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在第三机械工业部机关，牢固树立航空报国和为基层服务的观念，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发动机的引进、改进改型、自主研制和“一弹三机”定型中，由一名技术员成长为发动机局副局长、中国轻型燃气轮机开发中心主任。
光荣入党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部机关工作，有些人觉得是件光宗耀祖的大事，但在我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来。没有任何形式上的欢送活动和应酬，就独自一人离开了工厂。在妻子显碧的精心整理下，所有的行李就只是一个竹制的背篼。也没什么好带的，就只有书和几件换洗衣物。家里既没有洋气的拉杆箱子，也没有适宜的旅行包。背篼虽然显得很土气，但却非常实用。在我看来就像双肩的背包一样方便，往肩膀上一挎，便可以出发了。这样，我又一次在一只背篼的陪伴下进京了，再次回到了曾经求学五年的皇城根下。阔别十年的北京繁华依旧，只是多了一份内敛。往日的喧嚣和奢华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的烈焰焚毁，取而代之的是忙忙碌碌奔赴各个建设岗位的朴实身影。我心里知道，马上就要加入车窗外那些闪过的身影了，投身到新的工作环境了。我一路兴奋着、期待着。
1973年2月28日中午，我到达了目的地———部机关。接待我的是曾经相识的崔永良工程师。崔工程师没有直接把我带进机关，可能是觉得一个新来的工作人员像农民一样背着背篼进国家机关太失体统了，他带着我去他家吃午饭，吃的是他自己做的煎饼，算是给我接风了。
下午崔工程师带我去部里报到。走到大门，我惊呆了。刚迁入交道口的机关大楼非常漂亮，据说是梁思成设计的。大门右边悬挂着一块四米高半米宽的牌匾，上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的字样采用传统阴刻技术，漆黑的楷体汉字显得苍劲有力。大门两边分列两名站得笔直、手握长枪的军人。森严、保密，昭示着国防工业的神圣。到机关报到后，我正式成了部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
3月5日，接到部里通知，我们全家五口人的户口可迁入北京。当时，和我一批到部里的还有另外四名各下属单位的领导，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首批调进部机关的。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未进过人，我成了部机关最年轻的工作人员，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小段”。
当时的部机关有政治部、办公厅、生产局、科技局、物资局五个机构，生产局最大，人最多，油江任局长，下面设有飞机发动机处、辅机处、生产计划调度处、质量处、设备处等。当时整个三机部人员结构都非常精简，生产局也不例外。从上到下就是局长、处长、工程师，没有虚职，整个生产局只有50多个工作人员，可称得上是真正的精兵强将。
我被分在生产局的飞机发动机处。飞机发动机处里一共十余人，处长张金波、副处长陈继昌都是搞飞机的，分管发动机的加上我只有五人，他们都是老牌大学生，老工程师。我们分管着十几家发动机工厂的生产技术，具体分工体现在发动机型号上。当时的型号几乎全是引进的，有活塞发动机、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涡轮轴发动机和涡轮喷气发动机。我是给崔永良工程师当学生、当助手，一起负责涡喷发动机，主管的是“4”字打头的发动机厂。
崔工程师是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的，主管410厂、420厂和430厂。他每年总得去一两次420厂。我在厂工作的十年基本上都是与涡喷发动机打交道的，所以自然就和崔工程师比较熟悉了。部里管质量的王喜春工程师也经常同崔工程师一起去420厂指导工作。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他们是在他俩主持的一个会议上，主要是研究发动机的故障问题。在会上我与领导发生了分歧，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不一。此时，他们都表示很认同我的观点和看法。这就是我与他们的第一次会面，从此更是与他们结下了师徒之缘。只要他们来420厂，我总是陪同两位领导视察工作，讲解和回答相关问题。我也常常向他们请教发动机的一些疑难问题。我打心眼儿里敬佩、尊重两位前辈，就像自己的老师一样，所以他们应该算是在部里与我最相熟的人了。我自己揣测着，这次能够调到部机关，肯定是他们举荐的。如果不是他们，谁会认识我这样一个小小的设计员，一名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呢？工厂是不可能推荐我的，从牙根儿里就不愿意让我走。对于两位的知遇之恩、提携之恩，我是永远铭记于心的。
