们，这不平等。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
“先生理解错了，这怎能叫收编呢？”
潘汉年一针见血地道：“你这些条件当是奉了蒋先生之命才摆出的，蒋先生目前有此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吧。”
潘汉年的话一下子揭穿了陈立夫的老底，陈十分尴尬，无言以对。沉默了十几分钟以后，陈立夫才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无权决定军事。能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周恩来面谈。”
潘汉年一口回绝了陈立夫的建议。他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们谈的。”
谈判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积极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又做出了重要让步，指示潘汉年，“为一致抗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曾谈原则”是原来陈立夫通过曾养甫向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共产党公开活动；民主政府继续存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这也是当初蒋介石的意思。
但蒋介石已经食言。
此时，他正在洛阳坐镇，指挥大军围剿红军，怎会坐下来与中共平等谈判呢？他拒绝了中共的建议。
11月16日，陈立夫再次邀请潘汉年赴南京会谈。这次会谈较之上海的会谈，陈立夫更无诚意可言。
会谈一开始，陈立夫便告诉潘汉年说：
“蒋先生以为上海谈判我方所提各条件并无不妥，不能放弃。希望潘先生能将此意见迅速转告延安。”
顿了顿，陈立夫又故作理解状，说道：
“我知道这样做实在有些委屈贵方了。但如果因此能达成协议，驱逐日寇，保我领土主权之完整，受点儿委屈又有何不可呢？”
尽管陈立夫巧舌如簧，但潘汉年不为所动，潘汉年严肃地说道：
“这不是什么委屈不委屈的问题，为了团结蒋先生一致抗日，我方已做出了重要让步，以贵方提出的四个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而蒋先生却拒绝了这样的提议。试问究竟是我方不愿受委屈呢，还是蒋先生没诚意呢？”
陈立夫见软的不成，便来硬的，他威胁说：
“目前日、德两国已签订反共协定，并且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恶化。如果此时延安方面仍不愿受点儿委屈的话，到了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潘汉年听完此话，觉得再也没有可谈的了，便站起身来，拱手向陈立夫告别：“蒋先生既然要加入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
至此，陈立夫、潘汉年的会谈再一次不欢而散。
战火将在谈判失败后开始。正当玩火的蒋介石指挥他的部下向陕北红军开火时，他的部下却不干了。老蒋做梦也没想到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中站错队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寿辰。由于这时蒋介石正积极充实军备、修筑国防工事，陈果夫想出了一个发动全国各界人士向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主意。他的这个建议是向何应钦提出的，理由是：“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何应钦表示赞成。这样，一场献机祝寿活动便在全国展开了。
时任江苏省主席的陈果夫献机九架，他在10月31日下午乘汽车由镇江到句容，亲自主持江苏全省各力量献机祝寿命名大典，民众到者数千人，各界代表到会者也不少。江苏所献九架飞机来自：党政系统；政治军警系统；小学生；教职员与学生；商界；商界；商界；自治人民和农民；童子军与自由职业者。
且说12月4日。
偌大的洛阳机场。蒋介石在结束“洛阳献机祝寿”后起飞到西安。到机场送行的有党政要员、各界代表以及市民和学生等，参加者很多，场面非常热烈。
这天，刚降过一场大雪，北风一刮，新扫过的机场上结着厚厚的冰凌。机场周围的树木缀满银花，建筑物像琼楼玉宇似的闪着耀眼的银辉。宋美龄身披藕荷色的大氅，内有鸭绒马甲，敞领中衬着乳白色绸纱巾，别着一枚硕大的红宝石胸针。乌黑发亮的长长的鬈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隆起的高髻，与众不同，别有风韵。这几天她身体不适，脸色不大好，伴有低烧。本来她执意要陪丈夫到西安，蒋介石不允，让她回南京看病，因此她也变成了送行者。蒋介石此行目的，是要同负责指挥西安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其中包括已故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进行商议。蒋介石认为，西安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有利于对共产党的根据地发动最后一次围剿。他想命令少帅张学良的军队首当其冲。
宋美龄和其他官员一一与蒋介石握手告别，目送着他登机，然后飞机启动、滑翔、升空，一直消失在云天之外……
就在蒋介石离开的两小时后，宋美龄也带着侍从室官员、端纳顾问及陈布雷等一大批人，乘机离开了洛阳，抵达南京。
西安在望了。
蒋介石伏在机窗俯视着，八百里秦川与天衔接，渭水流过它的胸膛，淡墨涂抹的终南山守卫在南端；市郊寒冷的田野裸露着，黄土中间，散落着稠密的村庄；古城西安黑压压的一大片，浸在冬天金色的阳光里。高耸的城门楼，市区中心的钟楼、鼓楼，还有唐代建筑大雁塔，排站在天空下。
蒋介石在望远镜里端详半晌，透口气道：“想不到这边却靠近延安，我非要解决延安不可！”
蒋介石一到西安，便宣布他将照常发动“剿共”战役，并定于12月12日开始。
“汉卿、虎城，今天我是专门邀你俩谈谈剿共一事的。”蒋介石一副凶神模样，“前几天毛泽东、朱德有公开信给我，说：‘吾人感以至诚，再一次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你道我怎么答复他们？”
张学良、杨虎城不做声。
“我根本没有理他们！”蒋介石冷笑一声，“这回我自己来，就算是答复了！我要统率三十万大军杀奔陕北，宣布不准抗日，继续彻底剿匪！”他扭过头来：“今天是12月8日，我来西安已经四天了，希望在年底可以解决！”
“委员长！”张学良硬着头皮央求道：“今日之下，枪口向外第一，中国人不能再自相残杀了！”
“汉卿！”蒋介石面孔一板，“这是你应该讲的话吗？我早听腻了！”
“委员长！”杨虎城也苦着脸央求道：“这件事情实在太大，希望……”
“什么希望不希望！”蒋介石大怒，“希望就在消灭共匪！其他什么日本不日本，都是次要的！”
张、杨两人只得忍着，默默地跟他到省党部，听蒋介石向东北军、西北军训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离我们很远，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此时须讨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为你们的援军；一条路是调往闽、皖，听任中央调配！你们不要自误了！”
“委员长！”张学良、杨虎城无可奈何，会后就向蒋进行“哭谏”，他俩痛哭流涕，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直哭诉了三个小时。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大声叫道：“你现在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