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并出任财政部长。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小妹。说实在的，两边都有后台。尽管他对蒋有气，思来想去，他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蒋介石。宋子文是有本事的，蒋介石挖墙脚也是有心计的。宋子文一旦成为蒋的人，便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样，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拥抱在一起。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的政权。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并把他当做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宋矛盾又尖锐化了。日本帝国主义在继“九一八”事变以后．又于1932年挑起了“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中国第19路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在被炸毁的废墟里挖壕据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每一寸土地。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增援，19路军的官兵遭到很大的伤亡。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分歧。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时，蒋介石就准备了浩大的费用，并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宋子文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宋和蒋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增加到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费用，这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计划流产，而且又要发行新公债。宋子文反对蒋介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反对更多的借款，实际上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通电所述，是防止内战。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采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19路军调走的做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这时候，孔祥熙在欧美尚未归国。蒋介石又感到宋子文筹款有方，便再三加以挽留。结果，他们互相作了妥协。宋子文同意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之职，蒋介石则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并且宋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入支付一部分军费。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一仗也未打。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堂而皇之的理由，到美国去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话不投机，蒋介石也没阻拦。
在这场矛盾中，孔祥熙更加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地位显赫。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差别。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他对蒋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与蒋的关系更亲密。而宋子文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宋子文自恃不仅是蒋介石的大舅子，还是先总理孙中山的小舅子，两朝国舅的身份，使他有时很不把蒋放在眼里，他认为对的，就只管铁心坚持，任蒋介石说好话拍桌子都不管用。这让蒋介石感到头疼又无可奈何，从心里说，蒋介石非常需要孔祥熙的殷勤和驯顺。
对政坛每一丝变动，宋霭龄都是十分敏感的。此时她的心情又复杂起来：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大弟，显然大弟受了委屈，她还是十分同情的。忙问：“子文现在在哪里？”
“他向委员长提出，要出国4个月，不知准备得怎么样？”孔祥熙道。
“我得看看他去。”宋霭龄边说边站起了身。
“你看几点啦？都到12点了。”祥熙提醒她。
“那我明天去。”
宋子文继续控制中央银行算盘落空，
孔祥熙为己为蒋不惜把国家钱袋子掏空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点，宋霭龄给子文挂了电话。也许是故障，不通。于是，她便叫了随从和司机，驱车匆匆向子文官邸驶去。事不凑巧，子文驱车刚刚离去，霭龄很是扫兴。当晚又来，再次扑了个空。因事务缠身，一周后再来，子文已去了机场。霭龄驱车去追，赶到机场时，子文的座机已经起飞。那机尾的红灯在夜空中，给霭龄留下了若明若暗的光曦。霭龄落泪了，祝愿大弟心宽体健，一路顺风。
其实，霭龄这时对子文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宋子文的中央银行总裁是主动所辞，由孔祥熙出任也是由子文请行政院长汪精卫保荐的。他的算盘是自己和蒋介石越闹越僵，为了保住财政部长宝座，把中央银行总裁一职让出去，而且要让给自己的亲戚、对蒋介石恭顺听话的大姐夫，一来可以让蒋介石通过比较信任的孔祥熙了解财政金融的实际情况，二来中央银行的原班人马都是自己的班底，孔祥熙为人谦和，不愿发生矛盾，仍可由自己暗中控制。这可以从3月5日宋子文发给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的电文中看出。电文说：
陈副总裁鉴：可密。译转胡笔江兄鉴：弟辞中央银行总裁职，于财政金融有益无损。一切仿照原定计划进行，请转告寿民、孟嘉诸兄为祷。
弟子文，歌。
当时胡笔江、唐寿民、胡梦喜均系宋子文的主要谋臣策士，也是宋的心腹大将。宋叫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转告他们，一切仿照原定计划进行，就说明他开始并没有辞去财政部长的打算，而且想继续利用原班人马控制中央银行。同一天，财政部次长徐堪也给心腹人马发出电报，进行布置。徐的电报是：
陈副总裁鉴：可密。部座本日中政会提出辞中央银行总裁职，并请汪院长保荐孔庸之先生替代，其目的大概俾各方明了财政状况，不致仍然要求增加经费。请转告馥荪、公权、淞荪、孟嘉诸兄为祷。
弟堪，歌。
宋子文辞职的用意在这些密电里已表明无遗，可惜他的算盘并不是每一次都拨得准确无误。他的辞职，既没有让蒋介石因此停止要求增加军费，也没能让看似好好先生的大姐夫孔祥熙照着他的事先安排行事。
孔祥熙平时嘻嘻哈哈，看上去好像心无城府，实际上却精明到了老谋深算的地步。他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是首先借机加强自己在天津设立的裕华银行。
5月15日，孔祥熙就示意留任的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密函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李达，与裕华银行保持特别联系。陈行虽受宋子文所托，要他照原计划办事，但他已经明白，宋子文这一辞职，短时恢复已不可能，要在中央银行继续干下去，必须讨得孔祥熙的欢喜。何况宋霭龄手段高明，几下子就把这帮人抓到手里，陈行当然不敢也不肯违背孔祥熙的意旨，立即给李达发去了密令。
李达自然也不肯得罪新任总裁孔祥熙，马上给陈行复电，表示了自己对孔祥熙的私人银行将予特别关照。他的电文是：
健公（陈行字）副总裁钧鉴：顷奉本月15日钧函，敬悉钟切。温君襄忱，前曾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现达极为相熟。此次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仍常晤聚。总裁于该行（裕华银行）既甚注意，遵当与该行特别联系。至推行钞票一节，容俟温君到津，即与之面洽，再行函报。
孔祥熙少年知己五叔孔繁杏曾在天津裕华银号任职，孔祥熙在国民政府任职后，即把裕华银号改为山西裕华银行，作为他自己私人开设的银行，与铭贤学校并列为他本人创业的基础。实际上山西裕华银行规模很小资力也很薄弱，主要是依靠孔祥熙当上中央银行总裁后的关系，利用中央银行的扶持，逐步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开始后，山西裕华银行迁往重庆。孔祥熙对裕华银行并不避讳，而且津津乐道，显示他家早已开设银行，他自己早就是银行资家。
孔祥熙上任后的第二把火，就是克尽所能，为蒋介石筹措战争经费，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将近赤字1200万元。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了筹措经费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发行1亿元新公债。接着，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有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打内战的军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发行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这些钱都被用来进行反革命“围剿”。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的“锦囊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益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反革命“围剿”的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工农业生产则更加陷入困境。一位有识之士当时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很快，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
一个时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这股萧条之风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工业国家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储备。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
同时，大量银元外流，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以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名义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公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白银外流的现象受到了遏制。
孔祥熙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他让中央银行享受了多种特权，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关金券供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赚了一大笔钱。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祥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平常，孔祥熙一个劲地支持中央银行在金融界大捞特捞。这次由于债券市场急剧缩小，孔祥熙不得不打出中央银行这块王牌。他命令中央银行大量吸收公债将相当一部分赢利给南京政府贷款。政府依靠中央银行吸收公债勉强支撑了一阵，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