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斯坦普这个欲借以鼓励士气的竞赛对747项目的确也做出了一点贡献，那就是为747项目起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可思议之事”。
那时，我们设计飞机的方式就是，绘制图纸、制造零部件（或至少是全尺寸的替代品）并将其安装到我们的三级样机上。尽管在这个全尺寸样机上，你有时会看到一些用来代替金属或塑料制品的木制品，但是它看起来还是很像一架真实的飞机。
这个三级样机对整个747项目来说贡献良多。我们在上面安装了空调管道、固定托架、电线槽以及其他每一样真实飞机上将会出现的零部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分析所有这些东西在安装位置上是否会有交错点，同时我们也在很多地方做了设计改进。
如今，飞机的设计工作都是在三维数字设备上完成的，这也节省了制造物理模型的高昂成本。波音777是第一架用这种方式研制出来的飞机，该项目于1989年秋季正式启动，777飞机后于1995年中期投入运营。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可以自动识别出那些管线安装的交错点，波音公司的设计师还能借助这个软件自如地检查飞机的任何结构。
在747项目上，我们使用的还是老式的方法。由于很多图纸的发放进度滞后于项目时间表两个月之久，我们的三级样机显然无法按项目节点如期完成。
三级样机的管理工作通常应该由飞机设计团队来管理。也就是说，应该由我们负责管理747飞机的三级模型。但是，玛尔·斯坦普显然认为我的工程师和我在遵守项目时间表上不够积极，因此他委派并不在747项目组中工作但颇有能力的工程师鲍勃·贝特曼来管理这个模型。
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我的工程师知道，如果他们过于顽固，拒绝在模型上安装东西的话，就会遭到处罚，或者职位不保。所以他们只好在模型上寻找一些总能安装某些东西——但又无关痛痒的东西的位置，并就此画出图纸来，利用这种方式他们才争取到了完成真正图纸设计的宝贵时间。每当飞机的某一部分研制完成的时候，贝特曼就会穿上一件海军将领的制服，到走廊上敲响大钟。有时他会要求我们在某天下午的时候集体出去举行大型庆祝活动，共同见证又一部分研制工作的完成。与此同时，我的工程师们还得回去继续工作，而三级模型上那些“已经完成”的部分全都要重新返工。而我并不知道贝特曼和他的团队是否曾经了解到这些“小动作”。
我清楚地知道747飞机根本不可能按照玛尔·斯坦普和其他波音高层领导希望的时间节点实现首飞。按照原计划，飞机应该在1968年10月下线，尽管那架飞机当时距离实际完工还很遥远，但是我们所完成的工作已足够应付飞机下线了，所以在那一个月里，我们硬是让飞机完成了下线这道程序。幸运的是，尽管普惠公司在发动机研制上遭遇了极大的阻滞，但我们还是找到了四个现成的发动机，可以临时装在747飞机上充充门面，使飞机从外面看起来就像已经完工了一样。
斯坦普一心希望747飞机在当年12月17日完成首飞，那一天是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完成他们伟大壮举的65周年纪念日。但是就算我们一周上7天班，每天工作10个小时，也根本不可能满足他这个要求。
我很早就告诉波音公司包括斯坦普在内的高层，要做好飞机首飞推迟的准备。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明确告知我们不可能在既定时间表内完成研制工作，无疑就是给斯坦普和其他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说出“如果萨特无法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将找一个能完成的人”这样的话来。
我一向的想法都是，何必挑起一场不必要的对抗？飞机将在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实现首飞，这是毋庸置疑的。提前告知大家它不可能在莱特兄弟纪念日那天飞起来，不但一点作用也起不了，反而会引起大家不必要的关注和制造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说我曾对没能在这个时间节点前完成任务而感到愧疚的话，那也不过是因为在不久之后，我们未能按计划把747项目移交给由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试飞中心总监迪克斯·雷希所负责的波音试飞组。迪克斯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当年我们同时加入了波音公司。
迪克斯为人坦率、待人友好又十分谦虚。如果只是跟他聊天，你根本不会知道他原来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专业的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你同样会对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海军战斗机飞机员的经历一无所知。
