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客人跟我聊起了他们对于用双发喷气式飞机飞西藏拉萨航线的担心。拉萨机场的海拔高度为12040英尺（约367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挑战性最大的机场。我告诉他，波音757，也就是我们最新的双发飞机能轻易、安全地完成这项任务。我们适时地安排了一次到拉萨的验证飞行，当时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就这样，波音和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签订了757飞机的购机合同。自1992年起，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开始用757飞机提供到拉萨的航班服务。
70年代初期，我和苏联人开始了一场有趣的冷战对抗。这可与国务院于60年代末在巴黎组织的那场友好平等的晚宴完全不同。苏联人组成了一个大约20人的代表团，到波音公司在埃弗雷特的工厂来和我们讨论购买25架747飞机的问题。
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是来买飞机的。当时，“铁幕”另一端的各家航空公司运营的飞机不多，而且都是前苏联生产的。美国国务院虽然对这些苏联人声明的意图充满了怀疑，但还是和以前一样只字不提，本着缓和国际关系的初衷批准了苏联人的要求。
我要求手下的人向对待其他航空公司客户一样好好招待前苏联的这个代表团。不过我也知道，前苏联在窃取工业机密方面可是出了名的活跃，所以我也提醒警卫要注意这点，并要求我手下的人时刻警惕着。出于安全考虑，我们还是假定这个代表团中有不少人是克格勃的特工。
带队的是前苏联航空部的一名官员，我记得他的名字是马萨洛夫，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前苏联负责飞机制造和运营的一个部长。我们铺上了红地毯，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就像招待其他潜在客户一样，我们也为他们举行了一场技术介绍会。
第二天，专门负责苏联国家飞机销售工作的肯·罗普洛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乔，”他跟我说，“苏联人很失望，他们认为我们对他们有所保留。马萨洛夫先生想在明天早上和你见一下面，研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虽然我没有亲自陪同这个代表团，但是我已经交待下去了，也相信我的同事们一定会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招待这批不寻常的访客。
次日，肯·罗普洛带着马萨洛夫和他手下的几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落座后我开始招呼他们喝咖啡。一阵寒暄之后，这位前苏联官员直奔主题。“我们到这里是为了和你们的专家交流的，可是你们却让一拨初级工程师来招呼我们。”他愤怒地说道。
“这不对呀，”我回答说，“给你们做介绍的人可是747项目里一个关键部门的负责人呢。”
那个小伙子名叫吉姆·约翰逊，年纪轻轻便已升到了一个关键岗位上。我告诉他们，吉姆的的确确是747项目气动研究组的带头人，他对747飞机的各项性能都非常了解。
“这不可能，”马萨洛夫争辩道，“他太年轻了。”
我这才意识到问题就出在文化差异上。马萨洛夫来自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和不自由的社会，在他的国家里，人们论资排辈。可美国却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国家。
肯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了马萨洛夫，使他相信吉姆就是747项目气动研究组的负责人。这时，他的怒气才渐渐消了下来，但是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年轻的一个人可以坐到那个位置上。
第二天，我和这些苏联人开了一次会，席间他们得知波音公司有一摞被称为《747飞机设计目标和标准》的厚厚的文件，就强烈要求我们提供一份副本给他们，遭拒之后，他们感到无比的失望。
