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留名
1969年，在这个偏僻的山区成立了一所中学，全乡只有一百多个学生，县教育局派来几个老师。学生少，老师更少，家长和孩子都担心学校办不下去，就在这关键时刻，“五七战士”李天和王景翰被派到学校任教，李天教数学、物理，王景翰教语文、化学，几节课下来，这两位教师就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面带笑容、和蔼可亲。课讲得好，大家都爱听，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受到山村孩子们的尊敬。当时在校学生骆素娟和妹妹听父亲说，“你们多有福呀，从城里来的大人物教你们，可你们知道他们住在哪儿吗？他们住在东道子，你们知道东道子离学校有多远吗？知道那里的山路有多难走吗？”骆素娟和妹妹都说不知道。他父亲语重心长地接着说：“你们老师不容易呀，那条山路非常不好走，你们要好好学习才对得起老师。”当时骆素娟并不理解，38年后，她第一次和采访小组成员来到了当年李天和王景翰插队的东道子，使她想起了父亲当年说的话，更加敬仰这两位老师。“他们太了不起了，在这崎岖的石头沟路上，整整走了三年，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培育了加碑岩第一届中学生。如今这届学生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在乡里当上了干部；有的在当地任中学教师，这里的乡亲和他教的学生还时刻惦记着他们的老师。” 骆素娟还说：“那时山里的学校从没有过任何的体育活动和文艺活动，是那些城里人把体育活动和文艺活动带进了山区，带进了学校。在大山脚下开起了运动会进行田径比赛，在山沟里进行了文艺汇演活动，‘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王景翰老师利用业余时间教给孩子们的歌舞表演。山里的孩子们没有唱过歌，没有舞过彩绸，都是王景翰老师耐心细致地教这些孩子们的，至今‘八月桂花遍地开’在我心里永远和王景翰老师那美丽大方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李天老师和王景翰老师给山区的孩子带来知识，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文化。38年过去了，每逢我回到家乡，路过他们住过的小山沟时，当地的老乡都让我给这两位老师带好。老区的人们忘不了他们为加碑岩所做的贡献！”
到1972年下半年，根据省里精神，所里开始往回调未带家属单身下去的同志了。李天曾给所里写信询问此事，回答是因王景翰工作不好安排而暂不考虑调回的问题。李天这时给当时任611所副所长的谢光同志写了一封信，说在绥中已插队二年半，601所没有调他回去的意思，611所能否安排李天和王景翰的工作。他希望两人一起去成都工作。不久，谢光副所长让611所一室主任张守一给李天回封信，他信中说谢光代表611所欢迎李天来成都工作，家属工作也可安排，关键是601所是否放人？1972年11月，李天带这封信回601所找干部科科长严春江，请他研究是否放人。他说我们研究研究。第二天，李天到顾总家看望顾总，向他汇报在绥中插队情况及想去成都的想法。当时顾总说他找当时所领导商量一下。年底所里来电话说李天还是回601所，王景翰的工作安排正在联系中，不要急于去成都。1973年2月初，为了早些回去，王景翰自己回沈阳去沈阳药学院联系工作，药学院答应要她去教有机化学。这时601所里决定调李天和王景翰同时回所工作，考虑到孩子小，药学院上班远，决定不去药学院了。他们全家于1973年2月从加碑岩公社回所，当时全小队的男女老少都出动了，把十几箱子、还有放了三年一次没骑的永久牌自行车都从山沟里抬了出来放到路旁，等汽车来装车。装完车后，他们俩与共同生活、劳动三年的全小队的男女老少百十余人一一握手告别，感谢大家对他们一家三口的帮助和关怀，大家热泪盈眶，惜惜相别。汽车开走了，欢送的人群还在招手，久久不愿离去，直到看不见人影为止。真是“举手长牢牢，惜别情依依。”
38年过去了，2010年7月9日李天院士传记编撰人员来到当年李天下放的绥中县加碑岩乡，得到了乡政府领导和加碑岩中学领导和老师的热情接待，我们走访了当年的房东，当年学校的老师，走访了当年他教过的学生，至今他们念念不忘李天、王景翰两位老师。当年他的学生现任绥中县加碑岩乡联合学校副校长骆俊山曾亲耳聆听过李天院士的教诲，欣逢为李天院士做传的良机，撷取当年李天院士教书、生活的花絮，呈现给大家，仅此表达对这位航空科学家深深的敬意。
三十八年前的记忆
