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开展无产阶级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声震耳欲聋，革命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这场革命的来势之快，来势之急，来势之凶，来势之猛让人们措手不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大家都在高呼“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可是喊着同一口号的革命群众却分成两大派，都标榜自己是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在“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造反派夺权，各级党组织瘫痪，派性斗争加剧，武斗升级，有不少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做了无谓的牺牲。在“文化大革命”中辽宁是重灾区，601所是重灾户，这场动乱给国家，给国防科研事业造成的重大损失无法计算，这场灾难给人们心灵上的伤害和精神上的创伤长时间无法治愈，直到1976年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人们才过上了安定正常的生活，航空科研事业才得以迅速发展。
在那动乱的岁月里，李天这个文弱书生，本不该受到冲击，但也未能幸免。他本来应该是逍遥派，因为他的心里只有他的技术，可是大联合后，革命委员会还是把他列入了插队下放对象。送到绥中大山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绥中的三年时间里，他和农民一起进行艰苦的农业劳动，后来又到当地中学任教员，培育山乡的中学生，他和那里的农民，那里的孩子建立了深厚的真挚感情，受到当地人的尊敬和好评。
文革之争闹派性，插队落户到绥中。广阔天地有作为，山乡执教留芳名。
文革之争
601所经过短短5年建设已经初具规模，设计力量、实验室建设、试验工厂建设都有了可喜的进展，摸透歼7获得成功，自行设计高空高速歼8飞机已全面铺开。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很高，努力钻研技术业务，那真是书生朗朗，灯火辉煌，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都井井有条，学习基本功、学习外语已蔚然成风。贯彻《科研十四条》和《鞍钢宪法》取得显著成效。当时601所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没有想到的是《“五一六”通知》一发表，立刻掀起暴风骤雨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性的文革运动，直接冲击了601所。不到一周就贴出了3000多张革命大字报，“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一个个群众组织蜂拥而起，“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口号响彻四面八方。抄家、打砸抢、戴高帽游街闹得乌烟瘴气，不少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扣押、揪斗、专政，当时的混乱局面令人作呕。
那时李天只是来所工作不久的普通设计员，他对那些过激的行动一点都不感兴趣，他离“打砸抢”、“武斗”、“到处造反”都远远的，总是默默地钻研他的技术。二室乌克力等几个党员先后写出大字报：“这是为什么？”“某某某为什么抓住某某某不放？”乌克力是当时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在哈军工念两年转到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学习，1964年初毕业分配到601所二室导数组工作，与李天在同一办公室，为前后桌，住在一个大宿舍，关系较好。李天的毛笔字写得又快又好，因此乌克力写的小字报都让李天抄成大字报。当时谢光调到一室任主任，谢青山为指导员。这些大字报出来后引起很大震动，两室关系紧张，出现所谓“一、二室”之争。后来乌克力写的有关揭发所党委修正主义的大字报也都由李天抄写出来。李天与乌克力一起在农村搞四清半年，又在一个组工作，能谈得来。后来601所分成“红色造反团”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两大派，还有个“东方红”派。设计室大多数同志都参加了“红色造反团”，李天同情“红色造反团”，但对其集体活动太多影响工作不太赞成，因此参加了“东方红”派，后来他觉得“东方红”派也不完全正确，就退出来不参加活动，而一心一意搞业务了。