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春节，显碧的病情恶化，癌细胞扩散，她又被送进了积水潭医院。开始她单位轮流来人与我一道照顾，后来她就只要我一人在她身旁了。其实她早就清楚自己的病情了，看我一直瞒着她，她也就装着自己被瞒住了，为的是不让我担心。她疼的时候从不哼一声，实在不行就找医生打一针，到最后一天都要打两三次。我有自己的工作，每天都要去部里一趟，把要事办了后，立即回医院。晚上也在医院病房里睡觉，虽然在显碧病床旁边临时搭了一张床铺，但是基本上没有躺上去睡过，差不多都是坐在显碧的病床边。我想要多陪陪她，多看看她。如果实在太困了，就趴在病床的床沿儿打个盹儿。每天送、喂三顿饭，喂水、喂药，量血压，换、洗衣服，忙个不停。还要四处求医，想办法。虽然做了这一切，可我总觉得还是不够。我欠显碧的太多太多了，她跟着我从没有享过一天福，过过一天安稳日子。而显碧对我、对母亲、对三个孩子都太好太好了。对显碧的病，我们双方单位都做了多方的努力，但癌症毕竟是不治之症，终究是无力回天了。
1975年5月23日凌晨，显碧与世长辞。显碧年轻的生命，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留恋了，深爱的丈夫、可爱的孩子、慈祥的婆婆……哪一样她都不愿意丢下。但厄运降临，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逃脱，她只想多看一眼丈夫坚毅的脸庞、孩子稚气的面孔，她要把他们烙印在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中。那一眼，那绝望却从容的一眼，那充满爱恋的一眼，我已经把它深深地定格在自己的眸子里、脑海中。我多么希望时间就停止在那一刻，就在显碧还没有离开的那一刻，这样我就不会失去亲爱的妻子了。
四天后开追悼会，我和母亲及三个孩子，双方单位的同志一道来送显碧了。那时三个孩子最大的才8岁，最小的只有4岁。这一幕谁看了都会潸然泪下。
显碧的骨灰盒放在八宝山骨灰堂。除逢年过节，我和孩子们也时常在周末去看望她。三年后存期满了，我干脆就把它放在身边。一是无钱买墓地，二是我也想多陪陪她。一直陪了12年，直到1990年，显碧的骨灰盒才正式安葬在居庸关公墓，总算有她自己的一块安身之处了。
显碧单位对孩子们非常照顾，负责抚恤最小的两个孩子直到长大独立生活，当时每人每月16元。这让我感恩莫及。之后的十多年里，抚恤费还不断增长，当涨到每月32元时，不管生活多么困难，我都每月省下10元钱把它存起来，到最后抚恤结束时，一共积攒了300多元，我把这些钱平均分给了三个孩子。我这样做只希望孩子记住，一是要感谢301所，二是让孩子们感受到母亲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显碧去世不久后的一天，我出差在外，母亲收到了显碧娘家来的一封信。左等右等我都未回，由于母亲识字不多，又急于想知道信的内容，只好找邻居给她读一下。原来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显碧去世后，给我续弦的问题。他们考虑到三个孩子还小，怕受后妈的欺负，也考虑到我这个女婿对她家不错。所以建议我就娶显碧的亲妹妹显荣。显荣从江津一中初中毕业后到农村当了两年知青，后被招到江津某国营厂当电工，当时她20多岁，还没有对象，客观上是允许的。等我回到家时，要娶小姨子的消息早就传开了。我问母亲的意见，母亲欣然赞同，我也就同意了。
多年后，才知此事过程。一是显碧在临终前先后给她父母和妹妹写了一封信。二是江津油溪的叔父、叔母专程到江津与显碧的父母和妹妹商议此事，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这样做是最妥善的。对此，我十分感激。
但是大家在安排这件事情的时候，却忽略了我们两人分居北京与江津两地的现实。于是，我向组织说明情况。组织上对此事非常关心，对这一决定表示赞同。并告诉我组织上负责处理这个问题，争取早日把显荣调到北京。主管领导立即联系420厂，要求先把她从江津调到420厂。当时的工人是无法调动的，只有干部才能调动。工厂很重视，交张秀琴处长和黄祝华主任办理。工厂请示了四川省国防工办，国防工办李天明主任亲自批示，说我是发动机专家，理应照顾。由于张黄二位积极办理，于是，显荣很快调到了420厂，并安排在设计所试验科当电工。但要调到北京还是很困难，组织上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之间的对调，看看北京有没有人想回成都的。经过一番努力，组织终于找到了东城区主管工人对调的单位，寻求有对调意向的人，后来正好遇上有调回成都的，还是得益于张黄二位的帮助，此事就办成了。显荣被调到部第二招待所当电工。就这样我再婚的事解决了，之后我们生下了一个小女儿，取名段津京。一家三代，子亲媳孝，欢乐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