绥中县加碑岩乡联合学校副校长骆俊山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人都已经在我记忆的深处里淡忘了。然而，在我记忆的另一片天空里，唯有这样一个身影，却是这样清晰地存在于我记忆的最深处。他，便是我上初一时的物理老师，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601所副总设计师———李天。
1972年春，我升入了初中，当时实行五二二学制。即，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记得当时是春季开学。升入初中，六年级就开设了物理学科，担任我们物理学科的教师就是李天。
开学那天，从学校的新生榜上，我知道了自己被分到了六年级一班。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走进教室，按照班主任马德坤老师的编排，我在我的座位上坐下。因为刚刚跨入一个崭新的环境，同学们彼此都很陌生，所以，教室里倒是显得比较安静。
这时，一个身材高大，面容清瘦的男教师身影从教室门口映入了我的眼帘：他大约有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干干净净的旧军装，戴着一副近视镜，清瘦的脸上带着些微笑，眼睛扫视了一下同学，声音低沉而缓慢地说：“祝贺同学们升入初中，我叫李天，是下放到东梢树大队东道子小队的‘五七大军’，从今天起，你们的物理学科由我担任，希望大家好好学习。”接着，李老师便向大家介绍这一学科的特点，用处。刚刚升入初中的我，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教师，陌生的学科，根本不明白李老师介绍学科特点这些话，只记得当时老师的目光里充满了一种期待，话语里透出一种自信。现在回忆起来，他当时是希望我们对物理学科有深刻的认识，产生浓厚的兴趣。他相信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会学习好物理课程。可惜，当时的我没有理解老师的苦心，没能记住老师当时的话语，甚至有些学生还认为这位老师太磨叽了。有几个人还在下边偷偷地笑呢。但是我初次接触这位老师，就觉得这是一个为人谦和、学问严谨、知识渊博、精干负责任的人，这便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时留下的印象。
以后的生活，证明了我对李老师的印象是正确的。李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此前任601所技术员。学识非常渊博，讲起课来娓娓动听，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很是吸引人。学生们都很折服。“亲其师，信其道”，在他的教导下，几乎每次考试，我们班的物理成绩都排在全校的前列。
记得那年下学期，学校搞学科知识竞赛，结果前三名有两名都是我们班的。也许是李老师谦和的作风感染了学生，也许是李老师严谨的敬业精神震撼了学生的心灵吧，再加上他深入浅出的教法，物理学科成了学校的王牌，学生从心底服气这位“洋教师”。在我们大伙眼里，他就像是一个慈祥的老大哥，是智慧的化身。
从此以后，这位“洋教师”成了学校的新闻人物。他的轶事悄悄地传播着。人们开始关注这位“五七大军”。人们发现，李老师和他的妻子王景翰（当时教化学课）每天是最早来到学校，一番洒扫庭除之后，便下到班里给学生辅导功课。清晨，雄鸡刚刚报晓，夫妻俩烧好了早饭，把三岁的儿子李晨托付给房东大婶，便踏上通往学校的山路。时常，放学的钟声敲响之后，李老师又习惯地走进教室给住宿生补课。夕阳落山了，深山沟里，河洼石滩留下李老师深深的足迹。余辉洒在他褪了色的军装上，映红了他清瘦的脸庞。住处离学校来回有二十多华里的山路，李老师一走就是二年。二年两度春秋二十四个月，七百二十个日日夜夜，李老师为加碑岩山区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为文化的传承付出了汗水，燃烧了青春。
至今，人们还都清晰地记得李天、王景翰，虽然有些人不知道他们现在做什么、生活得怎样，现在在哪里，但是，人们知道他给山里人传播了文化，传播了新的学科———物理。李天成了加碑岩乡，大山深处文化的代名词。这种“李天效应”（学习文化的热情，高质量的文化水准）一直持续多年。
时至今日，人们每当踏上李天———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601所副总设计师当年走过的道路，那清晰的脚印似乎依稀可辨；老师们走进当年李天老师讲课的教室，还仿佛听到那低沉而又有力的讲课的声音；十万大山记住了这位科学家的名字，记住了这位航空泰斗的功勋。他把学识传承给了辽西这块红土地，他的品格影响和感染了老区一代代人。
“文化大革命”使吾师深受迫害，但唯有吾师“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情操，这胸襟着实让人由衷地钦佩。