乌克力等几人以“鬼见愁”的名义写了一些针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的大字报，李天帮他抄写，也就成了“鬼见愁”的一员。“红色造反团”属于辽宁的“八三一派”，“无产阶级造反大军”属于“辽革战派”，后来“辽革战派”在辽宁胜利，“八三一派”垮台。601所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胜利进革委会，并开始对“红色造反团”的头头进行“清理阶级队伍”，乌克力也没有幸免而被专政，李天与乌克力的关系密切被以走“五七道路”的名义下放到绥中县加碑岩公社插队落户，二室下放到绥中的还有陈治怀、严仁达和曹康家等人。原所党委书记于达康也下放到同一公社。“五七大军”、“插队落户”也是当时辽宁革命委员会的独创，下去的基本都是在文革中，支持“八三一派”站错队的干部。
插队绥中
1970年1月2日，一所的部分技术人员及政工干部（造反团派的）几十人作为“五七大军”乘火车被下放到辽宁省绥中县插队落户。人事关系、户口、粮食关系全由601所转到绥中县。当时601所三大队政委对下放的人说：“你们下去就不用回来了，就长期在那儿干下去吧！”大家心里感到凉嗖嗖的。到绥中后，李天他们乘汽车来到加碑岩公社，他被下放到东梢树大队东道子小队。这个小队的社员住在山沟里，没有车路，他带去的行李、箱子及现在仍在用的永久牌自行车都是由老乡抬上去的。房东有五间破旧瓦房，自己住三间，把另外两间腾出来让李天住。由此开始了他三年的艰苦插队生活。
插队前，李天曾多次向室指导员提出调他爱人来沈阳的事情，但都以工作难安排，不好解决两地生活问题为由拒绝了。宣布他去绥中插队后，当时的领导却积极起来，马上派人到黑龙江商学院联系让其爱人王景翰随李天去绥中插队，以解决两地分居问题。黑龙江商学院无奈也就同意放了。1970年4月王景翰也去绥中插队了。当时他的儿子李晨刚满一周岁，也一同带到加碑岩公社。公社安排王景翰到中学教课，李天在公社工作队。两人每天去公社或参加队里劳动，小孩只好放到大队赤脚医生李子厚家，由他妈妈给照看，中午在他家吃饭（每月10元钱）。李子厚的妹妹李子香在队里劳动，帮助她妈妈照看李晨，他们全家对孩子很好。虽然条件很艰苦，但生活还是很愉快的。
广阔天地
辽宁省绥中县加碑岩乡位于县境西部距县城约60千米处，那里山连着山、沟连着沟，走很远都看不见人家，到处是一片荒山野岭。在那没有开发的年代里，什么奇峰异洞、娄石瀑布、五华顶峰、圣水庙、毛公像、情人石、小冰沟等美丽景点都在荒野中默默无闻，没人理睬。加碑岩乡是革命的老区，据说辽西的第一个党支部就是在加碑岩乡某个山洞中诞生。那里群山连绵，没有多少耕地，是辽宁有名的贫困乡。当时流传着“一进加碑岩（当地方言读‘nié’）一天一双鞋”，“一进大岭沟、步步踩石头”，“一天三顿饭、顿顿喝糊粥”。真是大山的呼唤，命运的安排，李天就在这偏僻的穷山沟里整整度过了三个年头。
公社领导看到上级送这么多干部来插队落户很高兴，把他们当成工作队帮助公社开展各项工作。除了参加生产队里的各种劳动，如春天犁地播种，栽地瓜苗，夏天锄草，秋天收包米、挖地瓜、摘水果，等等外，还帮助公社搞宣传和外调工作。当时政府号召社员封山育林，禁止乱砍滥伐。李天花一周多时间为公社画了几十幅这方面的连环画，并在公社展出。还参加了审查一个大队干部贪污问题的专案组，他和一个叫卢连顺的贫农干部负责外调取证工作。加碑岩公社属绥中县偏远贫穷山区，周围公社和大队之间都是山路，外调全靠双脚走，近的一天只能去一个单位，远的要走几天，中间在社员家过夜。因涉及经济问题，主要是到有关大队和公社查账，而卢连顺不识字，他陪李天是充当向导和问些问题，记录及查账都由李天负责。晚上查账总是很辛苦的事，有时白天查不完，晚上还要在油灯下查账，白天走一天路，很累很困了，但为了完成任务，只能用凉水洗脸冲走困意。在灰暗的灯光下一页一页地核对。老贫农卢连顺看他很辛苦的样子，他也睡不着觉，一会给他倒点水，一会又说几句笑话，一会开门放放风，觉得帮不上忙很是过意不去。专案组工作近半年，中间有两三个月是同卢连顺一起去外调。李天从卢连顺身上学到了老贫农待人诚恳、与人为善，对党忠诚的高尚品德，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从1971年下半年开始，李天除了到公社中学教书，也还帮助公社搞些宣传工作，星期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李天他们住的小队做饭都烧柴，没有煤。为了解决烧柴问题，生产队派3个青年，3匹马和他一起去十几千米外的五华顶山上去拣枯死的树枝。五华顶山高千米，从沟里爬到山上要三四小时。早晨起来天不亮就出发，到能拣柴地方已近中午，大家坐下来一起吃王景翰给蒸的菜包子（平时吃不到肉，只能在老乡家里买到鸡蛋，当时是七角一斤）和煮鸡蛋，喝完水就开始拣干枯树枝，再把树枝打捆放到马的托架上，这时已近下午3点，大家急忙往回赶。虽然下山较上山省力，但还要照看牲口，也挺难走。回到家已晚上7点多了。大家一起吃顿热乎饭菜。打柴不易，节省烧，一般三四个月去一次，这也是对李天身体和意志的磨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