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痛恨的问题，也是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高管人员的贪。官廉则生威，官贪则政危。腐败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总是依附于权力而存在，腐败问题无论表现为何种特点，何种方式，何种手段都可归结为权力的滥用，如果一个工厂企业的高管人员犯了贪戒，必然会严重脱离群众、丧失公信力与领导力。
我与职工一道生活，一道工作，同时还一道娱乐。工厂团委在俱乐部举办青年卡拉OK大奖赛，我即兴上台演唱了《把根留住》这首我最喜欢的歌。没想到当唱完第一句“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时，全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这应该是职工对我的鼓励吧，从此这歌成了厂长的歌了。我知道自己不会唱，更唱不好，但为什么要上台去唱，去献丑呢？为什么要选择唱这首歌呢？我想作为厂长应该带头支持团委的工作，与职工同乐；更主要的是必须在420厂把根留住，留下改革的根，留下军品的根，留下人才的根。所以这首歌唱出了我的心声。
我50多岁时还参加工厂工会组织的职工篮球赛，虽然球技不高，却可以带动职工的热情。与大家一起欢呼、一起奔跑，我感到非常快乐和满足。周末的时候我还会和职工一起玩牌，当然不是赌博的那种，是420厂厂牌，打输了就钻桌子，以示惩罚。我输了，从不扭扭捏捏，怕失面子，说钻就钻，根本就不用赢家提醒。大家就是喜欢我这种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的作风，所以都抢着和我一起玩。在那个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我就是这样善于苦中作乐的。一边拉近群众关系，一边释放自己的压力。
我会抽烟，但不经常抽；能喝酒，也不轻易喝。我抽烟基本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到基层走访，与职工谈话时。喝酒从不要名酒，只喝家乡的江津白干，一般是招待客人时才喝酒，再尊贵的客人都喝这个酒。大家开玩笑说，你是在为家乡产品打广告。
我还在招待所前面开辟了一块空地，自己种了香菜、折耳根。有的职工或者班子成员喜欢吃，就送给他们或者让他们自己来摘。
从北京出差回来时总是会私人出钱给大家带来北京的羊肉以及涮羊肉的锅底、佐料，就在招待所，请来几个朋友，大家一起吃涮羊肉，打打牙祭。
每年中秋节，我都会亲自给老职工、困难职工家送去象征团圆的月饼。把美好的祝福带到一个个老人面前，把真诚和关心带到了几位老红军和贫困职工家中。一个简单的行为，便让大家看到了我这个厂长的真心。
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大年三十在职工食堂吃团圆饭的情景。几十张桌子旁，坐满了几百号春节仍坚守岗位的人。饭桌上丰盛的团圆饭，饭桌旁那一张张红光满面的笑脸，构成了一幅大团圆的画面。为了工作不能与家人团聚的职工们，能够在工厂这个大家庭中集聚一堂，自是别有一番乐趣。我们尽情地吃着、喝着、谈笑着，没有一丝落寞。这便是我在工厂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旧坚持请春节在岗职工吃一顿丰盛的团圆饭的最大目的。想让他们体会到过节的气氛，感受到团圆的喜悦和集体的关心。
在当厂长的这55个月中，我从来没有节假日。就连母亲去世，也由于工作太忙，而错过了回家奔丧的机会。那是1992年4月，陪我一起走过风风雨雨的母亲，终是经不起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轮回，匆匆撒手人寰。听闻此噩耗，我整个人顿时瘫软了下去。正如老舍先生说的那样：“失去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我强忍住心头的悲伤，叫来自己秘书，让他去北京帮忙料理母亲的身后事。于私，实在是不愿意回去面对母亲那早已经变得冷冰冰的身体，那种场景我是受不了的。多年来对母亲的爱与被爱几乎让我不能承受突然失去母亲的现实，抱着一个幻想，只要不回北京，只要没有见到母亲的遗容，母亲就仍然活着，等着、盼着我回去。至少，我可以一厢情愿地这样想着，直到慢慢接受母亲已经离开的事实的那一天。于公，工厂正处在走出困境的关键时候，任务能否完成关乎工厂的存亡，我不能离开，必须留在工厂与工人们一同奋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只能取其一，孝子奔丧终是比不过尽忠职守的。再者，忙碌的工作也许是化解悲伤的最佳途径，我那时所想的就是化悲痛为力量，早日带领420厂和职工走出困境，为母亲献上最完美的祭品。这便是我选择的尽孝的方式。
