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3月20日，追随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诸侯们在爱尔福特古老的王宫开会，并着手讨论和制定联盟宪法。然而，普鲁士的野心受到了符腾堡、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反对。符腾堡国王明确指责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建议将意味着各邦集体自杀。”巴伐利亚唯恐普鲁士威胁到自己，因此提出由奥地利、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组成德国的执政内阁。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这时已经镇压了国内的革命，不能容许普鲁士势力的膨胀和动摇自己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首相施瓦尔岑堡认为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墙脚是既不能被内部谋反的人民代议机构挖去，也不能被外部作为一个“德意志帝国理事”的普鲁士劲敌挖去。5月下旬，施瓦尔岑堡在迫使一批小邦退出三王联盟后，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了会议，正式恢复德意志联盟议会，直接向爱尔福特联盟挑战。普、奥两大邦国在争霸德意志的角逐场上愈演愈烈，稍有一点事端就将导引两强的兵戎相见。
1850年9月，黑森—卡塞尔人民起事，选帝侯请求协助平息骚乱。
普鲁士对这一沟通勃兰登堡和莱茵兰之间的主要通道有可能为奥地利所控制忧虑已久，因而便急不可耐地把军队开进黑森。奥地利皇帝认为这是搞垮普鲁士的好时机。奥地利皇帝先是强烈要求普鲁士撤军，继而联合巴伐利亚进军黑森。
俄国不愿坐视普鲁士政治影响的扩大，更不能容许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的产生，于是俄国坚决支持奥地利，反对三王同盟。1850年5月，沙皇尼古拉一世致信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说：“我认为，与奥地利和解，解散三王同盟，是巩固陛下政府的必要条件。”对普、奥争端，他明确表态：奥地利有权干涉黑森内政，有权重新建立法兰克福联盟议会。尼古拉一世甚至以战争相威胁，一旦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听劝告，俄军立即占领东普鲁士直到维斯瓦河一线。10月，尼古拉一世邀请普、奥两国君主在华沙会晤，调解奥、普争端。沙皇以国际活动中罕见的粗暴态度申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说他在玩弄革命的把戏，必须尽快收起。
在俄、奥的巨大压力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决定妥协，摒弃三王同盟计划，同奥地利和解。
1850年11月29日，在沙俄的操纵下，普、奥双方达成《奥尔米茨协议》：普鲁士解散三王同盟，年底在德累斯顿召开会议，由各邦国共商德意志联盟的前途。关于黑森争端，普鲁士承认奥地利有权进军黑森，并声明派军入黑森完全无意干涉德意志联盟的事件，而是为了维护合理的君主政权，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军事行动表示歉意。
1850年12月至1851年5月，德意志各邦在德累斯顿开会，旧的德意志联盟又恢复了，奥地利重新取得了在联盟中的最高地位。
普鲁士的狂热分子视《奥尔米茨协议》为普鲁士的奇耻大辱，决心进行反击。1859年，普鲁士再次有了夺取德意志霸主地位的机会。这年4月，当时意大利境内唯一独立的国家撒丁王国为实现意大利的统一，联合法国对奥地利开战，希望从奥地利手中收回伦巴第和威尼斯。奥地利转而求助于德意志联盟，特别是普鲁士。普鲁士视之为确立自己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的大好时机。摄政王威廉一方面动员军队，对法国进行威胁，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奥皇以承认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为代价来换取帮助。然而，普鲁士的算盘再次落空，奥地利为了保住其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竟宁愿割地媾和，战争双方迅速缔结了《维拉弗朗加和约》。
1861年，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驾崩，其弟、王储威廉即位，称为威廉一世。次年，威廉一世任命铁腕人物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为首相，推行政治军事改革，力图自上而下统一德意志。
奥地利感受到血腥的气息，不得不作出一定姿态作为回击。1863年8月初，奥地利抛出了大德意志联邦改革方案，要点是各邦诸侯携手，重建中欧新秩序。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认为奥地利的方案，是一种确保自己优势的邦联式的国家联盟，普鲁士如果参加，就等于将德意志的领导权拱手相让。因此强烈反对，由于普鲁士的不支持，奥地利的大德意志联邦改革方案无果而终。
三、普鲁士成为联盟翘楚
