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发蒙
尽管一家三口生活过得很艰辛，只够勉强糊口，但深知知识重要性的母亲无论如何也是要送我上学的。在我五岁那年，母亲便带着我去吴市场文殊庙拜文殊菩萨。母亲告诉我，拜了文殊菩萨，就会变得聪明，读书成绩就会好。我只记得母亲和我一起对着右手持剑、骑着狮子的菩萨塑像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母亲一边磕头嘴里还念念有词，大概是希望菩萨保佑我能够大智大慧吧。后来长大了，我终于弄清楚了文殊菩萨所代表的意义。文殊菩萨为我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文殊菩萨智慧、辩才第一，为众菩萨之首，被称为“大智文殊菩萨”，是读书人必须顶礼膜拜的，说拜了就会给予你无上智慧。
第二天母亲便带着我去坝上干爹蹇家私塾拜师发蒙。蹇家私塾是蹇家寨的富庶之家请先生（多是落第的秀才）在蹇家坐馆教学的私塾。一般只招族内孩童，当生源不足时也对外姓招生，我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跟蹇家的亲戚关系，刚开始私塾不收学费，免费让我入学。但是时间长了，母亲就坚决要交学费了。
拜师时，只见母亲点起一对红蜡烛，焚了三柱清香，母亲用手按住我的头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砰砰砰”磕了三个响头。在我对着身穿蓝色长袍、头戴瓜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的私塾先生充满好奇时，已算完成了当地称为“穿牛鼻”的入学仪式。从此，我便上学了，开始了“五岁孩提子，从师入学堂，整容端坐席，开口诵琅琅”的读书生涯。
由于家里实在不富裕，没有什么闲钱供我上私塾，所以在五岁到十岁的这五年间我只是断断续续地到私塾念书，有钱交学费了就上，实在困难了挤不出钱就只好停学，就这样总的算起来我也就差不多读了两三年的私塾。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早懂事吧，我极其珍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认真努力地学习着，希望自己没有白白浪费母亲的血汗钱。
每天来私塾上课，一到塾馆，我就把自己养的鸽子放回去，给母亲带信，告诉自己到了，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天的学习。
私塾上课，不分年级，进行个别教学。启蒙教材是《三字经》、《千字文》等。学生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以后，再教授四书五经、四史和唐诗。教学方法是填鸭式的，即每授一课，只要求学生识得其形，并能读出其音，便继续授新课。有的学生能读能背，但仍不理解其义。悟性高的孩子识得字形以后，能够逐渐融会贯通，理解全文含义。于是背书就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最重要的事情。当天讲授的或当天要求背诵或第二天要求背诵，背不下来的，就要被先生打手板心以示惩罚。在私塾教育中，“打”是私塾学规及塾师施教严厉的重要体现，这种严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儒家伦理观念所褒扬的师道尊严的教学秩序所要求；二是恨铁不成钢的家长们大多信奉“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育人理念。因此，教鞭与戒尺，成为私塾中维持教学秩序震慑顽皮孩童最有效的工具，也是维持师道尊严的有力手段。所谓“一片无情竹，不打书不读，父母若爱你，不必送来读”，既是塾师的体罚理念，也为家长或社会观念所认可。只要不是私塾先生“打”得太过分，说“师太严”的家长并不多。
每当看着那些背不了书，而只好战战兢兢伸出小手被打手板心的同学时，我总是感到自豪的，我从来就没有因为背不下来书而被先生责罚。被打手心的孩子由于怕痛，每打一个便缩回小手在大腿上来回搓，仿佛这样就能减轻疼痛似的。由于有的孩子总是背不下来课文，大腿两侧的裤子都被磨得褪色了。