大女儿结婚，强烈要求我回去。我对她说：“彤彤，爸爸很爱你，但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因此而离开工厂，只有衷心祝愿你们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我就这样简单、朴素、自信、执著、胸有成竹地在420厂生活着，工作着。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带好这个班子、这支队伍，最大限度地为职工谋取福利。
关爱员工构建和谐
员工要有工作
成年人没有工作就没有饭碗，就断了生路，这是再具体不过的问题了。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职工能有工作，能有收入。我在历次职工大会上都讲到：“个体户、民营企业白手起家还为社会提供了那么多就业机会，420厂作为国企，在这里有这么大的家当还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吗？真要是到那个地步，只能说明我这个厂长无能，要裁首先把我这个厂长裁掉。不能把责任推给社会，把矛盾交给国家。减员增效应通过内部调整解决。靠减员来增效，任何人都能干，这就把企业领导的责任卸了，必会后患无穷，既坑害了员工，也坑害了国家，更可怕的是会带来两级分化，社会不安宁。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太缺德了。”因而我坚持不无缘无故地裁员，只对岗位做适当调整。这就解决了职工饭碗的问题，保住了工厂稳定的局面。
保障职工工资，不断增加职工收入，是我的奋斗目标之一。我一出任厂长就把职工的工资问题放到了重要位置，必定按月发工资。言出必行，为了守住这个承诺，要求全厂干部在经济困难时期暂停职务津贴，先解决职工工资为重。这个决定让全厂职工看到了厂长的决心，也受到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支持。在任职期间，我想尽了一切办法，硬是信守了自己对职工的承诺，从没有晚发过一天工资。
在此基础上，随着工厂形势的不断好转，更是把增加职工收入作为自己最基本的责任之一。最初是保证职工收入至少不低于成都市的平均水平。职代会年年都给我下达职工工资增长指标，每年都完成了。职工常与当时效益比较好的成都132厂进行比较，差距是一年一年地不断缩小，到我离任时，职工收入已经超过了132厂，对于这一点职工是满意的。尽管这样，我还是常常感到内疚，希望能够给职工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福利，职工的收入太少了，不但影响当时的生活水平，更影响他们退休后的后半生。
员工要有房住
我常说，我们都是无产阶级，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安居才能乐业，这也是我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居者有其房”这是工厂要为职工实现的。
由于工厂确实太困难了，不可能再给职工盖房子了。我亲眼看到无论是单身集体宿舍，还是家属住宅，多数都已是破旧不堪，有的面临倒塌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大祸。每次我去职工住宅区，看到那些危房，心情就会特别沉重。一次我亲眼看到二层厕所的水泥板垮塌直接压向一楼，幸好没砸伤人。还有一次看到老少三代七八口人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人到齐了，连转个身都会碰到人或是物件，而且两三家共用一个小厨房和厕所。这样的条件，他们怎么能生活好，休息好呢？又怎能好好工作呢？况且人到一定年龄总得婚嫁，有个家，生儿育女，过正常的人生。可是我还亲眼看到工厂的大男大女们，因工厂无房，还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这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痛心。工人阶级祖祖辈辈都是无产阶级，连自己的一个窝都没有，真是不甘心。想到这一幕幕艰难的情景，总是忍不住暗自垂泪。我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解决这个最棘手的问题，给职工们一个舒适的家。
我能够想出的办法是推行住房改革，集资建房，改变过去由工厂给职工提供福利住房，有房住而无房产的状况。地就利用划拨的土地，把工厂破旧的平房和危房拆掉，重新盖6～7层的小楼房。既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又不需要花一分钱就可以解决土地的问题，可谓一箭双雕。资金，这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当时工厂的生产才处于起步阶段，经济上很困难，所以不可能拿出很大一笔钱来为职工盖楼房。于是，决定集资建房，工厂出一部分，职工个人出一部分。个人出的这部分与工龄、级别挂钩。由于用工厂的地基本不花钱，盖6层小高楼，大约每平方米不超过500元。每户以70平方米算，全交才3万余元，而工龄长，或者是职务高的大约几千元就买到了，一般职工就是1～2万元，大家东拼西凑，应该是可行的。