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鲁士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许多方面都走在了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前面，而奥地利却进一步地衰落，普升奥降的态势为俾斯麦自上而下通过王朝战争的方式统一德意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普鲁士高度发达的经济
19世纪初普鲁士的施泰因—哈登堡改革的农业立法，实际上开辟了普鲁士农业代化的道路。自1819年以后，农业立法逐渐被扩展到普鲁士新的省份，如波森、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
普鲁士的农业立法改革，成为普鲁士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条件。
农业立法废除了普鲁士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逐渐成为自由人，为资本主义农业和工业提供了自由买卖的劳动力。大部分容克日益懂得，只有把庄园建立在资本经营的基础上，才能逃避破产，并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站稳脚跟。他们用所获得的资金购置机器、农具和化肥，改良土壤。易北河以东的一大部分较富的容克则把资金投入铁路建设。在普鲁士的其他省份，像西里西亚、威斯特伐利亚的大地主都转向重工业。这样，普鲁士统治阶级就分化了。只有易北河以东一部分受工业革命影响很小的容克固守原来的经营方式。
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工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普鲁士大力从英国进口机器。随着机器的大量使用，普鲁士的工业革命蓬勃开展。1829年，鲁尔区开始建立造船厂。1839年，普鲁士境内已有11个亚麻纱工厂，继麻织业之后毛纺织业也采用了机器。工厂生产方式在棉纺织业中获得统治地位。此外，用蒸汽机征服矿井，焦炭取代木炭，推动和刺激了采煤业的革新。由于铁路建设和机器制造的需要，又推动了冶铁业革新，焦炭高炉和搅炼法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铁的产量。
1837年至1842年间，普鲁士年产铁不足10万吨，1860年已经达到50余万吨。普鲁士的铁路建设也居德意志之冠，四大铁路交通中心——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其中两个在普鲁士境内。
需要指出的是，普鲁士工业发展有两个特点。第一，政府直接插手工业生产，加强了工业生产的计划性。第二，普鲁士的工业生产与军事工业的发展密切相连。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力图使工业发展为军事服务，普鲁士的铁路网都是按战略上的需要修建的。
相反的是，奥地利却步履蹒跚。这个时期奥地利君主和他的政府尽管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但是在专制制度的框框之下，保留了太多的贵族和地主阶级的特权，农民的劳役负担仍然没有取消，直到1840年，才准许农民与地主通过自愿的协议来赎买劳役，而不是废除劳役。结果，赎买变成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夺。专制统治和贵族特权还从多方面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政府实行的是工业发展不得与王室政治利益和贵族利益相抵触的原则，例如，在弗兰茨一世统治的年代，竟然一度限制建设工厂。政府不参与甚至也不支持铁路建设。皇帝认为“驿车从未满载，为什么要发展铁路呢？”1854年，奥地利的铁路线还只有400多公里，而同一时期美洲已经有4000公里铁路线。建设铁路比奥地利略早的英国也有了3000多公里的铁路线。
王室和贵族占有大面积的土地作为世袭财产，成为阻碍奥地利农业生产商品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使大片土地的开发受到封建特权的阻碍，直到1848年后，奥地利还有大量的肥沃土地没有开发。
奥地利学者普里斯特尔指出，19世纪奥地利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片面支持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少数高级财阀代表的经济政策。它用尽了一切方法不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渗入重要的经济生活领域，因而拖延了工业化的进程。
2.普鲁士的军事实力
普鲁士是****国家，自从17世纪以来，就不断靠对外战争扩大疆域，他们的军队也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推行武力统一的强大工具。
普鲁士沿用了施泰因—哈登堡改革时期确立的军事制度，它在当时的欧洲是最为先进的。首先，从严选择军官，军事条例明文规定，提拔军官“不得照顾其出身”，“只有那些在和平时期学习知识，受过教育，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类拔萃、勇敢又能驾驭全局的人，才有权利得到军官的位置”。其次，普鲁士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一切年满17岁至24岁的青年（特殊条件者除外）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最后，放弃单一的正规军制，建立由常备军、后备军和国民自卫队组成的多层次军制。普鲁士的适龄青年先在正规军中服役3年，再转入后备军服役2年，然后服国民自卫队第一征召役7年，负责在战争中的警备任务和为正规军提供后备力量；再服国民自卫队第二征召役7年，主要任务是战时保护交通线，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
