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苏联专家学习
1956年，苏联压力加工专家马特维耶夫来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并任专家组组长。1958年，另一位压力加工专家马尔邱柯夫也来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在这期间，压力加工研究室的主任是马培亨。说来也巧，三位专家（后者是中国专家）姓名的第一个中文字都是“马”，因此，三位压力加工专家又被中国同志戏称为“三套马车”。钛合金专家鲁日尼柯夫是1957年来到研究所的。曹春晓和三位苏联专家都有一定的接触。他虚心向专家学习，将学到的知识认真细致地作记录。比如在一份曹春晓记录整理的技术文件（钛合金的锻造——马尔邱柯夫专家的建议）中，详细地陈述了对铸锭和坯料的加热、铸锭的锻造、模锻件的锻造等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及注意事项，这对于钛合金的锻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曹春晓就是这样贪婪地从苏联专家那里吸取专业知识营养，使自己在技术上更快地成长起来。
研究钛合金压力加工工艺
1959年，曹春晓又回到了钛合金专业。在半年的课题研制中，曹春晓表现出了如火似焰的工作热情、勤学善思的钻研劲头、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中，曹春晓确实是棵好苗子。因此，研究室领导任命他担任23室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组组长，侧重配合18室钛合金压力加工的有关任务。作为项目负责人，曹春晓主持开展了“T-8钛合金叶片试制及其模锻工艺的研究”工作，该叶片用于当时我国自行设计的超声速歼击机“东风113”的61号发动机。1959年6月，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与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现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签订了T-8合金轧制工艺方面的协议。协议规定，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1959年8月中旬提供30毫米方的坯料，并派人参加加工厂轧机的孔型设计，苏家屯加工厂则于1959年8月底完成样材轧制。当时，进度抓得很紧。1959年底，就与沈阳410厂协作，模锻出50个性能合格的T-8钛合金叶片，并写出了技术总结。这批叶片原是打算在410厂的61号发动机上进行200小时以上的长期试车的，但可惜的是“东风113”是“大跃进”的产物，后来很快就下马了，试制出来的T-8钛合金叶片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
1960年，也是在“东风113”的需求下，曹春晓与18室的同志一起赴鞍钢第二薄板厂研制T-4钛合金薄板。曹春晓作为23室的代表侧重考虑板材轧制工艺。当时，鞍钢对钛合金很陌生，但知道这是一种重要的国防材料，于是按保密级别来处理。在研制现场，工厂的保卫保密部门出动了很多人守卫和监视，无关人员一律不得入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轧出了我国第一块较大规格（1×850×1200毫米）的钛合金薄板。紧接着，曹春晓等人又风尘仆仆地来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将其冲压成一个钣金零件（减速板整流罩）。冲压成功后，大家都非常高兴，但零件放在架子上几天后竟沿着零件鼓包边缘自行崩裂了。当时，崩裂声音很大，“砰”的一声，像是爆炸似的。后来，经过分析，才知道原因是鼓包很深，边缘的圆角半径又小，冲压引起的残余应力很大，又没有及时退火消除，板材内含量偏高的氢气逐渐扩散到内应力大的部位而形成延滞性的氢脆现象。吃一堑，长一智，曹春晓吸取了经验教训，在以后的研制工作中再没有重蹈覆辙。
现实经历启迪“善自控”
1959年，张琲联长期出差在沈阳410厂，住在该厂的204招待所。一次，曹春晓也出差去410厂，住在同一个招待所的另一个房间。后来，管理招待所的同志得知曹春晓和张琲联是新婚不久的夫妻后，就热情地让他俩搬到一个双人间住到一起。时值他们新婚燕尔的炽热期，感情上如胶似漆。但结婚一年多来，俩人经常出差，各奔东西，在一起的时间很少。现在碰上这样的机会，住在一起，应当说是在情理之中的，于是，俩人就搬到了一个房间。谁知曹春晓回到研究所后，就有朋友悄悄告诉他，某副所长知道此事后很生气，说：“曹春晓太不像话，出差在外像度蜜月似的，影响很坏。”当时，曹春晓听了也很不快，觉得这样的领导太没人情味了，夫妻出差住在一起，又没影响工作，又没增加差旅费，有什么不像话的。
