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总理指教！”孔祥熙一时又有些失落感，只好接着谈这本书，“这第二吗，我想把总理手稿拿给冯焕章先生，因这两年我受命在北方开展秘密工作。很注意军人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冯先生虽是北洋军人，但倾向革命的一面比较突出，跟我算得上是一位很好的朋友。他生活俭朴，体恤士兵，声誉很好。他的部队纪律严明，很有战斗力，如果能让他转到革命方面来，将会大大推动革命进程。他对革命有热情，但常说可惜没有很好的办法。如果把总理的手稿送给他，一来他必然感激总理对他的器重。二来他读了总理的书，就会受到启发，可以增进他的革命精神。不知总理以为如何？”
“很好，我的手稿可以送给他看。我们与冯先生这几年有过接触，并达成一些谅解和默契。希望你能把握这次机会，使冯先生拿出些更实际的行动来。这样你的功劳就大了，那时你再出任要职就好说话了。”孙中山看出了孔祥熙刚才内心的活动。
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孙中山达成国共合作意向，帮助改组国民党并协助筹备的结果。孙中山在会上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共有165名代表，共产党人占了23席，7名共产党员被选进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乘会议召开的大好形势，孔祥熙怀揣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手稿，匆匆赶往上海。
鼓动冯玉祥演出现代活剧“捉放曹”
在中华书局，孔祥熙自己垫了钱，让把《建国大纲》印刷3万册，然后发往各地。这一举动极大地提高了孔祥熙在国民党内的名声，成为他重要的一笔政治资本。
中华书局排版以后，孔祥熙带着孙中山的手稿和信件，来到北京南苑，会见冯玉祥。
冯玉祥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1882年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其父为下级军官，家境清贫。自小失学，很早就走上了吃粮当兵的道路。1910年任北洋陆军管带（营长）。辛亥革命前夕，冯玉祥受同盟会的影响，与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等在军官中组织“武学研究会”，以“求知”为名，秘密联络同志，准备起事。武昌起义爆发后，“武学研究会”的青年军官于12月31日在滦州举兵响应，推冯为参谋总长。起义很快失败，冯被拘捕，并被押解回保定家乡。1912年以后，冯玉祥又被重新起用，先后任北洋陆军团长、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陆军检阅使等职。冯玉祥1918年至1920年驻兵常德期间，已和孙中山方面的人士有所来往，初步读到了孙中山的著作，对孙十分佩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冯部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为“友军”，互不攻击。1920年夏，当冯部由常德北撤驻于武汉附近的谌家矶时，冯曾致信孙中山，述说了对孙的敬仰之情，信中说：“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先生一人……现下虽厄于环境，但精神上之结合固有日矣。”并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随后，孙中山派徐谦、钮永建带着他的信到汉口见冯，希望冯“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冯“很是兴奋感激”。1923年2月，马伯援奉孙中山命到北京访冯，冯表示要与国民党人往来。由于冯玉祥已有倾向广东革命势力的初步的思想基础，在先又与孔祥熙颇有交情，因此，孔祥熙一到南苑，即受到冯玉祥的宴请。
宴席上，孔祥熙开门见山地问冯玉祥：“现在你的北方怎么样？”
冯玉祥苦笑着说：“我不说，你还不明白吗？”
孔祥熙又问：“虽说现在这边是曹总统执政，吴大帅掌兵。可你作为陆军检阅使，总该有些办法吧？”
冯玉祥摇摇头说：“在这样局势之下，如何能有好办法呢？”孔祥熙马上接着说：“你没有办法，我这里却有很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喝了你的酒，自然要告诉你。”孔祥熙说着向冯玉祥直递眼色。
宴会一结束，孔祥熙就同冯玉祥走进一间密室，拿出孙中山手书的《建国大纲》说：“总理这次派我来，是要我把他手写的这本书送给你，想征求你对此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
