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道难关是航空器材荒，不仅缺少各种器材和零备件，更为缺少的是航空油料。有无航空汽油与航校的存亡攸关。经全面调查，日寇在东北三省没有设立航空汽油仓库。航校只收集到少量汽油，没有大量汽油来源。请求苏联支持，他们惧怕国民政府交涉和国际舆论，不肯支持。在用的汽油日渐减少，来源渺茫，学校面临停飞的危机。航校派副教育长蒋天然到哈尔滨兼任航校驻哈办事处主任，奔走解决燃料问题。在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朱瑞处，得到一份日军绝密文件，据记载日军曾研究过用酒精代替汽油，但没有成功。蒋天然向学校领导汇报后，校领导决定由顾光旭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共同研究试验用酒精代替汽油的尝试。与此同时，交涉接管哈尔滨的两个酒精厂。第一次用酒精试飞时，发生空中停车。接着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逐渐减少汽油的分量。经过多次试验、研究，试用96％的高纯度酒精，终于获得成功。并且将汽化器喷嘴的口径、进气和排气阀的间隙、点火的时机，均作了调整。按试验所得数据，改装了有关部件。在国民党大军封锁下，改装发动机汽化器喷嘴的小直径钻头得不到供应，只得派人到大连采购，才完成了全部改装工作。地面试车正常后，学校领导决定由副校长白起和资深日籍飞行教官进行空中试飞并获得成功。但酒精的纯度要求必须在96％以上。徐昌裕、郦少安分别担任两个酒精厂的厂长。在东北局陈云和东总后勤部长叶季壮的支持下，接管了酒精厂，解决了生产资金。奋战一个月，使工厂恢复了生产，生产出完全达到标准的96％高纯度酒精，日产量达到100大桶（每桶90加仑），解决了飞行燃料问题。
1946年9月，在新疆航空队学习航空的一批干部，以方子翼、方华任正副队长，严镇（即严振刚）任政治指导员组成的航空队进军东北。新疆航空队29 人（王云清、杨一德因病留延安），同行的还有1946年6月驾机起义的国民党飞行员刘善本和机组人员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1947年2月，到达东安。
刘善本原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因不满国民党发动内战， 1946年6月26日，驾驶B－24轰炸机起义飞到延安。在延安，他们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参加了欢迎大会。周恩来副主席赞誉“刘善本同志是国民党空军起义带头人。”1948—1949年，有俞渤、杨培光、谭汉洲、谢派芬、李福遇等54人起义，共有20架飞机。
刘善本到达东安航校后，东总任命他为航校副校长，张受益为训练处副处长。1947年10月，东安航校改组，由刘亚楼兼校长，常乾坤改任副校长，东北军政大学政委吴溉之兼任政委，王弼改任副政委，薛少卿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吕黎平任训练处长，李东流改任副处长。白起改任航空参议，刘善本改任领航主任教官。
东北航校的飞行和地勤训练是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和封锁条件下进行的。从航校在通化时期，就建立了小型修理厂，由陈静山任厂长。主要维修力量为日本机务人员，在延安当过铁匠、木匠的航空干部也参加了修理工作。共修复20余架飞机。迁到东安以后， 1946年10月，在东安建立了3个机构：飞机修理厂、机械厂、材料厂。修理厂的任务是修理飞机、发动机、仪表和电器；机械厂的任务是制造航空零备件；材料厂的任务是将搜集到的航空器材、油料和酒精进行清理、油封妥善保管，以提供给修理厂、机械厂和飞行训练使用。飞机修理厂厂长徐昌裕，副厂长陈静山，政治指导员张仲铭；机械厂厂长顾光旭；材料厂厂长欧阳翼，副厂长许景煌。3个厂共有人员130 人，主要技术骨干是日本空军机务人员，也有少数原在“满飞”工厂工作过的日本技术人员，以及中国和朝鲜籍业务人员。到1946年底修复一架“九九”高级教练机和30台“ハ－13甲”发动机，就当时来说，是修理技术的重要突破，也为训练解决了主要器材。林保毅在试飞时，修理厂长徐昌裕随机试飞，以示对质量负责，后来形成了一项制度。1947年2月，航校决定成立机务处统管3个厂。蒋天然任处长，严镇（即严振刚）任政委，徐昌裕、顾光旭任副处长，张仲铭任协理员。修理厂厂长由徐昌裕兼，熊焰任副厂长，刘子立任指导员；机械厂厂长由顾光旭兼，副厂长郦少安，指导员王东汉；材料厂厂长曹麟辉，副厂长许景煌，金生任指导员。1948年3月，航校从东安迁回牡丹江，机务处和工厂仍在东安。机务处已发展到300余人。从1946年10月到1948年12月，共修理飞机32架，发动机190台。在32架飞机中，“九九”高练20架，双发高级教练机3架，“隼”式战斗机4架，“九九”攻击机3架，重型战斗机和司令部侦察机各一架。发动机共有两种：星形9缸“ハ－13甲”和双排14缸“隼”式飞机用发动机。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航校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1949年5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6月，任命刘风为教育长，魏坚为副教育长。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解放军解放东北全境，航校又从牡丹江迁到长春。沈阳解放后，航校机务处进驻沈阳，建立了东北航空总厂，下辖6个工厂和器材总库。
东北航校自1947年以后，还开办过：气象、仪表各一期；机械二、三、四期；通讯一期；场站一、二期；参谋班一期；共16个班。从1946年3月至1949年10月，在3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共培养各类专业航空干部543人，成为创建人民航空事业，特别是创建空军的技术骨干力量。1949年3月，平津战役胜利后，常乾坤和王弼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嘉许他们说：“很好，……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培养出了一批种子，……你们 1940 年建议在边区创办航校的心愿，今天也算达到了！……”
就在这次召见之后， 3 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3 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局长，王弼为政委。中共中央“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的决策正式开始实施了。
三、军委航空局成立
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一批人员，组成军委航空局，负责统一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3月30日，军委航空局正式宣告成立，常乾坤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任政治委员，同日，航空局在北京开始办公。
军委航空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首次设立的航空工作领导机关。1949年3月8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召见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负责人常乾坤、王弼，听取工作汇报和有关成立航空领导机构等建议。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统一领导航空事业。30日，该局在北平（今北京）开始办公。地址在北京市灯市口。常乾坤任局长，王弼任政治委员。机关设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和情报科、供给科，编制64人。渡江战役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扩大。5月，增设航行管制处、秘书处、政治处，供给科改为供给处，全局扩编为172人。