三十八年，弹指一挥间。许多老师甚至于连名字都忘了叫什么，惟有这位谦和、严谨、敬业、渊博的李天老师的身影，却始终清晰地铭刻于我的心底，是那样的高大，那样的给我以激励！
和李天一起工作过的高级工程师李洪杰回忆说：“我是和李天以前在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我是文革所里实行军事管制期间进所的，当时601所归属第三机械工业部管辖，对外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字601部队。当时也正是“五七大军”陆续从农村返城回单位的时候。我来所的时候，李天和其爱人王景翰还在绥中加碑岩公社教书。据我爱人骆素娟讲李老师和王老师在加碑岩公社教了很多学生，两个人教书教得比较好，而且为人正直，他们不仅教书而且也育人，在他们的教导下，有很多学生都比较有出息，现在有的是在国家机关和重要的科研单位，我的爱人骆素娟就是李天和王景翰培养出来的学生之一。我爱人骆素娟在农村曾受过李天和王景翰两位老师的启蒙教育，1974年从农村考入北航，1978年分配到沈阳601所工作，先后在飞机结构疲劳实验室、组织部工作。1994年组织部任命为飞机结构疲劳实验室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现已退休在家）。回想我爱人骆素娟的成长经历与李天和王景翰老师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这也是李天、王景翰老师教书育人回报社会的一个缩影。
由于我和骆素娟的关系，经常去加碑岩探望我年迈的岳母，有一年经骆素娟的指引下，我来到了李天老师当年插队居住和生活过的地方。那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山村，从一个很狭窄的小山口里进去，踏着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说实在的每走一步都很艰难，稍不注意就容易崴了脚脖子。当我来到他们当年的住所时，我简直就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映入眼帘的是简陋的房屋，窗户没有玻璃，只是在窗框外面糊了一层纸。看到这一切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种条件到了冬天防寒是可想而知的，据当地老乡讲这里的生活条件确实很艰苦，别的暂时不提，就是每天吃的生活用水得到很远的井里去挑，再说道路又不好走。李天当年和王景翰老师就是在这种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情况下，没有一丝怨言，勤奋而忘我的工作，为这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国家有用的人才。由于我回加碑岩的次数多了，也结识了不少的当地老乡。在与他们交往中有很多人都是李天和王景翰当年教过的学生，从言谈话语中我能感觉出他们对两位老师的感情较深，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没有忘记两位老师，所以见到我都主动打听两位老师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可想而知，两位老师在这些学生的心目中的威望是如此的高，尤其是李天、王景翰在教书育人方面的高尚品德和忘我的工作热情受到了当地许多人的高度赞誉。”
李天当年在加碑岩中学的学生骆素娟还说：“1974年我被推选到北航上大学，当李天老师得知我上北航学习时，他出差时曾两次到北航去看我，鼓励我要好好学习，从大山里走出来不容易，他告诉我要多花时间学好英语，他还曾几次在信中再三提醒我要学好英语、学好每门功课，不辜负山区人民对我的希望，要为山区的孩子们争光。我从北航毕业后，有幸被分配到601所工作，当我得知李天老师和王景翰老师就在601所时，我高兴极了。到所后，二位老师在工作、学习各方面都给我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从一个山区的无知穷孩子到一个大学生，又从一个技术员到高级工程师，我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是他们的人格魅力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是加碑岩第一届中学毕业生的幸运儿，又来到李天老师身边工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加碑岩的父老乡亲和我的同届同学都很羡慕我，因为我永远有李天老师的关怀和帮助。李天老师永远是我最崇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