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师益友
———贺顾诵芬院士80华诞
顾诵芬院士1951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开始参加航空工业建设至今已近60年了，这60年来他一直勤奋地为我国航空工业振兴，推动军、民用飞机的研制与发展呕心沥血地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飞机设计大师。他以航空界的科学院院士参与组建中国工程院的工作，推荐了一批工程院院士，他在航空界及中国科技界是德高望重的。如今，他虽已近80岁高龄，但仍在为中国的大飞机，各种军用飞机，以及航空技术远景规划等不遗余力地勤奋工作着，在一系列的科学技术活动中，依然能看到他那活跃而矫健的身影。
我有幸从1963年开始同他一道在601所工作，他为航空献身的强烈事业心、勤奋学习、严谨治学的精神，以及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了我一生，我的成长和进步与他的亲切教诲、无私的帮助，以及热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可谓是我的良师益友。
一、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大家称他为“活图书馆”
1963年7月，我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毕业分到601所气动力室的导数组工作。当时顾院士是室里的唯一少校工程师（7级），指导操稳组、导数组、载荷组及性能组等专业的工作。他给我的第一件工作是建立飞机动导数的计算方法，他随手拿纸就写出十几篇美国NACA的各种报告，包括名称、文献号和主要内容等，让我仔细阅读，从中寻求好的计算方法。他对601所图书馆中几千篇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文献资料都通读了一遍，重要的文章他都熟记了。室里同志想要找哪方面的资料，只要问一下他，他马上脱口而出，告诉你文献号及文章题目、概略内容，以及在图书馆第几排第几格上的位置，因此大家都称他为“活图书馆”。他所以有这个本领，一是他勤奋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书；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看过一遍全记住了。当时老同志说起顾院士爱学习精神的一个故事，那是1960年困难时期，每月粮食定量不足30斤，肉、油很少，大家都吃不饱。为了节省体力，晚饭后都早早上床休息，而唯独顾院士是每晚打一壶热水，坐在床边一边泡脚，一边手里拿一本书看到深夜才上床睡觉，可见他的勤奋好学、持之以恒的可贵精神。
二、认真履行总设计师职责对工作严谨求实
他对工作极端认真、严谨。我负责计算出的歼7和歼8飞机的动导数及编写的报告，他不仅在文字上严格要求，连标点符号都给予更正，对近千个数据的计算结果他更是亲自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校对，发现了不少错误，并进行更正。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细致、认真。
超声速飞机的方向安定性是设计超声速战斗机必须满足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保证高速飞机飞行安全和实现大迎角高机动的重要因素。在飞机设计过程中，必须确定飞机的方向安定性，即Cnβ值。当时，由于技术储备不够，还无准确的计算Cnβ值的方法，主要靠风洞试验来确定。在摸透米格-21气动特性时，我们在AT-1风洞测得的Cnβ在马赫数2.0时的数值与苏联资料值相差近10倍，这个问题不澄清，将直接影响歼8飞机的自行设计，这成了气动力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为此，顾院士经过研究和思考，决定从两方面进行：一是试飞测Cnβ值，二是对风洞试验不模拟的因素进行研究。关于试飞测Cnβ问题，当时国内从未有人做过。顾院士在参阅了大量国外有关文献资料后，经分析研究，首次提出了用时间向量法试飞测米格-21的方向安定性的方案。他亲自推导公式，确定测试参数和试飞方法，向试飞员葛文墉（原空军副参谋长）讲解试飞中的动作和应注意的问题，特别是脉冲蹬舵要非常准确的要求。同时，他和大家一起在现场及时计算分析每一个起落的数据，然后确定下一个起落的试飞科目。工作中他虽然是领导，但和大家打成一片，亲自计算，认真分析数据，详细向飞行员交待试飞应注意的问题。