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取消军委航空局，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同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
1．军委航空局——业务工作
军委航空局的机构，下设作战教育处，由方槐任处长；航空工程处，由蒋天然任处长，朱火华任政治委员；民航处，由油江任处长；以及情报科、供给科等组成，暂编64人。渡江战役胜利后，先后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城市，及华东、华中广大地区。由于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扩大，5月航空局扩编为172人，增设政治处，由刘德深任副主任；航行管制处，由安志敏任处长；秘书处，由王涛任主任。
军委航空局成立后，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航空设备，收容旧航空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人员，为正式组建空军创造条件。1949年3月，军委航空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从东北航校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3个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负责接管缴获之航空器材和收容旧航空人员。截至1949年10月底，各地接收旧航空人员共2312人，其中空勤人员61人，地勤人员2021人，工程技术人员100人，其他人员130人。当时根据中央对这些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本着“3个人的饭5个人吃”的原则和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争取他们为人民空军建设服务。事实证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空军长期建设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成为空军军、师、团的各级领导干部。同时，各地接收的美制蒋机共113架（其中待修的57架），还有日本投降后遗留下来的破旧飞机，经修复的46架。各种型号的发动机有1278台，其他航空器材、物资4918吨。当时缴获的国民党飞机和日本侵略军飞机，已成为人民空军的飞机，必须将其机徽涂掉，设计制订出中国人民空军的机徽、军徽，军委航空局组织有关人员作了精心设计。为了表示人民空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为了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空军机徽系在军徽两边衬一镶有金黄色边之红带，用以表示我人民空军在祖国大地上翱翔的雄姿。空军军徽即当时的帽徽，两翼翼正中是“八一”军徽，其羽翼为鹰的两翼，象征人民空军的英勇果敢，翱翔无阻，并坚决肩负起捍卫祖国领空的光荣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于同年10月1日开始实行。
为了尽快恢复接收过来的航空工厂的生产，东北航校组织力量先后修复了飞机修理厂、航材配件厂、飞机装配厂、氧气厂、通信器材厂等12个工厂，并开始投入生产。为了迅速开辟空中航线，至1949年10月底，修复的机场达40个。先后开辟了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赤塔间，北京—太原—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间，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间，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间的航线。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军委航空局协助组织保障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的起义工作。指定天津、青岛、石家庄、徐州、济南、潍县等机场为主要着陆场，上海、南京、武汉等机场为备降场，各机场作好了陆空联络及油料、后勤保障等工作。
1949年10月27日和11月9日，保障了该两航空公司的12架运输机由香港顺利地飞抵北京和天津。随着航空事业的发展，中央军委于1949年11月11日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布成立，原航空局名义即取消，原航空局所有干部及业务，均即移交空军司令部接收。”军委航空局仅存在7个多月的时间，做了许多工作，为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
四、航空工业局成立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决定》发布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电告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并财委：“为适应空军建设，根据中央决定，在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管理局，统一负责飞机的一切修理工作，由段子俊任局长。”
段子俊1913年1月27日生于河南济源县。1930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1932年被党派往苏联莫斯科学习电讯工程。1937年回到延安。1945年9月奔赴东北，历任军委东北联络分局局长、大连大学党委书记、大连建新公司副董事长等职。
1950年12月，段子俊奉命组建航空工业，多次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会议，研究并确定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的道路。1951年1月1日，何长工、段子俊、沈鸿3人，带着周恩来的嘱咐，赴苏联谈判。
根据中央“边打边建”的方针，他一面抓航空工业的改建工程；一面狠抓飞机修理，并在1952年召开的航空工业第一次厂长会议上提出了航空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
1951年8月他与何长工联名向中央作了3～5年时间实现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报告。经聂荣臻、陈云、李富春等审议后，正式报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实施。按照这个计划，航空工业于1954年、1956年先后试制成功活塞式教练机初教5及喷气式歼击机歼5，提前实现由修理走向制造的目标，而且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能够掌握喷气飞机制造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
1954年12月，他与航空工业局局长王西萍一道去苏联考察。经过他们的努力，苏联给我方提出了建设航空科研机构的备忘录，为我国航空科研机构建设的起步作了准备。1956年，航空工业响应中央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先后建立起飞机、发动机、仪表设计机构及航空材料、航空工艺、飞行试验、技术情报等科研机构，并开始自行设计歼教1型飞机。
1963年9月，成立航空工业部后，段子俊历任副部长、副部长兼航空研究院院长、部党委副书记等职。段子俊在航空工业担任领导职务时间最长，是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为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