这个出差风波过了一段时间后也就没人再提及了。也许那位领导后来觉得此事不必小题大做，但曹春晓对此事反倒认真琢磨起来。他想，领导怎么知道的，肯定是有人汇报呗，为什么汇报，肯定是该同志认为“不像话”，看不惯喽。不管这种看法是否正确，部分群众和领导对此事持否定态度，说明了社会中某种思想或者说某种观念的存在。如果个人的行为不符合主流的社会观念，必然会发生某种碰撞。碰撞的结果是产生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效应，就很难说了。就此事来说，如果持否定态度的领导一方，认为你在外面出差做了“影响很坏”的事，是一个没有出息、不值得培养的人，甚至可能调换你的工作。这样，自己的科研梦可能就圆不成了，那将会是多么大的遗憾啊！当然，一般来说，领导不会因为这点事就走那么远，但如果碰到更“左”的领导呢，那可就不一定了。领导一句话，有时便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啊！
想到这里，曹春晓悟出了一个道理：必须“善自控”。曹春晓深知自己是个重感情的人，但为了事业，今后不能单凭感情用事，必须要用理智来驾驭情感，尽管有时候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行事，但也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权衡利弊，避免因小失大。“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确是应当铭记的真理。曹春晓从这件事上形成了他创造出来的座右铭——“三勤、三善”中的第一善：善自控。当然，善自控，并不是说要压制自己的感情，压制自己的生活兴趣，做一个木偶，做一个机器人，而是说，行事要审时度势。在原则问题上固然应该具有为真理而奋斗的勇气和胆略，但在无关紧要的非原则问题上，要善于适应形势和环境。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以不至引起误会，不至于带来麻烦。怎么样才能掌握好其中的“度”，做一个既有丰富情感，又能理智控制的人，这需要思想修养，也是人们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的人生哲学和生活艺术。当然，曹春晓所说的“善自控”还有着“坦然面对顺逆、成败、荣辱、贫富”等丰富内涵。
调任所长学术秘书
1960年12月，中央批准成立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即航空研究院（简称六院），由唐延杰将军任院长。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划归六院。1961年6月，三机部正式将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移交给六院。移交时，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共有18个实验室。
1961年12月，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正式列入部队编制，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4059部队，1962年7月又改为总字927部队。
1961年，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和《科研工作十四条》等重要文件，论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纠正的措施。
正当曹春晓受到鼓舞，想在科研战场跃马挥戈、继续挺进之时，人事部门在1961年底的一天找他谈话，说魏所长想让他去当所长的学术秘书，要他尽快交待好23室的工作，来研究所办公室报到，并说按科长级干部待遇。人事部门的同志还暗示他，所长准备从技术管理这条线上培养他、提拔他，今后肯定会大有前途的。但曹春晓始终认定自己是属于科研的，用科研成果来充实自己的生命价值才是他的追求。于是，他婉转地请人事部门转告魏所长，他特别想继续搞科研，请魏所长物色其他更合适的人选。第二天，魏所长亲自找曹春晓谈话：“你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要知道我现在很需要有一个在学术上比较明白的人做我的助手。这是为了全所的工作啊，你必须从全局出发考虑。”曹春晓仍怀着像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说服校领导让他去搞科研那样的希望去说服所长改变主意，但不论曹春晓怎么辩解，魏所长始终没改口，甚至带着批评的口吻严肃地说：“只考虑自己的爱好而不考虑工作需要是不对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懂得服从组织上的分配。”曹春晓拗不过所长，只得来个迂回战术，为自己争一块科研“自留地”，他向魏所长提出说：“那好，作为一个党员，我服从组织安排。但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在不影响学术秘书工作的前提下，我想兼搞一点科研工作，你看行吗？”