除国文教学外，私塾还教授珠算课，我尤喜珠算课。我总是嘴里念念有词，背诵加减乘除的珠算口诀，从什么“三去七进一”、“七上二去五进一”到“逢八进一，八四添作五”、“无除退一下还九”。两只小手灵活地拨弄算盘，发出“哔哔剥剥”颇有节奏的声响。我经常是一头埋进算盘中就忘了身边的人和事，就连上茅房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
当时的茅房在学馆的后面，来回大约要5分钟。老师为了避免同学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打着上茅房的借口偷懒耍滑，就备了一块出恭牌，谁要上茅房就向老师拿出恭牌放在自己座位上，学生才能去茅房。因为出恭牌只有一张，所以就只能一个一个的去茅房，避免了成群结队偷着玩。不过我觉得这既麻烦又浪费时间，所以从不在上课时间领取出恭牌，只是一味聚精会神、争分夺秒地学习着。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我的努力最终得到了认可，到后来甚至老师的技艺也不如我了，也算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老师常给我珠算课以高分，我拿给母亲看时，母亲的脸上总是挂满了微笑。学好珠算后，最大的喜悦莫过于拨弄算盘帮母亲算账了。在当时，母亲织的布可以拿到市场上直接卖钱，也可以用布换织布纺线的原料———线子。每当母亲织好一批布，我就会用小算盘盘算好怎么处理布最划算。计算好按什么比例卖和换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就成了我学以致用的最初尝试。
我还热衷于私塾开设的第三门课———习楷，在红方格的习楷本上临摹柳公权和颜真卿的字帖。老师给我的字画的红圈圈是最多的，努力受到了肯定，这便使我更爱习楷了。常常是教室里的小伙伴都纷纷离馆了，我还在心无旁骛地写呀写，忘了时间飞快地过去，忘了天色之将晚……
每当这时候，我也不曾想到会给母亲带来不安和焦虑。家里虽与私塾距离并不遥远，但却要爬坡上坎。当学生放学的时候，母亲准会在屋后的竹林等我归来，而我看到母亲的身影也会远远地就向母亲跑去，书包弹起，拍打着屁股，发出有节奏的啪啪的响声。虽是天天如此，却似久别重逢，这是孤儿寡母最快乐的时刻。而一旦我回家晚了，站在竹林前的母亲便会胡思乱想：是不是梦林在私塾出事了？是不是受先生责罚了？或是在放学路上摔跤了？如此等等。在母亲的心中，我就是母亲的一切，不单不能失去我，而且也不愿儿子有一丁点儿闪失。这时，母亲会着急、不安而暗自垂泪，默默祈祷儿子一路平安。而当我终于回来时，看到母亲泪眼迷离，开始还以为母亲有了不顺心的事儿，或是受了欺侮，想方设法劝慰母亲哄母亲笑出声来，待到后来知道母亲是为担心我垂泪时，我愧疚地对母亲说：“妈，我以后再也不会为不守时让您操心了！”
这话又惹出母亲一把眼泪：“梦林，只要你是为有出息练本事，妈不怪你！”从此我再也没有因为不守时而惹母亲流泪，也自此养成了遵守时间、珍惜时间的好习惯。
在读私塾中，有两件事至今难忘。一天下大雨，我看见在水田里有一条大鲤鱼，估计是上面塘里跑出来的。真是让我高兴极了，非把它抓到不可。鱼很大，水又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全身都湿了，沾满了污泥，终于把鱼抓住了。赶紧往回跑，在山顶上看见妈妈，大声喊道“妈，我抓到一条大鲤鱼啦！”我飞快地向母亲跑去，母亲见我满身泥土，手里抱住一条大鱼，既心痛，又高兴。第二天赶场，母亲把鱼拿去卖了，买回几斤盐。我感到很是欣慰，我明白盐比鱼更为重要。
一天放学回家路上，一户人家的一条大狗跑了过来，我没防备，在我的左大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大口。鲜血直流，当场就倒下了，痛得我在地上滚了好久才慢慢地爬了起来。我一瘸一跛地走到山边，一见母亲就大哭起来。母亲健步跑上山，二话不说，背着我就回家。回到家发现裤子被撕烂了，小小的腿上被咬了四个大洞。外婆给我在伤口上撒上盐水，此时更是痛得心慌。过后伤口发炎，开始烂了。由于什么也不懂，我把烂的肉抠下来放在伤口的旁边。大约一个月伤口好了，腿上留下两个大坑，而堆烂肉那一块已被感染，好了后长上一个小鼓包，终生留念，真有点意思。