波音公司的人竟然告诉苏联人我们有这样一份文件，对此我颇为恼火。《747飞机设计目标和标准》可是一份利用工程人员的集体智慧完成、被我们称为《圣经》的文件。波音公司的每一位工程师，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一直在研究如何设计一款安全性高的飞机，他们在数十年间积累起来的经验都记录在这些文件中。
747项目启动之初，我们就开始了这份文件的起草工作，它记录了数千条747飞机需要满足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其中既有航空公司提出的，也不乏波音或FAA的意见。此外，它还逐条详细记载了如何实现这些设计目标。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本波音公司设计经验的纲要，也是一本教你如何设计一架伟大的喷气式飞机的手册。
《747飞机设计目标和标准》这本手册的编订工作，以波音公司以前生产的其他客机的手册为基础，以后，这本“747圣经”又将成为其他型号的喷气式飞机手册的基础，依次循环下去。我们学到的任何安全设计理念都将被记载到这本神奇的手册里，这可是波音公司的知识宝典。
当马萨洛夫从会议桌另一头盯着我看的时候，尽管他克制得很好，我还是感觉到了他内心的兴奋。他重申自己希望波音公司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份副本。
《747飞机设计目标和标准》是我们的一份私有文件，”我边说边摇了摇头。“我们不会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士提供。”
“我们愿意购买这份文件。”他坚持地说道。
“不。”我再一次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
经过这一番直白的谈话，我们算是知道了苏联人此行的目的。他们不是来向波音公司买飞机的，而是到这里来偷师学艺的，苏联人一心期待着跨越其国内现有的能力，设计制造出更先进的喷气式飞机。当年，波音公司生产的喷气式飞机可是全世界最好的，直到今天，情形仍然如此。
“我们愿意付钱，”马萨洛夫说道。“我可以支付给你一百万美元。”
他这么直截了当地跟我谈一百万美元，着实使我大吃一惊，不过我仍然不动声色。马萨洛夫紧接着又抬高了价码，并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支付更多的报酬。我甚至可以直接开价——任何我认为这份文件值得的价码都可以。“你可以开一百万美元，一千万美元甚至是一亿美元的价，”我最后跟他说道，“但这是非卖品。”
这下他大失所望。知道事情已不会再有转机后，马萨洛夫很唐突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如果他空手回国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禁暗自嘀咕起来，却不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
马萨洛夫刚走，我立刻通知波音公司的警卫，让他们提高警惕，并叫来我的助理。“从我这开始，把所有人手上的那份文件统统收起来，我的就在这里。”我指示道，“每一份有编号的文件都必须锁在安全的地方，这些苏联人没有回国之前绝对不允许拿出来。”
出于安全的考虑，只有各个研究组的负责人才能持有《747飞机设计目标和标准》这份文件，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每一份副本的下落。所有这些文件都有编号，它们在或不在我们都一清二楚。直到今天，我还收藏着自己那本沉甸甸的747手册，每一次打开它，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当年在研制747飞机的过程中我们做出的许多决定，苏联最终没能拿到我们这份“宝典”的事实也让我十分欣慰。
在我之前，负责747项目和埃弗雷特工厂日常工作的总经理兼副总裁是尼博。他调走之后，我天真地以为自己将会得到同样的头衔。可是，波音公司给我安排的职务是“代理总经理”，而且只字不提“副总裁”几个字，而其他所有部门的总经理同时都是公司的副总裁。
不过还好，我对头衔这种东西原本就不是特别在意，重要的是，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而且自己乐在其中。如果波音公司不授予我副总裁的职权，我想可能双方都有错。我原本就不是一个擅长权术的人，在这次职务调动中，我也没有为自己去争取那个头衔。
后来，在我当上代理总经理大概半年之后，有一天，威尔逊出人意料地让我去见他，当时我一点儿准备都没有。这可不太寻常，尽管威尔逊和我曾共同出现在各种场合，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他的一个知己。