后来我的揣测得到了证实，也知道了1969年部军管会周主任批评工厂不放一名技术员与我有关。正是两位伯乐，给我创造了机遇，给了我更广阔的天地。
我还是延续着在工厂工作的老习惯，早上总是来得最早，先把当天打到基层的长途电话向北京市电信局挂上，接着打扫卫生、打好开水，然后开始着手一天的工作。
由于我有工厂工作的基础，在工厂负责过涡喷发动机的生产技术。到部机关后，只是负责的型号多了，一共有7～8个型号的涡喷发动机，有的是引进的，有的是改进改型的，但结构大致相同，所以工作起来也算得心应手。
但在部机关工作毕竟不同于基层工厂，除了要全面把握每个工厂、每型发动机任务完成情况、处理重大生产技术问题外，还要撰写各种公文，要随时将工厂的情况汇报给上级批示，做到上传下达。由于我一直在工厂工作，对部机关这一套以公文为主的工作方式非常陌生，加之本身是工科出身，文笔欠佳，每一次写完报告，崔工程师要亲自修改几遍，以确保其内容简洁清晰、表述准确。在崔工程师的帮助下，我才逐渐适应了这一工作方式，公文写作水平提高了。
刚开始我一切都听从处长的工作安排，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有不懂的就请教崔工程师以及其他经验丰富的前辈。到后来，干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能主动、积极、有计划地安排工作了。
我到部里不久，就有幸参加了部工作组到四川、贵州的检查指导工作。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恢复阶段，质量事故不断。据说周总理对航空工业的质量工作非常重视，就派北京军区空军李际泰司令员来担任部长，此次带队的就是李部长。工作组人不多，有他的司机、警卫、办公厅主任和几个工作人员。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到各航空企业，检查领导班子的精神面貌、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和生产过程中的质量问题；主要方式是深入工厂听取各单位主要领导的汇报，到车间科室听取职工的反映意见，然后与工厂领导交换意见，提出要求。李部长对基层的汇报非常重视，一字一句做好笔记，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与基层的交流中，李部长总是能够敏锐地抓住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具体明示。针对这些问题机关该怎么办，企业该怎么办，并做出进度要求。汇报中只要涉及到生产局的问题，我都认真做好记录，第一时间向局里汇报。
此次到的地方就数贵州给我的感受最深。贵州地处偏远山区，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处境十分困难。基地、工厂领导汇报时士气不足。李部长当场严厉批评道：“看你们怎么一个个都像霜打了的茄子似的，成何体统！没激情、没斗志，仗还没打就已经输了一大半。是，你们困难，你们难做，这些我们都理解。但这种精神面貌是绝对不行的。气势！知道吧，这是克服困难的关键。一定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这是你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他的一切问题你们一一提出来，我来就是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李部长就带着整个工作组穿梭于车间、职工食堂、工厂办公楼之间，了解情况，并当场提出解决办法，遇到问题马上办，有时候还即兴来一段鼓励士气的演讲。
在这段日子里，我了解到了基层企业很多情况，学到了机关对下属企业的管理方法，下属企业的领导应如何对待上级的领导和检查指导。同时也见识和学习了首长工作严谨、说话滴水不漏、办事果断、处事得力的工作态度及作风。这次工作经历对我来说，受益匪浅。
当年夏天，局里到郊外农村义务劳动，帮助农民收割小麦。对于那些在城里长大的同志来说，这可是一件苦差事。火红的太阳晒得人头皮发麻、汗流浃背，尖利的麦芒刺得那些娇嫩的皮肤生生作痛。汗水顺着被麦芒划出的伤口流过时，疼痛顿时剧增，好多同志竟然都忍不住，咝咝地出了声。实在受不了的，干脆把镰刀一扔，就近找个阴凉处，一屁股坐下，就再也不愿意起来了。我正熟练地挥舞着镰刀，一上一下，颇有节奏地干得正欢。脸被太阳晒得通红，衣服已经被汗水打湿了大半，额头上的汗珠随着割麦子的摆动被一颗颗地甩出老远。收获是让人兴奋、让人快乐的事情。我的眼里、心里已经被黄澄澄的麦子装满了，太阳、汗水、麦芒、伤口都被视若等闲，根本顾不上了。