号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将那份手书的《建国大纲》细细地读了两遍后，找来孔祥熙对他说：“孙先生讲得太好了，太完全了！”
孔祥熙听了说：“孙总理的《建国大纲》并不是一本讲义，它是一个要付诸实行的纲领，冯先生既然赞同，不知道准备怎样去实行它？”
“孙先生有什么指教没有？”
“孙先生有致将军的专函，但至于何时行动，采取什么行动，则全赖将军审时度势而定，我作为孙先生的代表，可以为你们传递消息，使互相支援。”孔祥熙这时才捧出了孙中山的信札。
“孔先生过谦了吧？你可不是一个只能传递消息的角色。这几年孔先生结识张（作霖）大帅、吴（佩孚）大帅，往来密切；又作为孙先生的代表，就南北纷争谈判、武力统一全国、实行分省自治、召开国民会议等问题，与北洋政府要员磋商；还在山西兴办教育，发展实业；在广州与国民党上层保持联络。集特使、商人、教育家、革命者于一身，革命、赚钱两不误，可是位历史上少有的人才啊！”
孔祥熙听冯玉祥这么一说，不由得哈哈大笑：“冯将军这么一说，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真的了不起了，可要是我投奔你麾下，恐怕你连个秘书都不要我做呢！”
“好了，谁敢让你当什么秘书，你要留在这里，我愿意下跪拜师，请你多教我些纵横捭阖的本领呢。这样吧，今天晚上我们进城，我请你到吉祥大戏院看京剧，至于下一步怎么行动，我们明天再详谈，如何？”
“看戏？”
“对。先看别人的戏，下步再看我们的戏！”冯玉祥语带双关。
二人出了密室，冯玉祥一声招呼，侍卫立即呈上了戏单。冯玉祥把它递到孔祥熙手上：“今天你是客，戏由你点。”
孔祥熙接过来：“那就不客气了。”仔细看了一会儿，指住一个地方：“那就看这出，《捉放曹》。”
冯玉祥哈哈大笑：“孔先生真有眼力，你不是开玩笑吧？”
孔祥熙懵里懵懂：“不是真的请我看戏啊？”
冯玉祥盯着孔祥熙的脸看了一会儿，见孔祥熙并不像装疯卖傻。把笑一收说：“瞎了！”
“谁瞎了？”孔祥熙有些动容。
“戏瞎了。”
孔祥熙有些不满：“看个戏嘛，你值得这样同我打哑谜吗？”
冯玉祥这才说：“看来你是真不知情。昨天晚上曹锟总统看戏，上演的正是裘派名剧《捉放曹》，曹大总统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捉放曹，捉放曹，难道我曹大总统也是让人可以捉捉放放的吗？他中途就让把戏停了，今天传下指示来，这出戏列为禁戏。今后一律不许上演，谁再演就把谁捉起来，而且永远不放！你点这出戏，不是有意和总统对着干吗？”
“噢，原来是这样！那《捉放曹》演的是三国故事。说的是曹操谋刺董卓后，连夜逃出京城，到了中牟县，被县令陈宫拿住。后来陈宫看曹操气度不凡，能成大事，不仅把他放了，还封库挂印。自己也跟随曹操跑了。这样一出戏，和他曹锟什么相干？看来这也许是做贼心虚吧？当年袁世凯就迷信这个，见元宵节卖元宵。就认为元宵谐着‘袁消’，暗藏袁大头被消灭的意思，就下令把元宵改为汤圆，元宵节也取消了。可结果呢，在全国民众唾骂声中，蔡锷在云南一起兵。袁大头还不是照样惊吓而死，给报销了？我看呀，他曹锟不让在戏院演《捉放曹》，你冯将军就在这京城大舞台上演一出吧。”孔祥熙煽动性地望着冯玉祥。
“你等着瞧吧！”冯玉祥攥了一把拳头。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率20万大军与张作霖决战于山海关。顿时，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喜峰口攻击张作霖背后。
冯玉祥率部队磨磨蹭蹭，一天走不了几里路。后来曹锟派人督战，催促加快行军速度，冯玉祥便安排部队白天前进，夜晚后退，始终在滦平附近徘徊。10月19日，冯玉祥得到了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失利的消息，认为时机已到，带部队星夜驰回北京城。10月23日，在留城部队里应外合下，未鸣一枪，占领北京城，冲进新华门，捉起了“贿选总统”曹锟，把他囚禁起来。并迫使曹锟下令前线停战，撤销讨逆军总司令等职衔，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这就是有名的“北京政变”。
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在有人主张严惩曹锟时，冯玉祥又念起旧情。毕竟自己是曹锟部下，以往待自己不薄。虽政见不合，他下了台也就算了。这样冯玉祥本着基督的“仁爱”精神，又放曹锟一马，让他跑到天津租界，优哉游哉，颐养天年去了。
冯玉祥真的在京城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现代活剧“捉放曹”。这离曹锟禁演《捉放曹》不过是几个月的事。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成立了冯玉祥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联合执政的临时混合内阁。
