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一认识，筹划搞更大胆的改革，那就是推行“工者有其股”的股份制，真正实现产业工人当家作主人的愿望。这在当时的国有企业，是较早提出这个构想的。1994年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李铁映主任到成都视察工作，省里找了五个企业领导去汇报情况。我与左鸣等工厂领导商议后，在会上详尽地阐述了工厂的改革方案。大意是核实企业有用资产，并划分为若干股，国家占一部分，余下部分卖给职工。按改革后的职工工资标准卖给职工股份多少，并确定实际价格。这里有两块损失，一是已不存在的和无用资产，二是让利给职工的部分。我认为国企，尤其是军工企业职工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太大了，牺牲也太多了，而且企业财富总体来说是职工所创造，返利给他们是应该的。如果现在不这样办，国有资产很快就会被吃空、用空，到时即使求着职工买都会不买你的了。我强烈要求420厂试行这项改革。
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都在座，听完我汇报后，大家反应强烈，最后李主任说：“段厂长你提出‘工者有其股’这个口号国家不能接受。但你提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方案和内容都很好，请省里进一步研究。”我也将此情况报告了中航总。1995年初，肖秧省长专门来到420厂。他对我说：“段厂长，省里研究了，同意你提出的工厂实行职工股份制改革方案，你快与北京总部商量，尽快实施吧。”
那时候，我即将离任，对此事可以说已经是应接不暇了。我只能说：“肖省长，真对不起。我个人也感到非常遗憾，我马上就要调离工厂了，不能亲自实行这项改革了。不过我想后面的人会接着办好此事的。”
林左鸣接任厂长时，我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他说到“厂长，你在420厂做了很多工作，已有了很多成效，如恢复军品、发展民品，使工厂有了产品，救了420厂。但我认为最大的两个亮点，一是培养了人才，二是大力推进改革。这两点比经营上的成就更为重要，它能使420厂继续发展下去。那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略来推行改革呢？”我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使人民得到解放，这是中国伟大的变革。继之按计划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我国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把中国引向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道路。由此看来，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人民才能富裕，420厂也只有改革才能有生路。变化是客观规律，改革是适应变化、迈向进步的动力。这一点，我是牢牢把握住的。始终把改革放在重要位置，顺应新形势、把握新政策，不断地对工厂的机制、管理等进行改革，也是我的基本认识。但确实国有企业的改革太困难了，计划经济几十年，要把它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需要在观念上冲破重重阻力；在行动上会触及到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必然就有反抗。回过头来，想起当时的一些做法，真有些后怕，不知道自己哪来这么大的胆略，可能是看准了只有改革才有生路，就不顾一切坚决推行。同时我认定改革是适应了潮流，是能给工厂和广大员工带来希望，是会得到绝大多数干部和员工拥护与支持的。再有，改革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个系统工程，所以改革的思路，改革的措施，改革的步骤尤为重要，千万不能出乱子，这方面我真是绞尽了脑汁。时间流逝，实践证明这件大事已算办对了，办成了，办好了。当然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能为之的，而是全厂干部员工共同推进改革的结果，甚至有的员工还做了不少的牺牲。我忠心的希望你左鸣把工厂的改革继续推行下去，能见更大的成效。”
克己奉公从我做起