1975年年底，我们一家搬到三座桥胡同18号。此处属于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在北海公园后门，什刹海西边，到恭亲王府的直线距离不到100米，东面是郭沫若大院，南面是王稼祥大院。那时郭委员长还健在，10米一岗，警备森严。
院前可以看见两棵参天大树，夏天枝叶茂盛，几乎能挡住所有的阳光，为整个院子留下一片清凉。树下有两间小平房，据说是司机的住房，旁边是停车场。院子大门口有两个石头雕成的小狮子，朱红色的大门显得特别耀眼。院内有东厢、西厢、北厢房。北厢房有三大间，由三机部军管会办公室主任一家居住。旁边还有锅炉房，是供暖设备。东厢房有四间，有两家人居住。西厢房原是生产局一工程师居住的，由于部里给他调了新楼房，搬走了，组织就将这房子给我一家住了。西厢房一共36平方米，有三间半。院子中间有一块很大的空地。我就在自己门前种上菜、养兔子。
东厢房后面是花园，院中长满了花草，还有枣树、香椿树等。自来水、厕所是公用的。没有厨房，就靠一个蜂窝煤炉子做饭。夏天在屋外做饭，冬天在屋里做饭，顺便用炉子取暖。墙是泥巴和小石头混合砌成的，大约有40厘米那么厚，屋顶是木结构，顶上是厚厚的一层土，土上再盖瓦。窗户是老式的，封口不严，所以并不保暖，冬天虽然用纸在玻璃上贴了一层，但玻璃窗上经常会结上厚厚一层冰，经常被冻得直跺脚。后来，部里实在看不下去了，在东直门外为我老母亲借了一间楼房，那里有暖气过冬。
我那时的生活仍然十分艰苦，一家七口人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我的肩上。有好吃的当然先是想到母亲，然后是孩子。中午带饭与上小学的孩子一道吃，自己总是吃点剩的。有一次，来部里出差的沈阳606所严成忠副所长看到了，后来我们一见面就会提及此事，说我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我心里装着母亲，母亲更爱自己的儿子。一次，同学吕太昌、肖宏迅夫妇来家看望我们，因为是夏天，带来了个西瓜，可不巧我出差了。西瓜在当年可算是稀罕物，在我们这种贫困家庭更是难得吃上一回。母亲为了能让我尝上一口，就把客人送来的西瓜放在床底下，等我回来。并告诉孩子们：“你们三个乖，等爸爸回来一起吃。”孩子们也都懂事地点了点头。半个月以后，当我出差回到家时，孩子们蹦蹦跳跳地跑向我，喊着：“爸爸，爸爸，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有西瓜吃了。”伴随着孩子们那充满期待的眼神，母亲抱着那个西瓜走了过来。由于天气太热，西瓜已经淌水了，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流着，这西瓜根本就不能吃了。母亲看着已经淌水的西瓜，露出了满脸心疼的表情，一个劲儿地责怪自己：“糟蹋了好东西，都是我的错。孩子们，都是奶奶的错，害你们吃不了西瓜了。”同时，还用愧疚和歉意的眼神望着我。看着母亲的样子，我那个心里可不是滋味儿了，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本来以为自己可以让操劳大半生的母亲安心享享清福了，却还让母亲过着这种清苦的日子。我当时就在心里暗暗想着，等发工资了，一定要给母亲和孩子们买个大西瓜。
生产局对我特别关心，尤其是油江局长和王芝芬协理员。无论从思想上、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对我关怀备至。知道我上有老，下有小，经济确实困难，常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机关有这种条件，但我从不申请。一是觉得生活虽然十分清贫，但还没有困难到揭不开锅的地步，自己一家艰苦一点就能熬过去，不愿意给组织上添麻烦；二是觉得即使自己生活条件比别的同志差些，也是自己没有节制生育所致，理应自己承担；三是觉得吃补助很丢人，自己堂堂七尺男儿，有手有脚，竟然还不能养家糊口，让孩子、母亲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甚是愧疚。尽管我没有写申请，但过年过节组织上还是把补助发到我手里。每当这时候，我心里就充满了自责和对组织的感恩。后来生活稍微好转，我就坚决不接受补助了。