由于在义务劳动中确实表现太突出了，王芝芬协理员把部里发给局里的唯一一张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朝鲜歌舞剧演出《卖花姑娘》的门票作为奖励给了我。这使我有机会再次踏进人民大会堂，并看到轰动一时的最精彩的歌舞表演和舞台布景，真是让人终生难忘。
1975年2月20日，生产局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我入党的决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支部，有40多名党员，而且多数是老党员，最老的是抗日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大家都忠诚地信仰着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油江局长主持会议，我诚恳地讲述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介绍人崔永良、张景武阐明我能入党的缘由，讨论时大家踊跃发言，气氛热烈。我要求入党多年，为什么一直未能解决，这是大家发言的中心话题。有的说要强，有的说自负，有的说太犟，有的说固执，有的说缺乏灵活性。针对这些问题大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一边记录，一边思索着。最后油局长要我表态对自己缺点的认识。其实我无时不在思索着，为什么大学五年没能入党，在工厂十年填了志愿书也没入成党？我对党如同外婆与母亲一样亲。出身好，学习工作也不算差，品性也没大的问题，一直是共青团干部，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不能客观地对待自已，也不能客观地对待别人。太逞能，太要强，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强，甚至比有的党员好。在大学里，我看不惯也看不起不好好学习、成绩不好的党员，甚至班上开会时也时常批评他们。同样，到工厂也是如此。其实自己就那么优秀吗？就没有缺点与错误吗？应谦逊谨慎些。入党不光是要本身优秀，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个组织里共同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自己的觉悟的确是太差了。所以以前党组织没接收自己入党完全是正确的。我的认识也被大家所认同。
最后举手表决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得到全票通过，大家纷纷鼓掌祝贺我。
虽然我入党晚了些，但确实经受住了考验，思想觉悟与党性有所提高，这对我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十分有益。
入党后的第二年，我就被选为部机关党委委员，一直到离开机关。
多灾多难
1973年9月，我们全家迁往北京。显碧被安排在301所，负责应用数学的推广工作。部里在德胜门西绦胡同给我安排了一间平房，面积大约10平方米，在公共厕所旁边，后来又在旁边增加了一间，条件才稍好些。
1974年秋，也就是妻子显碧刚调过来工作一年，一次她在西安出差，突然严重拉肚子，上吐下泻，吃药打针都不管用。我正好要去西安出差，随即赶去，送市中心医院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必须立即住院动手术。我拿到检验单，泣不成声。我恍惚了，认为这不可能，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得胃癌了呢？这一定是幻觉，是梦。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下，癌症无疑是不治之症。这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平地跳雪山，晴空下霹雳，祸从天降。我不敢，也不能把实际病情告诉显碧。在显碧面前，必须时时处处强作欢颜、隐瞒病情，泪水只能往肚子里咽。那段时间，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胸中总是有块大石头压着，喘不过气来。我没日没夜地陪伴着她，安慰她。显碧的领导也专程来探望，看着未语已吞声的我，领导们也无能为力，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表示同情和安慰。手术还是很顺利的，一周后，伤口愈合了，我就带着妻子一道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显碧住在家里，有时去积水潭医院检查和拿药。我一边上班，一边照顾显碧。还好有母亲在身边帮助着照料，又稍微轻松了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