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之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南京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所发行的纸币定名为“法币”。为何称为“法币”呢？这就是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国家法律”赋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所谓的无限法偿是相对于有限法偿而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辅币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额，超过限额对方可以拒绝收受，故称为有限法偿。而对于本位币，每次授受的数量，则无限额，任何数量的本位币，对方均不得拒绝收受。故称为无限法偿。法币政策的实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放弃银本位制，但是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所以，它与黄金没有直接的联系。
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筹划，确定法币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自己的价值，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l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也成了英镑集团中的半殖民地货币成员国之一。法币虽不同白银相联系，但却要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后，换成英镑存在英国做储备，来维持法币的稳定。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存在伦敦的法币准备金约有2500万英镑。
法币与英镑相联系，引起美国的嫉妒和不满，美国使用停止收购白银、压低银价等手段，迫使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与其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美元50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同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
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以白银为“国有”的名义，进行集中。孔祥熙颁布的《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钱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等，从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
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银行收兑银币共达3亿元。
由于发行法币，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用白银兑换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换1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1／3，即3角钱以上，这是一种封建性的掠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由此发了一笔横财，从全国劳动人民身上又剥去一层皮。
法币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货币政策，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因法币同英、美汇价联系，当英、美汇价发生变动时，法币价值也必须在英、美汇价上下限内变动。这就有利于英、美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执行法币政策时，英、美乘机大量收购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到1937年7月31日为止，国民党政府存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金共达13521万美元，其中约7l％存在美国，30%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控制。
然而孔祥熙却说：“美国对我国新币制之赞助，岂独利吾国人，其裨益外人与我共贸易者亦良多也。”
实施法币政策，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在这之前，市场上还流通着12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政策推行以后，使得货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央、中国、交、农4行，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银储备一律移交各有关接收银行。这样，一般商业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资本的银行，于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掌握的四大银行，就可以利用法币关系以及其他业务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来控制一般商业银行。所以，币制的统一，法币的发行，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加速控制金融，确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全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
蒋介石委员长备加信任，孔祥熙春风得意，1935年11月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国民党党史编委委员，再加上已有的现职（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他实际成了南京政府“执掌相印”的核心人物之一。
建立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再树财政金融两支柱
接着，孔祥熙又成立了中央信托局，并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任命自己的大公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掌握了业务用人大权。
中央信托局从1934年6月24日开始筹备，原为中央银行直辖的一个局。筹备期间由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叶琢堂兼任筹备主任。1935年7月30日正式成立，最初发表由张公权副总裁兼中央信托局局长，张度、刘攻芸为副局长，10月1日开始营业。
上午，中央信托局首先举行了开业祝贺典礼。孔祥熙操着地道的山西话，发表了演说：“弟兄们！中央信托局今天正式挂牌营业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代表蒋委员长、代表汪院长，向你们表示祝贺！
“为什么要成立中央信托局？因为政府有许多事情要委托商业机构经理，委托给谁谁就要赚钱。我们为什么把钱白白给人赚去呢？自己出面办这样一个机构，事情办得又顺手，钱又不会让人白赚去，这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当然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节约开支。减轻政府的负担，这是一。其二，中央银行限于国家银行代理国库的地位，事实上及手续上有许多事情都不便直接出面办理，而在中央银行之下，组织这样一个信托事业独立机构，那就方便多了。是不是啊，哈哈哈……”
孔祥熙这一笑，属下自然心领神会，这是一个大有钞票可赚的行当，而且是赚政府的钱，赚大宗的钱，那掌声鼓起来可就热烈多了。
