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当波音公司开始全力进行747飞机的制造工作时，埃弗雷特顿时陷于一片乱哄哄的状态之中。当生产组的同事们建起了747飞机总装线，并苦苦思索在设计工作尚未完成之前应该如何制造飞机的时候，我们的新厂房——全世界容量最大的建筑物，最终也建起来了。
负责747飞机制造工作的第一位副总裁级别的人物是奇克·皮兹，他原先在波音公司位于威奇塔的分部工作。皮兹性情古怪，脾气暴躁，惯用好斗式的管理方式。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负责飞机设计工作的工程师，并称他们为好管闲事的忙人，动不动就要改变设计，不但浪费公司的钱财，还使他们生产组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奇克·皮兹之前是负责军品制造的，这种背景使他极不适应747民用项目的工作环境。在制造军用飞机的工程中，你可以生产出很多一样的飞机来，也会出于“批次改进”的目的周期性地打断这个流程，而这种改进可以立即用于所有批次的飞机。747项目却要费力得多。研制周期被缩短意味着设计和制造两部分工作在某些程度上要交叉进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可以在工人开始切割金属和制造飞机之前，完成飞机所有的设计工作并确认设计方案，而由于航空公司之间有着不同的要求，交付给不同航空公司的飞机还各不相同。
人人都能理解这种情况。在747飞机的设计方案最终定稿之前，我们时不时要对它进行完善，设计更改自然是难免的。无论身处设计组还是生产组，你所要做的无非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一切运转起来。生产组的士气是很高的，那里的制造专家个个摩拳擦掌，都迫不及待地要亲手把这架新飞机制造出来。飞机庞大的尺寸使得这项任务充满了挑战，但他们无法抗拒这种挑战的诱惑。
在生产组普通工人的眼里，他们愿意付出一切努力把这架最新的喷气式飞机生产出来，不过奇克·皮兹可不是这么想的。无论一项设计更改有多么重要，对他来说都不起作用。通常在他大发牢骚前，我会听到一声怒吼，然后他会坚决地反对我们的设计更改，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必然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进度。毋庸置疑，在我拼命想完成747项目的时候，我和奇克之间的沟通是相当有意思的。我们之间的这种僵局直接威胁着项目能够最终取得成功。
在747飞机下线之后，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变，我永远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们在为747飞机大型涡扇发动机设计的进气道内发现了疲劳问题，负责结构的工程师在进气道内放置了声波探测装置，发现高频气流会导致进气道的金属失效。
我手下这些工程师随后研究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并将更改方案发放出去。因为当时747飞机仍计划于1968年12月17日首飞，所以我们决定首飞时仍使用老方案中的进气道，在60飞行小时内，这个进气道还不会因疲劳而失效。在那之后，我们将改用新的进气道方案。
当然，飞机并没有在12月17日那天实现首飞。到次年2月飞机正式首飞的时候，新进气道早已设计完成，我们的供应商罗尔公司也已经将制造好的首套四个进气道发运到埃弗雷特。
1968年11月末，747飞机的生产管理混乱已是不争的事实，乔治·尼博和威利·伯克利这两个能干的波音经理接受委派来到747飞机的生产现场，开始清理这个烂摊子。虽然皮兹仍然保留着747项目生产副总裁的头衔，但埃弗雷特的日常生产工作已完全交由尼博和伯克利两人接管。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俩的介入，747飞机才得以按时实现下线。
乔治·尼博非常严肃，他可能也是我所认识的生产人员中最聪明的一个。乔治独力完成了747飞机制造流程的改组，借此解决了制造瓶颈的问题，并让一切正常运转起来。他的能力不是在商业学校中学来的，因为他连高中文凭都没拿到。他之所以能完成这一切，完全是因为忘我的工作态度和他那一套老式却极为有效的思维。
年轻时，乔治是波音公司总装生产线上的一名工人。当美国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尽管战时工人的身份使他被免除了服兵役的义务，但他还是主动申请加入了美国海军。在波音公司急需工人保障生产的情况下，乔治那个气急败坏的主管威胁他说：“如果你现在辞职，我保证波音今后绝不会重新雇用你！”不过，乔治还是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他在波音公司重新谋得了一个不同的职位，而他之前的主管在不久之后变成了他的下属并和他成为了朋友。一年年过去，乔治凭借着他那令人叹服的能力，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并因此连连升职，加入了高管的队伍。他那旺盛的精力和快速的思维简直就是一个传奇。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朋友，而他无论是思考还是说话，速度仍然极快，20多岁的小伙子都赶不上他。
