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底，顾院士调到航空工业部科技委任副主任，负责预研工作。当时由601所负责的在歼8飞机上进行模拟式电传操纵系统改装的演示验证项目正在进行。由于电传操纵系统是一种先进的飞机综合操纵系统，是第三代战斗机必须采用的新技术，用电传系统取代了常规的机械操纵系统，试飞验证有很大的风险，国外在验证该项技术时有多次机毁人亡。为保证该重点课题的顺利进行，航空工业部任命顾院士为行政总指挥，负责协调多方关系和技术攻关工作。1988年10月，在歼8飞机加纵向模拟电传操纵验证机首飞前一个月，他由北京来沈阳蹲点，因该项目负责人李明院士去美国参加“八二工程”工作，不在国内。当时我是该项目的副总师，每天陪同他到工厂里工作。他对每一项地面试验、技术方案、飞机改装情况都认真仔细的审查。已年近60的顾院士还多次爬到飞机机翼和尾部上亲自检查操纵系统和舵机的工作情况。出于安全考虑，我曾几次阻止他爬上高的飞机在机身上面检查，但他都说：“试飞的安全比人的安全更重要，我一定要亲自看看飞机改装情况，否则不放心。”他这种忘我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又一次教育了我。在沈阳的一个多月里，他亲自组织大家及时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每天都开碰头会，既保质量又保进度，保证首飞的万无一失。他还亲自主持了首飞前的评审工作，保证了该机于1988年11月首飞成功，并连续完成了25个无故障试飞起落，圆满地完成了验证任务。接着在1989年11月顾院士又从北京来到沈阳，与李明院士一起组织领导大家完成了歼8飞机加纵向数字式电传操纵系统的首飞前各项试验和评审工作。通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于1989年12月30日实现了首飞，接着飞行了46个起落，完成了验证任务。顾院士为我国掌握三代机必备的先进主动控制———电传操纵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我们树立了献身航空、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工作的典范。
“七五”期间航空预研没有背景型号，当时我负责《先进气动布局研究》和《隐身技术研究》课题，其间多次与顾院士讨论“八五”期间应开展什么新的课题研究，我觉得除上述两个课题外，还应增加一个飞机总体综合研究课题，因气动与隐身都和外形有关，各自研究气动、隐身领域的关键技术是必要的，但最终在飞机上还需要将气动与隐身综合起来应用。他积极支持这个想法，并与张耀常务副院长进行沟通，取得他的支持后，顾院士让我起草课题研制任务书，他认真修改后，通过航空工业部科技局交到国防科工委六局得到认可，决定作为“八五”期间航空工业部的一个重点课题，名称为《飞机总体综合设计技术》，并任命我为课题组组长，成员有601所、611所、620所和615所等单位。课题组聘请顾院士、张耀副院长、空军编研室主任朱荣昌研究员、空军司令部朱宝鎏研究员及海军蒋都庭研究员为顾问。每年课题组开年会，他们都参加，对课题的方向、研究路线及内容给予非常重要的建议。顾院士每次都做一个专题发言，介绍国外的进展情况，并谈一些他的想法，对课题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平时他经常听取我关于课题进展情况的汇报，并给出一些方向性的指示。
在1988年10月，航空航天工业部重建中国航空研究院，顾院士任副院长。他邀请多位空海军的专家（包括朱荣昌、朱宝鎏、蒋都庭等）进行咨询和座谈，倾听他们对未来战斗机的发展趋势及选择哪些预研题目作为研究方向的意见。顾总综合了大家的意见，认为应把针对美国ATF的下一代战斗机作为背景项目开展相关的预研工作，该想法得到了张耀常务副院长的支持。1991年3月，应顾副院长的邀请，苏联科学院院士比施根斯为团长的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代表团（包括研究院的各大部部长）到中国访问，在北京做了短暂停留后，由顾副院长亲自陪同到601所进行访问和讲学。在沈阳期间，经过顾副院长与比施根斯团长共同协商签定了由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评审我国设计的远景飞机总体方案的协议，从此打开了中俄在航空科技领域的技术合作。601所让我负责对俄合作，领导远景飞机总体方案的研究。期间我多次到北京与顾副院长汇报我们的方案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他抽出很多时间详细审阅我们的报告，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引经据典给予详细的回答，使我们的方案得以顺利的完成。
1991年8月，正逢苏联政局变化，我外交部建议不去苏，但比施根斯副院长不顾这种形势，连续来三次电报要我们送方案去。在这种形势下，顾副院长决定派我和倪景连、郭金锁三人去苏送方案。我们如期送到，比施根斯副院长亲自接见我们，召集各大部长与我们见面及布置评审工作，同时安排我们参观了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的主要实验室，使我们大开眼界。“九五”期间总装备部确定飞机总体综合技术为预研重点课题。部里确定由我担任组长，由601所、611所、626所、627所、620所及北航、南航、西工大等单位参加，联合攻关。从而开始了我国新一代飞机的预研。回顾这段历史，充分说明，顾院士是我国在航空领域与俄进行合作的倡导者，开拓者和指路人，也是我国新一代飞机预研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没有他的热心支持，积极推进，我国新一代飞机的发展不会这么快，这是历史的事实，顾院士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回忆这46年与顾院士相处的日子，使我深深感到，我的成长和进步与顾院士的指导、帮助和关怀是分不开的，他确实是我的良师益友。
艰苦的岁月
———忆刚参加工作时的几件小事
1963年7月，我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流体力学专业毕业，怀着一颗为祖国航空事业献身的雄心壮志，来到601所工作，开始了我的人生旅途。弹指一挥间，44年过去了，回忆所走过的历程和往事，历历在目。特别有幸的是我参加了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战斗机的全过程，在那艰苦的年代，奋发图强，努力拼搏，受到很大的磨炼，为后来在事业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01所于1961年8月成立，地址在沈阳后塔湾的一个原炮兵学校里，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无力修建设计楼，就因陋就简，把原学校的教室改成设计室和实验室，一个房间摆二十几张桌子，大家在一起办公，很拥挤。青年设计人员都住双层铺（上层放东西，下层住人）的集体宿舍（也是二十几个人一个大宿舍）。尽管生活条件较差，但大家都有一颗航空报国的事业心，不怕艰苦，不计报酬，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战斗机的设计和研究工作中去。新机从1963年开始立项论证，到1969年7月首飞上天，仅仅用6年时间就自行研制出与F-104、F-4性能相当的超声速战斗机，创造了我国航空史上的奇迹。该飞机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年青一代飞机设计师们奋发图强，努力进取，通过自己的实践，开拓出符合国情的自行研制现代超声速战斗机的道路，开创了我国航空工业独立自主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坚持立足国内，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典范。1985年该机被授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特等奖。下面回忆我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希望对年青人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