如何带领好这支2万人的队伍呢？这是我在工作和实践中不断探索着的。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带队伍的关键就是要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班子做起。在政治生活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不少人越来越缺乏自我约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考虑个人的事多了，考虑工厂和员工的事少了。我一直奉行着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应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为人表率；当一方官，为一方民。
为了避免职工有想法，真正做到与工厂共存亡、与职工同艰辛，我把工资关系从部机关转了过来。当时正巧碰上国家理顺工资等级，我属正局级，每月工资为265元。我没有在工厂要住房，一直住在工厂招待所，吃在职工食堂和招待所食堂。每到吃饭时间，就拿上专用的大瓷碗，同职工一起排队打饭。由于我喜欢吃面条，通常是一碗面条就解决问题了。我自己从不下馆
子，就是部领导或部队首长来厂指导工作，也是把他们的吃住都安排在招待所，不再个别请吃。宗棠部长经常来工厂视察指导工作，给他最好的招待就是招待所的饺子，一般情况就是招待所的家常菜。尽管没有受到特别待遇，但部长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420厂，每次一来成都，吃住都是在工厂的招待所。明明省里有国宾馆这样的好地方去，却偏偏选择条件差的工厂招待所。所以后来省里戏称航空航天工业部的领导是草根命，不会享福。部长都如此简朴，自己还想什么。招待所韩长捷所长及员工们对我的生活十分关照。
为了节约出差费用，我很少乘飞机，能坐火车的就坐火车，尽量选择低成本的交通工具。出去住的招待所都很简单，有个床铺就可以了，有时甚至住老乡家。总是能省则省，以至于每次出差报销费用从没超过1000元。
我不仅仅是为了给工厂省钱，不乱用公家的一分钱，而是把节俭当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一次，我到重庆出差，一老朋友给我定了一间五星级宾馆的高级套房。到了晚上，我说什么就是不入住。我认为睡一晚上觉就要花几百，是极度的浪费。任老朋友死拉硬拽，就不动一步。最后朋友实在没办法，只好依了我，退了房，我和司机挤一个房间。节俭的生活作风影响着整个工厂，干部和工人们几乎都是不自觉地跟着我过上了这种黜奢崇俭的生活，成为工厂一时美谈。
一个钢厂要债的财务人员一直缠着我，我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无论开会还是上厕所都跟着，摆出了一副要不到钱誓不罢休的架势。结果那个要债的才跟了三天，就受不了我简朴、繁琐、忙碌的生活了，自动放弃了。临走的时候诚恳地对我说：“段厂长，你实在太辛苦了，成天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忙个不停，哪里有困难你总是及时地出现在哪里，我跟在你屁股后面跑都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实在佩服你那旺盛的精力。还有，我怎么都不会想到堂堂一厂之长，竟然衣食住行都如此朴素，简直有点苛刻了，我这个粗人都不习惯，你还是对自己好点吧。我宁愿回去受处分，这个钱不要了。”
我很少请客，哪怕是求人办事，也从来没有在吃喝上套近乎、拉关系。就连总参、空军、海军、银行对工厂帮助如此之大的合作伙伴，几年来几乎是没有送过什么礼，送礼也就是龙泉山的水蜜桃。给工商银行芷泉支行送过的礼物———饺子，还是420厂职工食堂自制的东北饺子。那是1992年底，由于芷泉分行在贷款上不遗余力地支持工厂，保障了当年军品按质按量完成任务，民品遍地开花，终于实现扭亏为盈。可以说工厂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银行是功不可没的，所以决定要好好报答“恩人”。当时大家都一致认为职工食堂的东北饺子是一大美味，美味嘛，当然要与人分享了。于是，便有了送饺子的壮举。当时半夜12点，正在加班的陈行长及她的下属们看到我带领的送饺子大军浩浩荡荡踏进银行时，严寒冬天的办公室立刻沸腾了起来。吃着热腾腾的饺子，陈行长开玩笑似的对我说：“段厂长终于开窍了啊，懂得送礼了。我代表银行全体职工感谢大厂长的厚礼。”
对于我的“吝啬”，大家仿佛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从没有请人吃饭的习惯，别人还反过来请我吃饭，简直就是颠倒了嘛。不知是不是陈行长大人有大量，还是往往能够“以德报怨”，还在银杏饭店宴请过我。说是为了今后银企一家更好地合作，要给我们这位大厂长开开洋荤，补补身体。就连空军、总参的领导都乐于请我这位很难得请别人的厂长吃饭。每当提起空军、总参请吃饭的情景都让我觉得很自豪。因为除我以外，饭桌上坐的都是将军级别的人物，毕竟能跟共和国将军们一起吃饭的荣幸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驻厂军代表升职了，为了感谢我对他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再顺便作别，要请我吃饭。上来一只红烧龙虾，大概有一尺长。那么大的虾，我不但没有吃过，更是连见也没有见过。我特土，也不客气，竟然要求把整只龙虾打包带回招待所。第二天中午，把班子成员都请来了，交代厨师把大龙虾热好，大家一道来打个牙祭。因为我平时对他们太刻薄了，从来都没有正式请大家吃一桌像样的饭菜。就连在厂外开会，也是要求大家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伙食标准是每人正餐8元，吃饱就行，从不允许超标。回想起来觉得对不起大家，这次总算是借花献佛，招待和慰劳一下大家。
