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胆施才，金融垄断形成
54岁的孔祥熙出掌财政部，一反宋子文照搬欧美理财方法，硬顶蒋介石的做派，完全以蒋介石马首是瞻，凡是蒋介石想要的钱，他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满足。蒋介石自然从心底高兴，也就放手让孔祥熙在财政金融界大干。委员长和财政部长再没有了宋子文时代的那种龃龉和别扭，二人各有所得，如鱼入水，优哉游哉，好不畅快。
从1933年11月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是孔祥熙理财措施比较顺利的时期，也是他取得较大的成就的时期。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宋子文在任时为他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一方面孔祥熙也确实下了大工夫。
孔祥熙上台之初，首先面临废两改元和白银外流的双重难关。在1931年至1933年期间，世界各国竞相放弃金本位制，贬低货币。倾销商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经济大恐慌。中国贫弱的工商业经不起风吹雨打，摇摇欲坠。加之国内货币混乱，既有铸有孙中山、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流行，也有使用了上千年的散碎银两，这更使金融上的困难加重。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均认为必须进行货币改革。首先是废两改元，使货币趋于统一，结算简便易行。其次要改变银本位制，采用当时世界通行的金汇兑本位制，以稳定金融，才有利于发展经济。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已经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当时规定银两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并已从3月10日在上海开始实施。孔祥熙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萧规曹随”，接着大力推行，由于符合民众要求，进展十分顺利。
孔祥熙兼任财长后，利用初期取得的成就和赞誉，和宋子文合力一起乘机夺取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又将原来的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加上原来的中央银行，形成了“四行两局”的金融中枢地位。同时又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与新华银行一起，形成了“小四行”的外围组织。
孔祥熙为国民党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这当中，他的私人资本也迅速膨胀起来，孔氏家族先后创办、接收的就有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扬子建业公司、嘉陵企业公司、利威汽车公司等等。有了财政、金融、经济大权，孔祥熙还或明或暗地用白银国有、发行法币、公债投机、外汇管理、购买军火、出售黄金等手法投机倒把，大发横财，成了旧中国富甲天下的大财阀。
在为国民党政府垄断国家财政金融的努力中，孔祥熙充分显示了他的精明和强干。他为蒋介石立了大功，也为自己招来了怨愤和对头。
在孔祥熙推销公债的活动中，趋炎附势的银行家大有人在，而不愿屈从的人也为数不少。
这边，孔祥熙好不容易让那些容易上当的和虽不情愿但慑于淫威的人，购买了数千万元的政府债券；而那边，有些银行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张嘉敖就是一位不听其命的强硬派。他公开发表演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大讲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军队在剿共作战方面花钱太多，南京债券不值钱，我们不要受骗云云。他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债券，致使南京债券一落千丈。张嘉敖还伙同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为孔祥熙提供资金。这些事，令孔祥熙极为恼火。
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早就有觊觎之心。因为这两家银行的资金占旧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1／3。张嘉敖自恃有外国资本集团的支持，财大气粗，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孔祥熙放在眼里。双方便尖锐地对立起来。孔祥熙自有自己的心计，大权在握，气势汹汹，他下定决心要垄断所有的银行。他说：“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敖，我一定要叫他滚蛋！”
一段时间内，孔祥熙闭门不出，策划于密室，老谋深算。因为他十分清楚，假如由南京政府接管这两家银行，民众对中国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将会失去信心，他的垄断地位就会建立。
在此期间，他又请示了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全力支持对这两家银行采取行动。这更增加了他的信心。
孔祥熙首先对这两家银行发起了一次“流言攻势”。他一次又一次地约见工商业的资本家，含沙射影地对他们说：“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银行家们所作所为造成的。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无法得到贷款？为什么银根这样紧？为什么利率这样高？根子就在这里。”
他和宋霭龄慷慨大方，一次次设宴招待这些忧心忡忡的资本家，引诱这些人向中国和交通银行发泄不满情绪，制造对立。在一次由青帮头目杜月笙出面召集的会议上，孔祥熙还信誓旦旦地对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说：“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或流言，或行贿，使日益陷入窘困的工商业资本家们感到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南京政府和银行家并不同情他们的困难，不愿更多地扶植他们发展生产。一些企业的头面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要求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增加500万元的救急款，无担保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做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火被点起来了，孔洋洋得意。这些企业家的要求被孔祥熙用来作为压迫银行家的工具。孔祥熙作为政府官员，抓住时机，来到上海，召集上海地方协会、救济协会、城市官员和上海银行家又开了一系列会议。无论是在会内还是在会外，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孔祥熙都用各种方式催促银行家贷款。
胳膊拧不过大腿。银行家们不得不答应，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商界银行组成银行财团，提供500万元应急借款。
孔祥熙挑起的公开较量，使上海银行家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他把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商业受困窘的状况上，并把责任都推给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小银行身上。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似乎与此毫无关联。上海的银行家们一再妥协退让，十分谨慎地响应孔祥熙的号召，试图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