在乔治收拾奇克·皮兹留下的这个混乱的生产流程的时候，威利·伯克利则接手了这个烂摊子的管理工作，他带领手下的人将如山般的各种文件整理了出来，确保所有生产账单和合同管理都能符合标准。
有一天，威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事情和罗尔公司发运过来的供替换用的进气道有关。“我们的工作量实在太大，乔，”他告诉我。“不过既然它们已经运过来了，我们倒是可以把它们装到飞机上去。”
“你决定吧，威利，不过我看这个主意不错，”我答道。“这样一来，也免得我们在推出总装后再做更换了，也能把省下的时间用于飞行试验。”
威利最终采纳了这个方案，并让他手下的人把那些老的进气道换了下来。消息后来传到了奇克·皮兹那里，他想当然地认为是我要求生产组这么做的，抓起电话就打到我这边来。奇克的办公室在埃弗雷特的总部大楼里，而我则在埃弗雷特新的技术大楼中办公。奇克冲我发火的声音实在大得惊人，他完全可以把那笔电话费省下来的，因为即使不用电话，我也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你怎么敢指挥生产组干活！”他咆哮道。“那些要求必须要让我和我的人先过目！”
我本打算据实相告，然而他根本听不进解释。“那些老的进气道有什么不好？”他坚持道，并称新产品除了浪费钱之外什么用也没有，往飞机上安装这些产品还扰乱了他组里的工作。
那些高分贝的咆哮声让我经历了这一生中最激烈的一场争论。尽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在工作中多少都有发脾气的时候，但我自认为是个有耐心的人，也善于倾听。但是在他继续指责我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怒从心头起。
“你究竟要我拿这四个换下来的进气道怎么办？”皮兹最后咆哮着问了我这么一句。
波音公司原计划要按照新的设计对它们进行更改，并将在另一架747飞机上重新使用这些进气道。但是我不准备告诉他这个情况，因为那时我已经受够了。“是这样的，奇克，”我边说边回想着我所了解的这个人的种种情况。“你是个园丁，对吧？”
他一听这个问题就显得有点慌张。“是啊。”
“你家有院子吗？”
“有！”他又咆哮了起来。“这和我们说的有什么关系呢？”
“把那些进气道搬回家，放到院子里，再填上土，你将拥有全世界最大、最贵的花盆。”
他怒气冲冲地把电话挂上，我听到电话里传来了“咝咝”的声音。不久之后，乔治·尼博正式接掌了生产副总裁的工作。事实上，早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在做这份工作了。我不禁大大松了一口气，现在看来，747飞机将可以顺利投入运营了。
747飞机的滑行试验在1969年初展开。在进行真机试验之前，杰克·瓦德尔首先在一个安装在一辆敞篷货车上的模拟器内进行了模拟滑行，不过这个由一个虚拟驾驶舱组成的747模拟器的外形实在很难看。在这个粗糙的设备上完成模拟滑行试验后，杰克认为尽管747飞机非常庞大，其驾驶舱的高度与三层楼不相上下，但是飞行员仍然完全可以操作真机在地面上滑行。
不过在一次真机地面试验中，瓦德尔曾尝试使RA001飞机从一个并不宽敞的停机位中滑出来，但他发现飞机无法完成这个指令。他加大了马力，不过除了机轮剧烈磨损之外一无所获。熄火之后，他声称747飞机的地面处理性能不合格，要求立即终止正在进行的试验，直到这个问题顺利解决为止。
747飞机共有四个主起落架，两前两后，且每个主起落架上都有四个机轮。在飞行员驾驶飞机转弯的过程中，由于前主起落架的轴接收到转弯指令并首先开始转向，导致后主起落架的机轮在地面上发生了摩擦，使机轮严重磨损。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善飞机后主起落架的操纵性，使其机轮能与前主起落架机轮同时转向。其实，早在研制阶段，我和手下的工程师就预估到这个问题，为此还提出了相关的设计改进方案，但波音公司的财务审计人员声称这项改动没有实际意义，并基于削减成本的理由把提案否决了。
不过我知道我们总有一天要用得上这个操纵系统，就悄悄地把相关设计和制造任务布置下去了，到问题真正出现的时候，可供安装的产品早已摆在仓库里了。我想，我们这么神速地解决了地面试验中遭遇的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一定使不少人大为诧异。
注 释
[1].1盎司=28．35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