想法要变为行动、变为现实，就必须克服种种困难，付出百倍的努力。首先领导班子就难以统一意见。反对的主要认为职工收入低，拿不出钱来。一位厂领导说：“我是代表工人阶级，我们没有钱来买房子。”我反问道“你代表工人阶级，那我代表谁啊。”矛盾十分尖锐。
实在没办法我就只好降低职工出资的比例，争取到了部里和银行的支持，最终领导班子才勉强通过了。接着就是利用各种机会、各种手段大造舆论，责成廖元德副书记天天在厂电视台进行宣讲，让广大职工了解此事。开始职工总的观念是：我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工厂就有义务给我们房子住。他们没有认识到时代已经变了，不是计划经济年代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包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况且厂里虽然提供住房，但条件差，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工厂经济条件不好，不可能再盖房分给员工，即使再盖房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多员工怎能解决。再有，土地是国家的，现在如果不利用，国家早晚会收走的，以后就没机会了，盖房子还得单买地。我反复阐明这些观点。
经过党政工系统8个月的反复研究讨论，制定了房改方案，最后召开职代会，进行民主表决，结果是10人弃权，17人反对，其他人都表示大力支持，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工厂住房改革方案。从此，大建职工住宅就轰轰烈烈地在420厂开展起来了。
此间，何文治副部长前来视察工厂。他亲自到家属区走访职工，察看危房，对房改十分赞赏，十分关切，并表示部里可以适当支持。这当然大大增加了工厂对房改的决心与勇气。
在施工过程中，我更是突发奇想，集结闲置人员，提出“自己修房，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口号。这既节约了人力成本，又提高了效率。工人们毕竟是为自己建房，是自己要住的，这就激发了大家的热情，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大家干得不亦乐乎。同时还解决了很多闲置工人没工作的问题，有事情可做了，生活也有了着落。
在建楼的过程中，我还特别强调要合理安排结构，既讲质量又力求在有限的土地上建出能住更多人的住房。工厂有序安排破旧房的拆除工作，拆一栋建一栋。就这样一栋栋焕然一新的小楼房，在工厂大院陆陆续续拔地而起。整个工厂开始沸腾了，职工们欢呼着、奔跑着，似乎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这在当时航空工业企业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当然职工们是真正受益了，现在来看，至少每位员工有30～40万的家产，是较为满意的。
在这次的住房改革中，厂里严格要求按照工龄和级别进行集资分房，从不偏私。什么工龄、什么级别、多少人口分多大面积，分到几楼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更何况我作为穷苦人家长大的孩子，极富同情心。所以我也有过唯一的一个特批。一天晚上大概11点多了，我从车间回到招待所，发现有一男一女等候在我的房间门口。观察他们僵硬的姿势，估计已经等了很久了。这么晚了，他们都没有放弃，肯定是有急事。我立即请他们进屋询问，终于明白，原来是关于住房的问题。他们俩都是普通工人，工龄也不长，所以需要交的钱相对而言就比较多。而他们俩人目前的经济实力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一家老小六口人如果拿不到集资房，就没有容身之所了，实在是非常需要这个房子。我听了，非常同情他们，但同时又感到为难。房子的事情，我从不批条，一律由房改专门机构办理。于是只好告诉他们：“明天上午你们到我办公室来吧。我请相关部门协调一下，看看能否解决。”第二天早上，我开门出去，发现这两口子竟然在门外的走廊上睡了一晚上。我当时那个心痛啊，眼泪都在眼眶里直打转转儿。我感到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到位，本以为住房改革可以解决职工的问题，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家庭存在。他们实在是太穷了，太困难了，要不是实在无计可施，他们也不会在自己的门口守一个晚上。自己有责任帮他们解决困难。便马上向他俩说道：“是我对不起你们，回去好好工作吧，工厂设法给你们解决困难。”我上班后，查明情况，征得有关部门同意，真的就把他们的住房给特批了，房子的钱以后每月从他们工资里面适当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