迪克斯从来不跟别人说起这些事情，但众所周知，他曾在多次空战中击退敌人。在击落一架日本的“艾米莉”水上飞机，为格鲁门公司著名的“地狱猫”战斗机赢得第一次胜利后，他的大名就被记入了史册。对于迪克斯来说，那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他被敌军击落并严重受伤，但是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并重返战场。
迪克斯·雷希是一名天才的试飞员，他同时还高效地管理着波音民用飞机集团的试飞中心。他赞同我的观点，认为如果在747飞机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硬要使它飞起来，除了会造成麻烦和失败外，不会有任何好处。和我不同的是，迪克斯强烈认为应该让波音管理层知道747飞机不可能在12月17日那天实现首飞。
正当迪克斯极力想说服波音高层接受这一说法的时候，无意间就此与玛尔·斯坦普展开了交锋。斯坦普拒绝接受他负责管理的项目时间表不可行的说法，并极力反对迪克斯将其说出来。后来迪克斯·雷希选择离开了试飞组，对此我无能为力，只是怀疑他离开的原因多少与和斯坦普的争端有点关系。
时间推移到了1968年12月17日这一天，RA001仍然停放在喷漆厂房内，在它四周满地都是各种等待安装的零件。那天，我们对它的起落架、飞控以及其他系统进行了安全检查。而斯坦普尝到了失望的苦果，我想他永远不会原谅我未能在他选择的首飞日期前完成任务的事实，但这是无法避免的。
斯坦普一直相信747飞机会在人类发明飞机的6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飞起来，他早就订做了大量莱特1903“飞行者”模型，这些模型的翼展约为10英寸，十分精致美观。斯坦普打算在747飞机首飞当天，将这些模型作为纪念品送给波音公司的高层领导以及各大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和其他贵宾。
直到次年5月斯坦普办公室来的一个电话把我急急忙忙召去时，我才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也才意识到了他是多么希望我们能按照他的要求让飞机在12月17日这天飞起来。
与斯坦普开一对一的会议可不是一件平常事。我和他之间不多的沟通大多是通过埃弗雷特部门技术副总裁乔治·斯奈德这个“过滤器”来完成的。那天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不早了，当时我正准备下班回家去。我不禁猜测，斯坦普为什么想见我？我急急忙忙赶到他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
斯坦普一看到我，就伸手从抽屉里取出了一个精致的莱特1903“飞行者”模型。“你知道吗，萨特，”他说。“当时我计划着在莱特兄弟纪念日、飞机首飞这一天把这些模型当礼物送人，”他随即皱起眉头来，“但是你们没能按时完成任务。”
只见他把飞机模型重重地往下一放，那个模型的机翼撑杆立刻就支离破碎了，模型所受的损伤还远不止于此，但他看似一点儿也没注意到，而显得相当激动。
在发了一通脾气后，他告诉我对于错过了纪念日这一天他感到非常失望，说到这儿，他暂时停了下来。无疑，他在暗示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耐心听完了斯坦普的讲话，平静地向他解释了我们的实际情况，至于这些情况对他造成的痛苦，我在最后也向他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不过，谈话并没有因此结束，又过了半小时之后，他的气才撒完。
“能把这个模型给我吗，玛尔？”我们结束谈话的时候，我这样问他。
“想要就拿走吧。”他答道，仍然显得有点恼火。
我用纸把那架摔坏了的飞机模型和碎片裹起来，并小心翼翼地捧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第二天，我找来手下的一个工程师，跟他说：“下次你再去风洞的时候，帮我问问模型店的人，看他们能不能把这个模型修好。”
他们还真的把它修好了，后来我把它带回家里。这个记载了一段插曲的纪念品被我摆在了书房一个显眼的位置上，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我们当中许多人为了完成747飞机的设计、制造并把它送上蓝天，而曾经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一个飞机研制历程不可避免要经历的各种起伏跌宕、潮起潮落，在747项目上都被放大了。
虽然工程师总是习惯于一成不变的生活，但是我们仍不失为一群多姿多彩的人。不过，我们没帮上制造工人什么忙，他们这个群体被统一称为“生产组”。在波音公司，“生产”的意思等同于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