他的忘我工作、一丝不苟、认真细致的作风给我们新同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楷模。经过半个多月的奋战，终于首次在国内成功地测得了米格-21在马赫数2．0时方向安定性的大小（即Cnβ值），也摸清了超声速战斗机在最大飞行马赫数时应有的方向安定性指标。与此同时，顾院士又详细研究了风洞试验结果，发现由于风洞尺寸较小，风洞试验模型并没有完全模拟真实飞机的条件，不同之处是：飞机翼面是弹性的，风洞模型是刚性金属的；飞机机头进气，尾部喷气，而模型头部用堵锥代替，尾部因加支撑而加粗且无喷流。据此，他提出请管德院士（当时气动弹性室主任）负责垂尾、机翼等翼面弹性修正的理论计算，进气影响由我计算，而尾喷流影响国内从未做过，他找到北航的陆士嘉教授与徐华舫教授共同商量如何利用北航G-3超声速小风洞做垂尾部件有无喷流对方向安定性的影响试验。由于要模拟喷流，不能在翼面上开测压孔把管子从尾部引出的方法。他提出利用测压耙在垂尾表面移动测出压力变化的方法，北航接受了该项任务，并加工了尾喷流模型及测压耙等测量装置。试验于1966年6月开始，顾院士派我去北航参加试验及分析数据。开始由陆士嘉教授、徐华舫教授及青年教师李志芳、徐长林和陆志芳等共同参加，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学校停课闹革命，青年教师都出去串联了，试验只能由陆士嘉教授、徐华舫教授和我，以及实验室工作人员共同进行，二位老教授每天按时上下班，和我一起换模型，处理数据，在风洞里爬上、爬下，他们对航空事业的热心支持及认真负责的精神对我也是一种教育，值得我们学习。试验过程中，顾总经常来电话询问进展情况及应注意的问题，他及时的指示和帮助使我们的试验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也是中国自己第一次开展超声速尾喷流对方向安定性影响的试验，得到了在大马赫数下飞机在有侧滑时尾喷流对垂尾方向安定性不利影响的可靠数据，为修正全机风洞试验数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顾院士领导下，完成了试验和理论计算，利用这些修正量对全机风洞试验数据进行修正计算，他提出了对全机每个气动导数的修正方法，并与大家一起进行计算和认真分析每一项的影响量级。采用他提出的方法对风洞测得的方向安定性导数进行修正后得到的结果与试飞测得的值基本一致，证明他建立的修正方法是正确的。由此也准确地给出了歼8飞机的垂尾及腹鳍的设计参数。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一整套对飞机从风洞试验测得的气动导数进行修正的方法，该方法不仅用于歼8及歼8Ⅱ飞机的气动设计，保证了歼8飞机的飞行性能和操纵品质全面达到了设计指标要求，而且也成为后来进行新机气动设计所使用的方法，并推广到其他主机所广泛应用。
在歼8Ⅱ飞机设计中，作为总设计师的顾院士，不仅解决了由机头进气改为两侧进气的难题，为我国超声速飞机采用侧面进气道的设计方法开辟了道路，还解决了改成两侧进气后其大马赫数方向安定性不足及横滚特性差的问题。为保证研制进度，他亲自组织领导了方案论证、成品协调、样机生产、技术设计和攻关，以及放飞评审全过程的工作。对每一份技术报告及重要图样都仔细审校，包括报告的技术内容，以及文字、标点。他一天工作长达十二三小时，周日也不休息。在一次与气动室进气道组讨论方案时，听到助理叫他到总师办接电话，他抬腿就往外跑，一不小心被拖把绊了一下，摔成轻度脑震荡（头部有个裂纹）。在医大治疗时，每天仍听汇报、发指示。稍稍恢复一点就急着上班了。他的忘我工作精神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勇于探索，具有献身航空的精神
歼8飞机上天后，试飞中在跨声速区出现强烈振动，影响飞机的操纵，成为设计定型的一个拦路虎。顾院士与大家一起分析原因，他提出在风洞中进行尾部流态观察，当时我国只有沈阳气动院的AT-1高速风洞，其试验段尺寸是0．6米×0．62米，尺寸太小，雷诺数小，支撑尾部又不能完全真实模拟。他初步确定振源在后机身，属于跨声速抖振现象，采用加导流片、开进气口、加“裙边”等措施都未彻底解决抖振问题。1978年夏季，顾院士怀着对工作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在当时没有空测条件情况下，提出亲自上天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流场的大胆想法。这对一个年近半百（48岁），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缺乏体育锻炼、体质健康状态一般又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院士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乘歼教6飞机上天，要同歼8飞机保持近距离等速飞行，有时偏离要有4~5g的过载机动才能保持姿态，要承受4~5g载荷对普通人来说也是难以忍受的。