魏所长略加思考之后便爽快地答应了他：“但一定要分清主次啊！”
“当然，当然。”曹春晓喜在心头。
曹春晓回去做了安排交待，第三天就到研究所办公室上任。魏所长让他先看些资料，熟悉全所各专业的情况，先用比较全面的技术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才能当好秘书，当好助手。
大约过了半个月。以前和曹春晓打过交道的六院徐立行副院长来研究所检查工作。一见曹春晓便不经心地问道：“小曹，最近都忙些什么？”
“您还不知道吧？我已经调动工作了，现在是魏所长的学术秘书。”
“你感觉怎么样啊？”徐副院长接着问。
由于曹春晓搞科研的“贼心”不死，他犹豫了一下便实话实说：“学术秘书这工作倒还适应，但总觉得还是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更能发挥我的作用。”
徐副院长思考片刻后，扬眉问道：“如果我和魏所长商量一下，把你调回实验室，你会怎样想？”
“那当然求之不得。”曹春晓喜出望外地说。
徐副院长此时也很高兴地说：“小曹，那就说定了，有出息的知识分子就应当到科研第一线嘛！”
果然没隔几天，人事部门通知他，让他回到23室去。曹春晓的目的是达到了，但他又担心，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尊重魏所长，他会不会认为这是越级告状，会生他的气。但又想，魏所长各方面的水平都很高，不会为这点事怨恨我，他会理解的。事隔多天之后，一次在路上遇到魏所长，曹春晓马上主动打招呼，在问候之后刚想表示歉意，魏所长好像知道曹春晓要说什么，对他摆摆手，很自然地问他：“回到实验室后怎么样？”曹春晓告诉魏所长：“正在搞T-15钛合金板材轧制工艺的研究，这是摸透‘62式’飞机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所长接着鼓励他：“要好好摸透啊，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曹春晓听后，一股暖流涌在心头。
1962年3月，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陈毅在讲话中给知识分子行了“脱帽加冕”礼。“脱帽”就是脱掉多年来戴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加冕”就是给知识分子加上“革命知识分子”之冕，全国知识界受到极大鼓舞。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副所长、特级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荣科参加了广州会议，回来向大家传达后，全所职工无不欢欣鼓舞。曹春晓更是觉得，党中央对科研如此重视，对知识分子这样器重，他决心不辜负党的期望，在科研战场上大干一场。
初为人父
1962年，对曹春晓来说，是人生旅程中的一个新的驿站——开始当爸爸了。这年的3月23日，妻子张琲联回上海老家生下了他们的长子。产假到期，张琲联回京后，就和曹春晓商量给孩子取名。曹春晓想，张琲联是独生女，张家应当有个姓张的后代，就建议第一个儿子姓张。同时受到刚刚结束的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广州会议的启发，要鼓励儿子将来攀登科学高峰，于是建议取单名“峰”。张琲联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这样，第一个儿子就叫张峰，奶名峰峰。隔了一年多，1963年5月28日，次子诞生，取名曹波，奶名小波。峰代表山，波代表水。有山有水，两全齐美嘛。过了一些日子，妻子觉得兄弟俩不一个姓有些别扭，她认为姓名只不过是代表一个人的文字符号，于是，又到派出所将长子的名字改为曹峰。
自明明人 自信信人
1962年，曹春晓作为项目负责人，开展了T-15钛合金板材轧制工艺的研究。根据空军刘亚楼司令员和六院唐延杰院长的指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的任务就是提前研制出新机种设计和生产所需的材料。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的两三年内的具体任务是，彻底摸透苏联米格-21（即“62式”）飞机，以带动米格-19、米格-17，并兼顾“东风113”的研制，也就是通过仿制，积累经验，摸索规律，锻炼干部，然后自行设计制造自己的“东风113”飞机。T-15钛合金板材正是用于“62式”飞机钣金件的材料。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只能零星地找到一些有关压力加工工艺的资料，而完整的轧制工艺的研究正是摸透“62式”飞机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