翻身解放
我满十岁那年，也就是1949年夏天，三大战役节节胜利的消息终于传遍了山乡，尚未瓦解的国民党当地政府为了垂死抵抗解放军的挺进，保长带人到处抓壮丁，年轻男人都要去当兵，抓得满村鸡飞狗跳的。同时又对无知的村民散布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的谣言，大姑娘赶紧找婆家嫁人，于是到处是草率的婚嫁。
到年底，解放军真的不声不响地进乡了。这个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衣冠整齐，挎着长枪，骑着从未见过的大马，好不威武。他们既没扰民，更没伤民，谣言不攻自破。
第二年春可大乱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纠集地方武装和土匪恶霸，大肆进行反扑，杀害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强抢公粮和百姓财产，叫嚣先攻下江津，后占领重庆。土地坝周围的山上全是土匪，横行霸道，不可一世。
母亲织布，只有布和线子，这也成了贪婪的土匪们抢劫的对象。为了躲避土匪的掠夺，母亲只好带着我，背上几块布和一些线子，露宿在山坳壁上。一天晚上，我们没来得及出逃，外面枪声便响了，接着土匪从后面窗户爬了进来。几个匪徒把我一家三口赶到一张床上，一边对母亲高喊，你的洋纱、布匹藏在哪儿了，一边指着我，说我是小共产党。其余的那些家伙就到处翻箱倒柜搜找，大肆抢劫。由于母亲早已把那背兜布和线子埋在床下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但是却打劫了院里的其他几户人家。
一天，上下两湾的人挑着箩筐、背着背兜、拿着口袋，蜂拥到吴市场的国家粮仓。原来土匪把粮仓打开了，公粮被抢劫一空。唯独我们家没去。母亲说，不是自己的就不能要，要了早晚也得遭报应。不到一个月，解放军缴匪获胜，回到了乡里。每个村都驻有解放军，我们村也不例外。村里驻的那个解放军是个山东人，姓王，一米八左右的个子，腰带手枪，白皙的皮肤，尖尖的瓜子脸，五官整齐，可谓是眉清目秀，如果不是那一身威武的军装，怎么看也像一个读书人。解放军走家串户，晚上开会，要大家自觉把抢的公粮老老实实地送回去，成分不好的还要加倍处罚。唯独我们家不用去开会。母亲的话果然得到验证，不义之财不可取，母亲用自己的行动教会了我这个道理。
接着开始了清匪反霸和评定成分，进行土地改革。这可算得上是翻天覆地的变革。成分是越低越好，也就是越穷越好。越是穷说明受地主老财的剥削越深，跟地主的仇恨也越深，阶级觉悟也就越高，最终就能分得好房子、好田、好地，还有地主的钱财、家具、衣服、生活用品等。穷人既有政治待遇，又有经济实惠。
我们家评的是小手工业者。从家庭收入来讲，一是靠租土地来种，这应是贫农；二是靠外婆纺线，母亲织布，去换棉花或棉线，从而获得手工费，这应是小手工业者。其实小手工业者就相当于贫农，所以有时两个成分都在用。母亲成为了贫农组长，我们家租的房子、租的地也都分给了我们，另外还分给四五亩水田。有房住了，茶叶兜不会再吊着甩了，不用搬家了，有田地种了。地自己种，田里活互助组可换工，工分不够，适当付些工钱。不向地主交房租和交租子了，真的翻过身来了，一家人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而那些成分高的就倒霉了，尤其是地主，村村开斗地主大会。每逢赶场，乡里常常开公审大会。每次公审大会都要枪毙几个恶霸地主和土匪头子，这些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共产党解放了中国人民，土地坝的人们也从此翻过身来。这改变了我的一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像爱自己母亲和外婆一样爱着共产党和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