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人人必须的，我也不例外。不过与众不同的是我并不是学给领导看，也不是给同事们看，是真想从中受益。我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4卷，对其中不少文章如《为人民服务》、《矛盾论》、《实践论》读了多遍，逐渐认识到毛主席能成为共产党的领袖，共产党能领导人民得天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毛泽东思想，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干部和人民。自己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要学好毛泽东思想。
在学习中我感悟到，在人生观上，人的一生就是要为别人服务，就是在于为别人服务；在认识论上对人、对事、对己都要客观而辩证；在方法论上，按客观规律行事，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目的是要把事情办对、办成、办好。这些对我来说真的是终身受益。
有一件事情真正体现了活学活用，工厂出了技术安全事故，叶片抛光车间镁粉爆炸，死伤不少。为抢救受伤员工，急需大量血液。我首先报名，一边读毛主席语录，一边输血，一下就献了280毫升，是当时的第一。事后照常上班，待遇就是中午在食堂有一份营养菜，打回家，与家人共用。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高潮时期，矛盾愈来愈尖锐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武斗开始了，工厂成了战场，不再是生产发动机的场所，当然没有班可上了。厂内“星火”、“燎原”两大造反派经常发生枪战，互相残杀，死伤严重。8月18日晚上，重庆“反到底”与厂里“星火”两派竟然在宿舍区真枪实弹开始大战。结果“星火”伤亡惨重，一晚上就被打死了16人，工厂13和14两栋单身宿舍也被烧毁。我家住的破平房就在附近，大火冲天，子弹在头上飞来飞去。我在硝烟中又尝到了战争的味道，这样疯狂的乱扫乱射，实在是太可怕。子弹不长眼，工厂是呆不住了，成都也是呆不下去的了。第二天，全厂停产，一大早我们就收拾行李，准备回老家。但是当时形势紧张，根本就没法出城，在同学杨本贵家中躲了差不多半个月，才终于回到江津老家。
我是随遇而安的人，捏惯笔头的双手回到老家农村照样能够抡起锄头种地挣工分，农民的儿子永远不会忘记祖辈的产业。有时候和农民朋友喝喝酒、叙叙旧。酒是川东闻名的江津白酒，下酒菜是煎的胡豆和自磨豆腐。生活清贫、简单而悠然。虽然没有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慨和自得，却也有“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的乐趣。
大约6个月以后，工厂开始实行军管制。420厂是省军级单位，据说军管主任是位军级首长。搞大联合开始流行起来，“星火”和“燎原”两大派头头都跑到北京办学习班了，武装势力开始瓦解。工厂也就慢慢地平静了下来，逐渐恢复了生产。
在设计单位工作中，由于枉、高二位科长的器重和同志们的指点，使我对航空发动机的设计工作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对所学的发动机控制专业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在调整整机性能上积累了经验；参与了产品的改进改型的全过程，这些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很喜爱也很留恋自己工作的科室。我没有什么来报答的，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每天去得最早，打扫卫生和打开水。再有就是每个星期天把办公室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而做这些从未向别人表白过。
生产部职员
作了八年设计员后，1971年初我被调到工厂生产指挥部，负责工厂生产发动机的改进改型、延寿及排除故障的组织协调工作。
当时中央提出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要超英赶美。工厂生产指挥部成立了“赶超办公室”，以组织全厂职工自力更生，在设备上大搞技术改造；在工艺和材料上大搞技术革新；在产品上要大搞技术革命。并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鞍钢宪法”、“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三结合（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我被安排到这个室里，负责工厂产品的出厂调试、延长寿命和改进改型。