孔祥熙兼起了这个信托局的理事长，那中央银行委托给信托局的业务，就等于孔祥熙自己委托给自己，运行起来当然方便又好赚钱。
中央信托局注册资本1000万元，会计独立。原订的经营业务有：
1．国营投资事业；
2．各种信托业务；
3．各种人民普通储蓄；
4．设立中央储蓄会、万国储蓄会办理有奖储蓄；
5．保险业务，等等。
这说明，中央信托局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生意。但主要做什么生意呢？在字面上，就含在“等等”里面，实际上主要是做军火生意。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扩编军队，订购军火。当时国内虽也有少数兵工厂，但是远远不能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因此不得不通过上海租界内的洋行向国外订购。当时订购的主要对象是德国、捷克和瑞典等国。例如轻机枪，大部分就来自捷克。
过去洋行订购军火，回佣大、价格高，还时间长，缓不济急。蒋介石曾和宋子文商量，认为还是直接向国外订购比较合算。最初曾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去德国，以考察军工的名义采购军火。正好谭延闿的儿子谭伯羽在德国留学，并任中国驻德大使馆秘书，就由谭伯羽会同柏林大学的俞大维组织驻德商务专员处，直接隶属军政部，专门办理有关军火洽购事宜。从此以后，俞大维就在国民党内成为权威的军工专家，历任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到台湾后还担任了国防部长。
因为订购军火需要大批款项，一开始除了军政部之外，还有宋子文插手。宋子文利用这个机会，把财政部所属的缉私营整顿改编为税警团，由财政部自行节制，自行训练，较之蒋介石的正规军，装备和训练都更为精良。正是因为宋子文的税警团，导致了蒋介石对他极为不满，认为他要搞第二武装。税警团成为蒋、宋之间的一个主要矛盾，促成了宋子文丢掉财政部长宝座。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官清一色是黄埔军官学校及中央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而税警团最初就由宋子文选了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任团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宋子文把税警团调上了淞沪前线参战，结果王赓被俘。后来税警团的负责人一直由美国军校的毕业生担任。税警团在抗日战争期间扩编为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也是美国维尔曼军官学校的毕业生。
孔祥熙成立中央信托局以后，只到1935年购买军火就达13890万元。订购的军火包括航空器材、军械、汽车、汽油、海防设备等。购买军火给孔祥熙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
抗日战争开始后，孔祥熙派大儿子孔令侃以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名义常驻香港，代表国家购买军火。孔令侃租用皇后大道汇丰银行二楼112号里20间办公室办公。他大权独揽，骄横跋扈，叫手下的人出入都腰佩左轮手枪，前呼后拥。因为这是一个有油水的肥缺，许多人都来巴结，以便从中分肥。宋美龄也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名义，插手向美国订购飞机合同。孔宋家人都因了这个中央信托局，在里面得到了方便。
孔祥熙掌管的另一局是邮政储金汇业局。这个局最初是在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它是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一种办法，即由邮政局兼办储金和汇兑业务，开始是由德、奥两国创立的，后来日本人用这个办法，取得很大成效。1931年7月，上海储金汇业总局组织法由国民党政府公布，原来的总办改为局长，会办改为副局长。1935年7月，邮政总局与储汇局合并，由交通部和财政部双重领导。从此正式完成了国民党政府“四行两局”的国家金融体制，作为国民党的国家金融支柱，一直延续下来。
间接控制“小四行”，名副其实的财界大腕
以“四行两局”为中心的国家金融体制逐步形成的同时，孔祥熙利用上海的金融恐慌，开始兼并其他行庄。首先从兼并中国通商银行着手。1935年夏，上海发生挤兑风潮，各发行钞票银行均岌岌可危。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设立的第一家银行，但一向经营不善，由于挤兑，原董事长傅筱庵无力维持，改由杜月笙出任董事长。杜是当时地方青红帮势力的代表，一向和蒋介石、孔祥熙等国民党上层人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杜月笙能出任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背后是得到孔祥熙支持的。
随着中国通商银行的挤兑，青岛中国实业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1935年5月21日，这一天中，就兑现出现银20多万元，完全依靠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和济南分行拨款维持。此外四明商业银行，系1909年8月成立的，也是我国商业银行中历史较为悠久的，原来由孙衡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金融风潮中，不得不辞去总经理职务，改由叶琢堂继任。
这3个银行，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历史都比较悠久；第二，都是发钞银行；第三，都经营管理不善，内部实力空虚。孔样熙借着金融发生风潮的机会，实行兼并整理。他采用的办法是让银行的旧股贬值，增加官股。对于旧股折价，孔祥熙抡起板斧大杀价。提出原来的旧股折价只能折一成，即每百元只折合10元。这些小银行当然不干，但是，孔祥熙勒着他们的脖子，不干就让他们破产。破产就连这一成的钱也没有了。这些人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好不容易争到了一成半，即每百元旧股折合成新股15元。在实力雄厚的官僚资本压迫下，他们只好捏着鼻子喝下了这杯味道不美妙的苦酒。
按每百元折合15元计算，中国通商银行仅剩下股款52．5万元；中国实业银行剩下52．6万元；四明银行剩了33．7万元。而财政部加入的官股，在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分别达到347万多元，加入四明银行的更达366万多元。这样3家银行都凑成了资本总额400万元，当然官股占绝对优势，不过孔祥熙也并没有真的从国库中拿出这1058万元，而是由财政部以公债拨充罢了。
官股占了这3家银行的绝对优势。它们的主要负责人当然也得更换。更换以后，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是杜月笙，总经理胡以庸；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总经理周守良；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总经理李嘉隆。除了杜月笙，其他5人都是孔祥熙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派去的亲信。
3行董事长的安排使孔祥熙颇动了一番脑筋。让杜月笙当董事长是为了勾结上海恶势力，这个很明显。四明银行原属宁波帮，吴天隆既是孔祥熙的亲信，又代表宁波部分银钱业。傅汝霖是东北人，参加过国民党西山会议，和元老派居正往来密切，孔祥熙利用傅汝霖与元老派勾结，以对抗政学系和CC系。但总的来说，孔还是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这批官商合办的小三行与原中国银行投资兴办的新华储蓄银行，并称为官商合办的小四行，处于国民党的四行两局和代表北方财阀的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北四行以及代表南方江浙财阀的浙兴、上海、浙南三行之间，构成抗日战争前夕中国金融机构的总态势。
孔祥熙由直接控制四行两局，间接控制小四行，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最大的财界大腕，“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妹孔家财”的说法开始传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