普鲁士总参谋部，在毛奇的天才领导下成为了普鲁士军队的智囊。毛奇主张建立新的军事体制，严选军官，提高士气，采取新的训练方式。毛奇给参谋们讲授制订防范未来战争的计划和战备措施的方法。作战计划必须在战争爆发前制订好，而且要不断修改，军事演习和军事行动，则与其他强国参与的历史性战役和作战一样，都加以仔细研究。当时，在总参谋部的指令下，成立了专门机构对铁路系统进行监督，并确保其部队和补给品能更快地到达目的地。总参谋部还仔细研究普鲁士军队在实战中的错误，并对训练、编制和武器进行相应的调整。如1864年德丹战争中暴露出铁路系统未能按计划及时供应时，便改进了铁路的交通管理；1866年普奥战争暴露了普鲁士军队火炮的缺陷，于是陆军很快改用克虏伯公司生产的新式后膛炮。
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威廉一世在首相俾斯麦、参谋总长毛奇、陆军大臣罗恩的协助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军事变革，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普鲁士每年征兵额从4万人增至6.3万人，普鲁士军队的人数，步兵由45个团增至81个团，骑兵由39个团增至48个团，炮兵由9个团增至18个团。这样一来，相对于普鲁士的人口而言，其第一线的军队比任何其他大国多得多。
奥地利则是另一幅情景。监管奥地利帝国的“新专制”主要依靠军队，它可以镇压人民，是一支“有特权的军队”，但是装备落后。奥地利参谋本部反对“新发明”，奥地利落后的工业也不能向军队提供先进的装备。因此导致奥地利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失败，国际地位下降。
1857年和1859年，在同法国和撒丁的战争中惨败，奥地利除了威尼斯之外，几乎失去了它在意大利的所有领地。随之是意大利的统一，奥地利失去了地中海强国的地位。
3.普鲁士先进的教育
普鲁士具有欧洲独一无二发达的教育水准，高度重视对国民素质的培养，并以此作为振兴的基础。早在拿破仑的军队入侵的时候，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就指出了普鲁士的出路——教育兴国。
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对教育的看法在普鲁士，受教育和服兵役一样被视为公民必需的义务，而国家则必须为它的公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免费教育从19世纪中期就已开始，德意志统一前夕，普鲁士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7.5%。
当时的普鲁士拥有从一整套教区学校到大学的教育体系。普鲁士的教育设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层次。初等教育为小学，4年制。中等教育分实科中学和完全中学，前者是6年制的职业学校，课程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主，后者是9年制的普通中学，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升入大学。初等学校进中等学校必须通过入学考试。普鲁士还创办新型高等学校，培养高等人才。
早在1809年，普鲁士教育大臣洪堡上书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获准开办柏林大学，年拨款15万塔勒。国王拿出了最后一点家底，并把豪华的王子宫捐献出来作为大学校舍。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大学提出的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家必须对教学和科研活动给予物质支持，但是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洪堡广罗人才，费希特被聘为第一任校长。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史学家尼布尔、医学家赖尔、农学家塔尔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应聘任教。学校实行“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领先”等原则。柏林大学很快成为德国第一流的大学，在德意志的民族解放和统一事业中起着精神中心的作用。普鲁士政府还注重师资水平，采用新教学法。政府明令，只有受过训练的合格的教师才能在校任教。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还特设教师研究会，培训新教师。
由于拥有先进的教育，普鲁士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工作效率高的、有知识的科研人才和管理人才。这不仅是普鲁士国力强盛的重要根源，而且也为它领导全德统一提供了重要条件。战胜法国并俘虏法国皇帝的元帅毛奇就曾经说过：“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