鉴于清末代皇帝溥仪还在北京紫禁城里，保留着一个小朝廷，每天仍在接受文武大臣的三拜九叩，不仅每年要耗费民国十几万两银子，更重要的是总有些晚清遗老，复辟之心不死，动不动就想把皇上请出来重新执政。比如1917年，辫帅张勋就演过那么一出丑剧。冯玉祥下决心让这个小皇帝去当民国公民，他派鹿钟麟带部队进入紫禁城，勒令溥仪限期搬出，清除了民国成立13年居然还在延续着的“中国之帝号”。
看着北京城里出现的巨大变化，孔祥熙喜气洋洋，立即赶往广州向孙中山复命：“总理，北伐军打了几年，连湖南也过不了，这一回，您的《建国大纲》一出来，北京城立即改朝换代，总理的思想威力大呀！”
“光靠思想的威力也不行啊，这里面有你在北方积极活动的功劳啊。”
“我不过是做点跑腿打更的事儿，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孔祥熙听了孙中山的称赞，笑得满面生春。“总理，北京现在是三方联合，实际上是三虎一山，过不了几天势必要相互火并。冯将军也难于把握局势，他要请你北上，到北京主持大局呢！我看这是个机会。”
“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邀我北上的电报都已到了，党内对我去不去意见还不统一，还需要进一步会商。”
“你千万不要听那些心胸狭窄鼠目寸光的人说的话，北方没有那么可怕。我在北方多年，对那些人是了解的，冯玉祥、张大帅都是很讲义气的人：就是号称‘段虎’的段执政段祺瑞，也是很豪爽的人。北方人的特点就是袖筒里插棒槌——直来直去，他要不满意，就会破口骂娘，他要请你去，就绝不会加害于你。你这一去，革命进程就会大大加快，机不可失呀！”
“你说得有道理，但也不完全对，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孔祥熙希望孙中山能尽快成行，又去做说服孙夫人庆龄的工作。
成为孙中山遗嘱证明人
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各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经过慎重考虑，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北上，中间乘船经过香港、上海，又取道日本神户稍事休息并欢叙旧情，看起来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但在到达天津之前，肝病再次严重发作。12月4日在天津下船时，脸色已很难看。12月31日，他在庆龄陪同下抵达北京。车站上聚集着大群欢迎的人，但孙中山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遂发表了一个书面讲话，表示“此来北京不是为争地位，为争权力，是特来和诸君救国的”。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是已当上中央政府执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为当“合法总统”，竟然提前召开了一个只有旧式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的建议。段祺瑞为了换取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表示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孙中山勃然大怒：“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在欢迎我呢？”
孙中山的肝病不能动怒。但他不能容忍，一再痛斥段祺瑞等人的卖国行径，从而更使病情恶化。肝脓肿已被确诊转为肝癌，被送进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诊治。看到这种状况，孔祥熙心急如焚。他跑里跑外，请医生，买药品，竭尽全力，关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孙中山。
在协和医院进行镭放射治疗后，没有效果，孙中山迁出了医院，住进了他的临时行辕——位于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宅，进行中医治疗。
公元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汪精卫、孙科4人进入病房。
孙中山问：“汝等前来，将有何言耶，不妨直陈。”
孔祥熙等人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说：“当1月26日先生入住病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愈，固无说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