当时工厂还在军事管制之下。生产部有三四个军管人员，组长是位团长。办公室的张秀昌、汤天庄两位主任对我主管的业务不十分熟悉，因此直接管我的则是生产指挥部姜燮生副部长，也就是我的上司。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是沈阳410厂来支援工厂的工艺专家，他非常关照我，经常指点我，使我进步很快。
随着岗位的变动，工作面大了，责任重了，那就要努力增加自己的知识。到全厂各单位全方位了解产品的生产流程，从设计图样到试车成品。厂里生产的产品是很不成熟的发动机，在试车和使用中出现了若干故障，如压气机叶片裂纹、散热片式火焰筒烧蚀掉块、涡轮叶片与涡轮盘榫齿裂纹、涡轮轴断裂等故障严重危及飞行安全，同时使用寿命也太短，产品急需改进。据此要拟出排故改进、延长使用寿命的报告，经工厂各级领导批准，有的还要经三机部及空军批准后执行。
所有改进都需要通过厂内试车考核，重大改进要通过长期试车甚至外场试飞考验，这些都需要我来安排与协调。最令人头痛的也是最考验本事的则是在试车和试飞过程中对故障的判断及处理。故障存在着一个相对的标准，比如有的零件裂纹不能严格要求到丝毫不差的程度。对于这个相对的标准没有相当经验的人是没法掌握的，没有足够的胆识是不敢处理的。我们要经常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
一次，工厂要我负责对改进后的涡轮盘及涡轮叶片进行外场试飞，以鉴定其改进榫齿的可行性。经三机部、空军批准被安排在沈阳空军某师试飞，飞完50小时后将发动机送沈阳410厂进行分解检查。我们把64个叶片卸下，检查涡轮盘榫齿及涡轮叶片榫齿的裂纹情况。叶片安装在涡轮盘上，要靠榫齿连接，所以榫齿是否出现裂纹，裂纹多少、长度、深度直接关系到发动机的可靠性和飞行时间。没想到叶片卸下了，却发现盘和叶片的榫齿均有不同程度的裂纹。我与检验员认真记录这些裂纹的数量与长度，并尽可能测量其深度。我们一起回顾在厂试车中出现的一些故障，并请沈阳410厂设计、工艺方面的专家会诊。他们提出了宝贵的参考意见，然后给姜部长打电话汇报故障情况。可能是领导不在现场，不好说出结论性的处理意见。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好久，最后他说：“小段，你定吧。”怀着对航空事业的赤诚之心和敢于负责的态度，我提出继续试飞100小时的意见，部长同意了。果然，不出所料，该台发动机顺利完成了100小时的试飞。经分解检查，榫齿裂纹的数量及长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至此，改进获得成功，发动机可顺利地交付出厂，榫齿裂纹的标准也定下来了。
经过一系列的改进、排故，工厂所生产的发动机原有的一些主要故障基本上排除了，并将原来首次返修寿命和总寿命都延长了一倍。
1969年的9月上旬，三机部军管会周洪波主任来工厂视察，我有幸参加了有关生产技术的汇报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重量级的首长，会上我做了关于发动机延寿和改进改型的汇报。汇报结束后，周主任专门提到了一件事，他说：“部里要从工厂调一名技术员，你们就是不放，真是无组织、无纪律，此事应马上办。”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久，“9·13事件”发生了，这事儿也就被搁置了。
1972年底，我与生产部的同志们正在大院里打扫公共卫生，工厂组织部门突然要我全家人的出生年月日，真有些莫名其妙。1973年春节后，我在四川大足空军参加改型发动机的火焰筒试飞，姜部长打来长途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部里工作？”我回答道：“部长你的意见呢？”领导说：“留在工厂为好。”我回答说：“听您的，服从组织安排。”
1973年2月下旬，我接到工厂通知，务必于2月28日前到部里报到。从此，结束了我在国有大型军工企业近10年的工作和生活。这是学习的10年，是磨炼的10年。
成都420厂是让人学习与磨炼的大熔炉。从科学技术来看，它是知识的海洋，有门类众多的学科可学。从企业管理来看，把上万名员工组织得井井有条，年年完成国家计划。从领导班子来看，以崔光炜书记，姜燮生部长为代表的各级领导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良好的政策水平，强有力的组织能力。从技术人员来看，以董仁扬、邓家琛为代表的技术人员努力钻研技术，精益求精，严谨求实。从工人队伍来看，以阎保林、周洪波为代表的工人不怕脏、不怕累，忠厚朴实，一心一意一辈子为航空报国。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我学到了精神、品德、知识与技能。同时这一切又激励着我努力工作，千锤百炼。10年的磨炼使我三十而立了。是420厂培育了我，磨炼了我。我真的很感激您，热爱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