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近两个月，调节器设计出来了。由于新设计的调节器需要一个温度传感器———温包，而生产该型温度传感器的只有太原一家仪表厂。我受命前往共同试制，到了太原以后，照例是拜访工厂的领导，递交介绍信，说明来由，请求支援。仪表厂领导说工厂的现状不好，但愿尽力而为，随即交待给了两名具体负责人。进车间我们才发现该厂在武斗期间停产，尚未恢复生产，整个工厂一片狼藉，到处残留着武斗的痕迹。走进车间大门，首先扎人眼球的就是几台残缺不整、长满黄锈的机器和武斗时在墙壁上留下的弹痕。整个工厂除了办公区有值班人员，其他地方毫无生气，基本是无人问津，跟废弃的工厂毫无区别。目睹这种荒凉、颓败的景致，我的心也凉了一大截。怎么办呢？我站在犹如废墟的厂区，无数次地敲打着额头，向自己发问。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尤其是眼前的困境更是激发了我要解决问题的思绪。要想生产产品，必须要有生产线。于是，我马上找到领导指定的相关人员，拜访技术人员和工人。有的师傅就是不愿意来，我不厌其烦地去邀请他们，也许是我的一番恳切之词最终打动了他们，生产温度传感器班组的人几乎都来了。我跟班研制，零件到哪里，我就在哪里。最终，只用半个月就拿到了合格的产品，在几乎不可能的环境下高效率地完成了任务。
设计加工完调节器后，由于工厂不具备试验条件，只有到国家级的发动机研究所进行试验调试。当时“文化大革命”闹得全国一片乱哄哄，根本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但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便开始在606所活动起来了。求助所领导、六室领导，经他们批准后就求助专家。专家比领导更重要，开动试验设备靠他们，调试调节器靠他们，调试中调节器设计的更改还得靠他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我逐渐熟悉了王永良工程师。他是专家，在技术上高我一筹，能给予我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与指点。而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安排试验时，他总是先试验我的。他说：“你的我的都是国家的，你们是兄弟单位，路远、任务急，赶紧调试合格拿回去吧。”这一切使我为之感动，所里还有这么好的同事。由于我俩说话投缘，成了良师益友。我们师徒二人密切合作，拼命工作，花了一个月时间圆满完成了试验任务。
从性能计算、结构设计到零部件制造与试验大约花了一年时间，整机出来了，接着就是上试车车间进行整机调试。由于是改型样机，加之时间急，没有增加新的传感器，给发动机试车带来很大的隐患。
在一次试车过程中，意外的事故突然发生了，让我至今都心有余悸。试车时发动机噪声太大，发动机是要安装在密闭试车间的。每次试车我都要下到试车间去对发动机做些调整工作，并用手感受发动机是否正常，感受发动机振动的大小。这是最笨的，也是最危险的方法。发动机从开始起动到慢车状态，工作了三分钟，发动机正常，操作员逐渐地将发动机转速推到额定状态直到最大状态。尽管原则上试车超过额定转速时任何人员都是禁止进入密闭的试车间的，但是为了保障试车顺利进行，我用血肉之双手充当振动传感器，去感受各大部件的振动正常与否。当操作员把发动机推到最大状态时，突然，发动机声音异常，手在压缩机机匣上感觉振动越来越大，人都被振动得抖起来了。此时，整个试车间震耳欲聋，尾喷筒喷出异常火花，但是事发突然，根本不容我考虑。我急中生智，立即向操作间的操作员做了个立即停车的手势。幸好操作员是个随机应变的师傅，随即拉停车。发动机异常地停了下来。满头大汗的我看着已经不能转动的发动机，心顿时痛了起来。
随即将发动机拆下台架，返回装配车间分解检查。天呀！压气机转子的第三节鼓筒已被磨穿3／4，再有一瞬间，即将成为两瓣，整台发动机必将爆炸，试车台将化为灰烬，我也将成为肉泥。我的行为赢得领导和全队人员的称赞和鼓励。邓家琛高工评价说：“你真是个不怕死的勇士啊！”。
对于此次的排险，我对操作员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是操作员的果断和大胆，才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的发生，也才救了我的命。如果出了事故，才30岁，是违纪事故责任自负呢？还是光荣烈士？这真难说。不管怎么样，我那老母亲和妻室儿女就惨了，不过当时的我哪里考虑到这些。