1976年唐山地震的前几天，我在420厂出差。当时的成都传说要大地震，人人自危，都搬到户外住。我是身在成都，心在北京啊，担心着家里老母亲和孩子，担心地震来了，他们怎么办。一天早上，我接到处里车建国的电话，说唐山发生大地震，她到我家去看过了。母亲和三个小孩都毫发无损，但是家里北面墙倒了，是往外倒的，把住隔壁的唐阿姨脑袋砸破了。我一听，天呀，三个小孩恰是住在靠北墙的房间，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跑出来的。我马上回北京，赶回家看到了正在收拾屋子的母亲和三个孩子，才算是把提着的心放了下来。随即给北面唐阿姨道歉，唐阿姨是讲道理的人，觉得这是天灾，虽然是我家的墙倒了，砸了人，但也不能怪我们。
地震中，房梁出现错位，没法儿住了，大家也担心王稼祥院的高烟囱倒下来会砸到我们住的院子，就到家门口和原北师大操场里面搭棚。后来在办公室孙广运主任的关怀下，在家门口南北两面各建了大概有10平方米的小房间，把地震棚变成了地震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厨房。然后南北用墙连在一起，成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子，加上大院子里树荫，还真有庭院深深的意味。
1976年真是国家灾难年。不光是唐山大地震，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接着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也相继去世。三位伟人的遗体告别仪式我都参加了，尤其是向总理告别意义特殊。总理是在处境非常不好时去世的，他的丧事总让人感到不是滋味。告别仪式极其简单，参加的人很少，我是部机关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我感到很幸运，还能再见总理一面。总理的遗体躺放在一个约几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面，穿的仍是常见的那套灰白色的中山装，瘦削的双肩已经撑不起衣服的样式了，身上覆盖着党旗，周围摆满了小松柏和鲜花，最前面放着夫人邓颖超送的小花圈，旁边没有家属和亲友。每个人都泣不成声地在总理遗体面前三鞠躬，并绕遗体一圈，好好瞻仰总理仪容后才离去。时间太短了，我真想再看看，再看看总理那亲切而和蔼的容颜。我在学校读书期间曾多次见到总理，他出访回国和迎接外国元首时我就在欢迎群众队伍中；再有就是1963年，总理在彭真市长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为高校毕业生作报告，结束后来到同学们中间，我和总理有过近距离接触。回到机关，大厅已搭上了悼念总理的灵堂。局里支部自发召开悼念会，我在会上作了发言，表达了对总理的崇敬和爱戴之心以及对总理去世的沉痛心情。
相互关爱
组织上关爱着我，同样我也关心着大家。我经常骑着自行车走家串户，了解员工的工作、生活情况。每当发现员工有困难，我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问题。
我作为部机关分房委员会成员，参与了机关员工住房的分配工作。当时部院合并，有近10位六院职工被分到发动机局。六院那时在北苑，属于郊区。职工也多住在那边，到部里上班，路途较远，费时费力。我利用休息时间，骑着那辆锈迹斑斑的老爷车跑到北苑去了解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同时掌握机关房源情况，考虑给他们换房的可能性。我不断地向办公厅领导汇报，并成天游走在分房委员会的人身边。经过不懈努力，大家终于分期分批地全部搬进城区。我的工作给大家生活工作提供了便利，得到大家的认同。
实际上，当时我们一家七口人一直住在36平方米的平房里，虽然住得很拥挤，我却从不提自己的住房问题。当时分房委员会的领导石主任提出要解决我的住房问题时，我也是坚决拒绝了，认为自己的住房条件虽然艰苦，但还是能够住的，应该分给更需要的人。
离开机关若干年后，部直属单位都在建职工住房，各单位都知道我家的住房情况，当时就有四个单位主动提出来要给我，并把房号都给了房管处。当时，主管住房工作的同志带我在亚运村附近看了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我马上就同意了，其他三套未看就婉拒了。在我的观念里，房子嘛，可以住就行了，用不着挑三拣四的。至此，我们一家人的住房问题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