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碧比我早工作一个月，她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寄给了她未来的婆婆———我的母亲，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因为她知道我家中条件实在不好，母亲一个人辛苦地支撑着全家。自己开始工作，稍微有了点经济能力，就应该尽心尽力地为我分忧解难。这份孝心深深地感动着全家人。虽然一直没机会见到显碧，但外婆和母亲每次提到她，对她都是赞不绝口。直到1965年春，外婆去世的噩耗传来，我们放下手中的工作，一起回吴市，母亲才终于见到她。外婆也太没福气了，劳碌了一辈子，辛辛苦苦拉扯大外孙，刚毕业工作一年，生活稍好点她就走了。外婆是除了母亲以外我最亲的人，她走了，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仿佛天都塌了。就连一向坚强的母亲也没有撑住，病倒了。当时整个家一盘散沙，我对很多家庭琐事也手足无措。幸好还有显碧在身边陪着我、安慰我，帮我忙里忙外地操心外婆的身后事。那段日子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只依稀记得显碧忙碌的身影和母亲赞赏的目光。难熬的日子在显碧的陪伴中逝去，终于办完了外婆的丧事，我也从悲痛中逐渐走出来了。
逝者已矣，活着的人只能在心中怀念。就在我们回成都之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们俩快点结婚，不要错过显碧这么好的女孩。用母亲的话说显碧不但漂亮、温柔、大方，更重要的是善良、有孝心，还能吃苦耐劳，操持家务更是有条有理。这么好的儿媳妇当然要紧紧抓住了。这一切都是顶着压力坚持自己选择的动力。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更相信显碧会是自己的好妻子。人生有得必有所失嘛，得到这么好的妻子，那些小小的遭遇又算什么呢？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我们是1965年夏结婚的。当时我在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参加发动机设计工作年会，期间给显碧打电话，确定出差回来就结婚，这样就不用请假和耽误工作。显碧在成都做了些准备，她从单位临时借了一间房布置成新房，通知了在成都工作的高中和大学同学。约定结婚的当天因为我所坐车次晚点，下午才到达成都。当时显碧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更别说礼服那种奢侈品了。借来的房间也只够摆上一张床和一张方桌，没有家具、电器，没有新被褥，连床单也是向显碧单位的同志借的。说是举行婚礼，其实就是邀请大家晚上在一起热闹热闹，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吃点糖果，就算是结婚了。第二天，我们照常上班。
结婚不到半年，显碧所在的西南化工设计研究院的化工设计部分就要迁往泸州，这样势必会造成两地分居的局面。就在我们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得知420厂子弟学校师资严重缺乏，这是显碧能够留在成都的唯一机会。于是我立即向厂里打报告，详细说明了我们的情况，申请把显碧调入厂子弟学校工作。后来，通过组织上的考核，顺利调入子弟校，任高中部数学老师。差点两地分居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并且还能够在同一单位工作，从此我们的生活就更方便了。
子弟学校王家谦校长在工厂给我们要了一间平房，是全厂最小、最破、最脏的。这个平房是原基建民工棚改造的职工探亲用的临时房，名叫“无名高地”。两头还好点，可以通风，也稍微宽敞一点。两大棚中间是一巷子，只有一米多宽，东西两边密密麻麻地被分成了很多小房间，一间住一户人家。窄窄的房檐下，家家户户都摆满了用来做饭的蜂窝煤炉子和蜂窝煤。一到下雨天，大家就甭想吃饭了，蜂窝煤被吹进房檐的雨水淋湿了，根本没办法生火，就算能够生火，在雨天煤烟也是无法散去，弥漫在整个巷子里，呛得大家眼泪直流，所以这时候一般是没人在家做饭的。
我们家就住在这个巷子西边的第四间。巷子这面是单砖墙，其余三面都是在竹篱笆上面糊上一层报纸，整体面积不到8平方米，正好放置一张上下单人床、一个双人床、一张既是书桌又是饭桌的桌子。尽管这里生活环境很差，但是两人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属于俩人自己的小天地。在这里生活的三年中，虽然有辛酸、有苦楚，却也不乏快乐和幸福。
后来厂里计划改善职工住宿条件，划出空地，分给各下属单位进行“干打垒”建房。自己打土胚，工厂给木条和油毡纸盖平房，这样使住房条件有所改善，面积大了些，有十几平方米，房间也变得宽敞明亮，通风效果也变好了。另外还有一个小厨房，煤炉子再也不用放在房檐下了，更不用担心下雨天吃不上饭的问题。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1966年9月，我们喜得长子。那天下班后，我去成都妇幼医院看显碧，刚到门口，护士就告诉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白白的，胖胖的，鼻子高高的。”听到后我实在是打心眼儿里高兴，家里有接户口本的了，一向人丁单薄的家里后继有人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给儿子取名为段兵。可能是我们家里太缺人了，母亲是独女，我是独子。后来，我和显碧又生了两个女儿，分别取名为段彤和段翔。母亲也离开农村来到成都一块儿生活。一家老老小小的六口人甭提多幸福了，欢笑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弥散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的生活过得是越来越有滋有味。当时成都地区大学毕业生工资都是每个月53元，我俩加起来就有106元。每个月给老丈人家10～20元生活费，剩下的完全够一家人生活。经过母亲、妻子的勤俭持家，还颇有结余呢。攒够了钱，我们就各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和一架脚踏缝纫机，这些算是全家最大的财产了。
其实在整个家庭的经济开支中，我们商量好了，谁也不当家，不管钱。每个月工资拿回来后，放在固定的地方，谁用谁拿，但谁也没有乱用过一分钱。我不抽烟，也不与人在外喝酒吃饭。在经济上我们相互信任，都知道对方是顾家的。
“文化大革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420厂也迅速展开，成立了两大造反派，其头目均是工厂设计科的两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就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刚开始时，我也随大流参加了对“走资派”的批判，对象就是自己的设计科长。接着还批判过科里一位所谓出身不好的同事。但随着批斗闹剧愈演愈烈，我逐渐感到不对劲，那些所谓的“走资派”，不是可亲可敬的上级就是一起同甘共苦的工作伙伴，他们怎么会是打入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呢？看见昔日的领导和伙伴被五花大绑地推到批斗台上，被任意诋毁，甚至是凌辱，我于心何忍呢？后悔、内疚、同情却也无能为力。对于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我是越来越不理解和不能接受，后来都到深恶痛绝的地步了。我虽然不能扭转、控制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却能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话、做事，在参加的批斗中，没有瞎编乱造害过任何一个人，更没有伺机报复过任何人。
一天晚上，“燎原造反派”全体人员在厂内大会议室开会，主持人提出要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当场我就公开表示坚决不同意。这叫什么“造反派”，这就是我们的敌人才会干的事嘛，我们成了什么人，说完就离开会场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写出了退出这“造反派”的大字报贴在设计所，从此就成了工厂少数几个与政治无关的“逍遥派”。
那时候经常开批斗大会，有车间的、科室的、分厂的、全厂的。有时批斗“走资派”、有时批斗“反革命”，还有什么“劳革党”。我什么也没有干，却干了一件别人没干的事。一次批斗大会，工厂停产，人流如潮。我下办公大楼时发现楼梯前有一堆大便，被人们踩得遍地都是。见此情景，我随即回办公室拿来扫把、拖布，不一会，把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我对被批斗的人有些同情，并对这种作法有些看不惯，不免有时有些流露。这被军管人员发现了，他们找我谈话，说我立场不坚定，但也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因为我出身好，所谓的苗正，当时很强调这个。
虽然工厂已经乱哄哄了，但还没有全面停产，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着，直到武斗开始，在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