全队人员全力合作，一鼓作气，花了近两年时间，最终顺利完成了此次改型任务。
参与这项工作，使我走完了发动机改型的全过程。学到了用增加进气流量以及提高涡轮前温度来增大发动机推力的方法，并从中认识到要特别注意一些关键的管理问题和技术问题。我承担了改型并试制叶片调节器的任务，进行了改型发动机在飞机飞行包线内的性能计算，完成了整个改型过程中发动机的调试工作，确实收获不小。
我进工厂后仍然坚持运动、喜爱运动，我总认为运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是运动能够锻炼身体，只有身体好，才能工作好。二是劳逸结合，能使学习和工作精力更加充沛，从而提高效率。我主要是利用下午下班时间去打篮球，一玩就是1～2小时，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离开工厂。我是设计科和技术总支队的主力队员，设计队当时是工厂的八强，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家庭与生活
那个年代，中学是不准同学之间恋爱的，大学也是不允许的。我处的第一位女朋友是北航的同班同学，叫作兰娟，是南京人。我和她秘密相处了两年，所谓秘密就是我们俩从未公开表示在谈恋爱。我们一开始只是非常要好的同学、朋友关系，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相处的日子久了，俩人越来越了解对方，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便胜过千言万语。学习优异、帅气的我深深地吸引着兰娟，同样，她的温柔、大方、漂亮更是让我心动不已。俩人的关系同学们自然是看在眼里的，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但是因为学校不允许谈恋爱，后来尽管确定了恋爱关系，却也是不能公开成双入对的。我们还是同以前一样只是有时在晚自习下课后一起聊聊，或者是周日一块儿坐坐。我们从没有一起进过饭馆，一起看过电影，所谓的约会就是学习之余坐到一起谈谈心，更多的时间都是用在学习上的。因为大家都明白作为学生，学习始终是第一的。
那时候，有兰娟这样的女朋友当然是幸福的。我很快就写信告诉了外婆和母亲，并寄回一张她的照片。我要母亲和外婆分享幸福，因为我知道像兰娟这样的女孩母亲和外婆一定会喜欢的。
大二暑假，兰娟没有回南京，留在了北京的大哥家。她大哥是歌唱演员，家住护国寺附近。一天，班上同学毛渝生借给我一件衣服和自行车，鼓动我去看她。我就真的骑着自行车去了。她哥嫂对我很客气，在家一道吃了午饭。饭后她大哥带我在附近散步，边走边了解一些关于我家里的情况和学习的情况，最后叮嘱：“你们年纪还小，现在要好好学习，恋爱会荒废学业的。”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因为觉得谈恋爱并没有落下学业，反而还可以互相帮助、共同学习。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高中同班的一位女同学写的一封长信。在信中，女同学叙述了她对我从高中直到现在的爱慕，其实就是一封情书。我对这位女同学从来都没有过这方面的感觉，只把她当成好同学，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是个实在人，觉得不应该对兰娟有所隐瞒。于是便把信给她看了，但是没想到在我看来是对她坦白和信任的做法，却引起了她不少怀疑和误解，怎么也说不清楚。
期末考试兰娟数学不及格，心情非常不好，我便陪她到颐和园散散心，这是我们第一次外出也是唯一的一次。当时我是想鼓励她，一路上都是给她讲数学是最好学的，因为逻辑性很强，用不着死记硬背，还给她讲了一些自己学习数学的心得。但是她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反而埋怨我一个劲儿地说数学简单，自己却连别人口中最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还不及格，严重伤害了她的自尊心。这样适得其反的结果让我有点伤心，一向善解人意的兰娟最近怎么越来越不理解自己了。回校后，我也仔细地检讨过自己，觉得自己当时安慰她的方式是有点欠妥当，向她道歉，希望能得到原谅。虽然兰娟嘴上说原谅我了，但在心里总是有疙瘩，总会在和我闹别扭的时候拿那件事情来说，总让我有愧疚感。同时感觉我们俩的分歧越来越大了，甚至有时候在一起互相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沉默的气氛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一天，四川一起上北航的一位女同学告诉我，说有一位上海籍的同学在追兰娟，家里经济条件好，人又很帅，叫我要注意。我想怎么注意呀，别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嘛。