但他决心已下，先取得试飞员鹿鸣东的支持，然后又说服了领导，瞒着爱人，依然决定乘歼教6飞机上天，与歼8飞机进行等距离、等速度，在不同高度、不同速度及不同方位上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贴毛线条显示的流场情况。第一次上机他是自己骑着他那辆断把的自行车由所里到沈飞公司试飞站的。一次空中观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接着又第二次、第三次上天，直至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终于发现是后机身机尾罩与平尾后缘根部形成的锐角区造成了气流严重分流（该区毛线全部撕掉）所致。他提出采用局部整流包皮修型方法，并亲自做了整流包皮的修型设计，他与工厂工人师傅一起改装，经试飞证明此法非常有效，彻底排除了跨声速抖振现象。顾院士为歼8飞机设计定型解决了关键问题，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使歼8飞机于1979年顺利通过设计定型。顾院士的行为深深感动了我们设计人员，他的赤胆忠心、无私奉献，热爱航空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我学习的榜样。
四、高瞻远瞩、积极探索、勇于创新
顾院士在担任601所所长兼总设计师时，除抓好型号研制外，还不忘“探索一代”的预先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他提出要研究新的边条翼布局，并委派我和程映雪、何辅攸等人到北航与流体所的刘谋佶教授、邱成昊、吕志咏等青年老师进行合作研究。他提出从流动机理、流态分析与测压测力相结合，摸清边条翼布局的气动特点。他亲自参加会议，指导修改研究计划和设计方案，指出流动机理与工程应用要相结合，找出参数影响规律。他亲自查阅许多外文报告，指出重点阅读的文章。他还多次听取我们与北航研究的阶段成果汇报和审阅技术报告，指出应注意的方向，通过两年多的理论与试验研究，使我们掌握了边条翼布局的特点和设计方法。该技术的掌握，使顾院士在歼×飞机布局设计中果断的采用了边条翼布局方案，通过打样设计和近万次的风洞试验，其气动性能达到了美国F-16的水平，也使我们的气动布局研究跨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和顾院士具有高瞻远瞩、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歼8Ⅱ飞机上天，新歼立项后，对战斗机如何发展顾院士在1985年提出要考虑如何对付美国F-16以后的新一代战斗机———ATF的问题。尽管当时目标还不十分明确，但他说服了航空工业部科技局及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六局的领导，在国防科工委“七五”预研规划中设立了《先进气动布局研究》课题。他提出研究具有高机动和超声速巡航能力的气动布局方案，并让我担任该课题的课题组长，组织601所、611所、北航、南航、西工大、气动院（当时的626及627所）及628所等单位参加，共同攻关。从制定课题研究目标、任务及主要研究内容及确定技术途径等，他都亲自与我们讨论、研究并提出中肯的意见。我经常向他汇报课题进展情况及遇到的困难，请他给予帮助。型号工作再忙，他总是抽出许多时间研究国外的进展情况，指出我们要在考虑国外资料情况下进行布局的创新研究。每年开课题年会，他都亲自参加并做学术报告，指导课题的工作进展。在他的指导、参与下，课题组经过5年的攻关，完成了双三角翼融合体带涡襟翼的先进气动布局方案，具有低的超声速阻力和高的升阻比气动特性，该课题成果获得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6年，他又向航空工业部提出开展隐身技术的研究，当时虽然有些高等院校教师已开始探索隐身特性的计算方法研究，但主要是机理和算法，还没考虑与型号结合的问题，航空工业部科技局取得国防科工委的同意，于1986年下半年决定开展隐身技术课题研究，由601所牵头开展研究，顾院士决定由我担任课题组组长，组织航空工业部的研究所及高校参加（包括北航、南航、西工大、601所、621所、611所和620所等多名专家教授）。顾院士提出要以型号为牵引，以歼8Ⅱ飞机作为研究对象，从机理方法着手，找出主要散射源，提出减缩措施。在他的指导下，该课题在“七五”期间也取得了很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