然而，孔祥熙的所作所为，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妥协和退让并不能满足蒋介石、孔祥熙的欲望，厄运终于降临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头上。
1935年3月23日，在事先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该二行都必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由孔祥熙签署的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二千五百万元，内官股五百万元，应再增官股二千五百万元。随文发给二十四年金融公债二千五百万元预约券五张，仰即填具二千五百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交通银行的命令，除资本额外，其他内容均与此大体相同。这样不拨一分一文现金，只凭一道命令和几张公债券，就控制了中国、交通二行。
孔祥熙胜利了，但其手段并不高明。孔祥熙对中国、交通银行加入官股的办法，纯系巧取豪夺。因为拨付的官股不是现金，而是靠政府权力发行的公债券。所以，银行账面上资金虽然增高，但库存的现银则依然如故。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孔祥熙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敖及董事长李铭免去现职，由宋子文兼任该两职，任命张嘉敖为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这个所谓的“第二副总裁”形同虚设，因为中央银行一直是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所把持，“第二副总裁”必须听命于孔祥熙和陈行。这当然是张嘉敖所无法忍受的，张以“疲惫”为由，请求辞去“第二副总裁”，并向交通银行董事会提出准其常务董事请假。
接着，孔祥熙采取高压和恐吓手段，为中国、交通银行的股东们办理了正式的手续。中国银行于1935年3月30日“选出”了新的董事会，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跻身其中。4月20日，交通银行召开股东会，孔祥熙的一些亲信也堂而皇之地被选为常务董事。
在夺取了中国、交通两个银行的权利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的3家重要的商业银行——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3家商业银行突然发现他们的“信誉垮台了”，没有能力兑现他们发行的钞票。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状况是孔祥熙一手造成的。因为由孔祥熙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3个银行，囤积了这3家商业银行的大量钞票，为了整垮这3家商业银行，便在一段时间内突然要求全部兑现，这当然是这3家商业银行无法应付的。
这样，南京政府便进一步施加压力，强迫这3家商业银行的经理们辞职。孔祥熙乘机在这3家商业银行中，安插亲信，培植势力，控制了银行新的董事会。还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向这3家商业银行各拨500万元，这样又把这3家商业银行完全控制了。
孔祥熙为了实现金融垄断，步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尘，不择手段地对一般民族资本银行进行控制、兼并和掠夺，逐步形成了全国的金融垄断网。与宋子文一样，孔也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民党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他们的巨额财富是直接运用政治权力以超经济的掠夺方式积蓄起来的，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进行的反革命内战，对于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具有特别重大的作用。
币制改革，“四行”成为金融寡头
推行法币政策，是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之后的一次大的行动，也是中国近代货币史的一件大事。最先是宋子文提出来的，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坚持下来。
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孔祥熙上台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银行挤兑，银根奇紧，通货紧缩，物价猛跌，工商业倒闭，金融业停歇。京、津、沪等大城市，人心浮动。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恐慌，市面更形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
这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进行币制改革问题了。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孔祥熙首先想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实施币制改革。然而，美国政府担心，如果贷款给中国政府，实施币制改革，会激怒日本，因而对孔祥熙的要求反应冷淡。
这段时间，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倒“十分关心”，主动表示愿意给南京政府贷款。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本提出了十分恶毒的贷款要求，即要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聘请日本顾问，要偿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对日借款，等等。很明显，日本帝国主义是想通过苛刻的条件，给蒋介石政权一笔巨额贷款，从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
由于蒋介石、孔祥熙的后台老板是美英垄断资产阶级，对于日本的这些要求，当然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英国为了维持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于1935年8月派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负责为国民党政府策划币制改革。经过孔祥熙、宋子文同李兹罗斯的多次商议，终于制定出采用纸币流通的“法币政策”，并提出把中国货币纳入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方案。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币制改革坚决反对，它公然拒绝交出在上海和天津日商银行所存的白银。李兹罗斯专程赶到日本，会见了日本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和外交大臣币原，与他们多次协商，均毫无结果。
孔祥熙对日本不再抱任何希望，于1935年11月2日，以《财政部布告》和《财政部长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同月15日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以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等。这个《法币政策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11月3日止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确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