这天终于到来了，兰娟委婉地告诉我，觉得两人继续相处不合适，以后还是恢复同学的身份吧。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似乎也无所谓，平静地答应了她。因为在我的恋爱观里面，爱一个人就是要尊重她的决定。爱情是相互的，既然一方已经发现问题，决定放弃这段感情了，自己就没必要再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再说两人之间也确实是出现了问题，自己也是有同样的感觉，不适合再交往下去了，分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而我没有想得太多，也没什么好计较的，伤心就更是谈不上了。我送了她一把计算尺，她送我一根笛子，我们重新成为好同学了。
随后我写信告诉家里自己和兰娟分手的事情，由于母亲识字不多，经常由小学同学刘昌福帮母亲读信、回信。这信一读，亲戚都知道了。有一位表妹在四川大学物理系上学，知道了此事，就给我写信表达了爱意。接到信后，我感觉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子，就一直书信联系。暑假回家，路过川大，一块回家在一起呆了一个暑假。两人的关系也得到了双方家长的同意。我回校后几个月就接连接到母亲的信，说她母亲长期到我们家吃饭，还带着她的小外孙。而我家只有外婆和母亲俩人的口粮，再来两人，根本就不够吃。所以再三考虑后，就写信给她，讲明了家里的困难，希望她妈妈再去我们家吃饭时，要给点粮票。不想，这下可惹恼了她，她是个很有孝心的人，觉得我太过分了，妈妈去家里吃饭，都要找她要粮票，要跟我分手。我觉得自己没什么错误，于是就这样结束了第二次恋爱。
在北京石油学院上学的高中同学赵应龙知道我没有女朋友了，就写信告诉了高中同班同学陈显碧。她便写信来安慰我，高中本来都是十分要好的同学，就这样一直和显碧有了书信来往。我们在薄薄的信纸中分享着各自的喜、怒、哀、乐，述说着自己学校的日常生活，倾诉着对对方的关心和思念。经过一学期多的笔墨文字传情、邮票锦书托心，直到显碧1962年路过北京与我见面时，俩人才正式确定恋爱关系。那时的恋爱就是心中有她，时刻想着她，关心着她，别的就与同学、朋友一样，毫无区别。
显碧是江津城关镇人，家里做小买卖，以烤花生、卖酒为生。她比我小一岁多，单纯善良，能歌善舞，天真活泼，学习也不错。显碧初中是在江津女子中学上的，曾是少先队大队长。高中毕业后考进成都工学院，二年级转到四川大学数学系读应用数学专业。
说来也太巧了，1963年大学毕业，她分配到成都西南化工设计研究院，两人竟又非常巧合地都被分配到成都，着实让异地相思的人儿高兴了一阵子。但是在那个以政治为中心的年代，家庭出身自然被摆在了重要位置。显碧家是做生意的，被划分为小资产阶级，这样的出身在政治上是被歧视的，出身越穷越好，表示家世清白，在旧社会受剥削越多越能对新社会感恩戴德，越能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显碧资产阶级的出身不但影响自己的工作，对我在420厂的发展也是颇有影响的。设计科的党组织就曾找我谈过话，告诫找对象不要光看漂亮，要注重政治，要重视自己的前途。我明白党组织是介意自己对象的家庭出身不好，但是我相信显碧、了解显碧。同学时她与大家相处得好，根本就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情调。还记得高中时每次回家过河都要路过她家门口，经常邀请同学们一起到她家玩。全家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她大哥从小就在外给别人打工，就算做点小生意也是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根本就不是什么投机的资产阶级。我一直都是很听组织话的人，但在这件事上我没听，坚持着自己的选择，爱着显碧，说什么都不会放弃她的。后来显碧知道了这件事，她很伤心，同时也很感动，我对她那份心让她越来越坚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