几乎每一次讲话或报告都是在离厂不远的龙泉山打靶场的接待处撰写的。我们也曾去过周边县城的一些地方，都因收费较高而返回。龙泉山打靶场接待处的住宿就是大通铺，一晚上10多元钱，吃在山下的一个小店，也很便宜。这里很僻静，基本无人，只有一位管理员。一天我与李翔秘书来到这里写职代会报告。到中午了，秘书问中午吃什么？我说，旁边地上有管理员种的青笋与萝卜，你去拔点凉拌即可，同时请小饭店熬点红苕粥。吃完饭算账时，老板说，有什么好算的，一共交8元钱就行了。这里我一年来好几次写文章，每次都是如此。
按照规定，厂长是配有专车的，是一辆凌志轿车，但是我却很少乘坐那辆所谓的专车。一是成年累月都在工厂里，从不外出转悠，几乎不用车。二是我喜欢骑着自己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出行、走访。一天，我去省委汇报有关工厂的发展情况。我如同往常骑着自行车去，到了省委大院门口，竟然吃了闭门羹。我被门卫拦住，不让进，说什么也不相信我是420厂的厂长，说大厂长还骑破自行车到省委闯关，谁信？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蒲海清副省长出来了，他对门卫讲，这是骑自行车的厂长，以后见到他你就放行吧。
老家来了一位堂弟，他是搞建筑的私人老板，要我把职工住房的工程给些他做。其实公开竟标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谁能说得清，说不清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我只好婉言说服了他。
有一件事更是让我难以忘怀。器材处长出经济问题时，我已经离开工厂了。但在审查他的过程中，发现他曾私下给过段厂长10000元，这可是重要线索。检察人员事先没有惊动我，而是把原任李翔秘书找去了解情况。秘书随后找来了归还该处办公室王主任10000元的收据，此事才算了结了。我是事后才得知这一情况的。
那大约是1994年的某一天，这位处长送来10000元，他很真诚地说：“我看厂长过得太苦了，我们搞民品赚了点钱，不能忘记厂长，小小意思，还望笑纳！厂长用后把发票留下就行了。”不知怎的，这是大姑娘上花轿，还是头一回，加之他又非常真诚，几番推脱未果，钱就留下了。随即我把钱交给了李秘书，让他找个机会把钱还回去。此事我早忘了。真的要是贪，这不就栽进去了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行得端，坐得正，腰杆才挺得直。
1994年初我向员工承诺，工厂职工全年收入不得低于5000元，谁没拿到直接找我要，到年底没有一人来找过。可是我全年收入多少呢？到1995年离开工厂时，每月就是死工资526元，全年收入6312元。蒲省长出于对我的关爱，多次告诉我，可以拿到职工平均工资的8倍。我告诉蒲省长：“如果我拿工人工资的2倍，员工的干劲儿就只有80％了，如果我拿工人的3倍工资，估计就没有人干活了。更何况是8倍呢？”我认为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与员工一样都是给国家打工的，因能力的大小、岗位职责的不同、贡献的不一，工资可高一些。但说实话，这些人又比员工高明多少呢。加之没有任何风险，因而不能把高管人员工资定得太高。作为一厂之长，就应该与职工同甘共苦，共同进退。所以直到离任，都没有给自己涨过一分钱的工资。最后，部里实在看不过去了，特例补助我6000元，这也让我十分感动。
左鸣、宏建等几位年轻人看我工作实在太辛苦了，便提议周末出去玩玩。我提议不用公车，大家一起骑自行车，既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饱览沿途风光。到了周末，几个人的自行车队便从厂大院出发了。两个多小时后，到达了成都市植物园，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别样的周末。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给别人看。想法很朴实，如果我用了1000元公款，那么至少要有10000元的订单，再把订单生产出产品，并交付出去，回收货款。这要多少员工付出多少辛劳，我于心不忍。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可能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有些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