“萨特，从今天开始你将升任公司的副总裁。”威尔逊用他一贯直白的方式告诉我，“其实，在你全面接管747项目的工作时，我们就应该升你为副总裁了，不过我们还想考验考验你。现在，我们要派鲍勃到华盛顿特区管理那里的办公室，也就是说他要升为公司副总裁了。当然，我们不能光升他的职而不升你的，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波音公司的一名副总裁了。”
不祝贺也不夸奖是典型的威尔逊作风，我不是要埋怨什么。事实上，我刚刚过完50岁生日，我打算把这次升职当成公司给我的一份生日礼物，看到“代理”两个字不再出现在我的头衔前，我非常激动。为了庆祝我升职，布赖恩·怀葛把我带到了正在进行飞行试验的RA001飞机上，在那里，我彻底享受了一次驾驶747飞机的乐趣。当然，那天南茜和我在家里也大肆庆祝了一番。
很多年之后，威尔逊在和我闲聊的时候，证实了我心头多年来的疑惑。“当时你还那么年轻，我们原本打算在找到一个更适合747项目管理工作的人后就把你替下来。”他告诉我，同时也拐弯抹角地夸了我一回。
1976年，我们接待了一个从伊拉克远道而来的贵宾团，当时我们将向伊拉克交付第一架747——747-200C，他们是到波音公司来参加交付仪式的。在这之前，伊拉克航空公司已经购买了不少707和737飞机，他们在波音公司停留期间，我们盛情款待了这一批贵客。他们最喜欢的莫过于坐船到位于普吉特湾的布莱克岛上的那一段旅程。在那里，他们尽情享受了烤鲑鱼的盛宴，我们使用的可是最早定居在此的原住民的传统烧烤方法。
作为回报，这些伊拉克人邀请我们中的一些人搭乘他们刚刚接收的飞机到巴格达去。为了维持波音公司和客户间的友好关系，我和其他几个波音公司的人接受了这番盛情的邀请。这次旅程实在太令人难忘了。
伊拉克为这架全新的747飞机精心准备了一个庆祝仪式，飞机一落地，我们发现自己也成为了这个仪式的一部分。根据伊拉克的风俗习惯，每当举行庆典的时候，总要杀羊作为供品。
巴格达和我想象的一样，充满了异域风情。不过那次由于接待方早已为我们安排好了行程，所以我并没有机会去参观这座城市中那些古老的集市，也未能饱览底格里斯河沿岸的风光。
行程中的第一站就是搭乘巴士南下到幼发拉底河。车外的温度超过了100华氏度，车厢内的温度甚至更高。盛情的主人用装满冰块的盆子端上苏打水招待我们，不过那些冰块很快就化成了水。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瓶装水。很显然，伊拉克人认为美国人只喝软饮料。
我们被带到了传说中的巴比伦空中花园的考古遗址处，那可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只是我们一点也想象不出两千多年前这个空中花园的盛况。
此番伊拉克之行最让人难忘的也是一顿烤鱼大餐。很明显，为了答谢波音公司招待他们在布莱克岛上享用的烤鲑鱼宴，他们临时想出了这个主意。那天下午5点，伊拉克负责接待我们的人到巴格达酒店接上我们，就直奔底格里斯河的一个码头。
在那里等着我们的有一大群男男女女。大家一起登上了一艘由拖船牵引的平底船。船上摆放着不少折叠座椅、瓶装酒，盆子里则装满了新鲜的淡水鱼。拖船牵引着平底船朝河中开去的时候，我们依次就坐。
船还没开出去多久就被冲到了一片沙洲上，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了将近一小时后，平底船才离开了沙洲。后来，我们继续溯流而上，又经过一小时的时间，终于抵达了一座小岛。靠岸后，大家一起把船上的椅子和各种食物卸了下来。
带着大砍刀的伊拉克人立刻动手就地砍柴，其他人则负责在地上铺好波斯地毯，并摆好椅子，还有人用砍来的柴生起了火。这时，有人开始用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乐器奏起了美索不达米亚音乐，穿着传统民族服装的女士们则伴着乐曲跳起了像肚皮舞一样的舞蹈。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回我们仍然没有水喝，甚至连我们喜欢的啤酒也没有，唯一的饮品就是苏格兰威士忌，这可能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国人典型的误解。
伊拉克作为一个穆斯林民族，能招待我们喝酒也实属不易。很明显，他们在向我们示好，也很希望我们能享用他们提供的酒水。我别无选择，只好一口一口喝起酒来。
直到晚上10点钟左右，他们才弄好了那些鱼。这时，黑色的夜空上星星点点，我们也饿得饥肠辘辘了。清新的空气中飘来了一阵阵鱼肉的香味，就在他们准备招呼我们享用晚餐的时候，我们的东道主发现他们忘带面包了。一句话也没有解释，他们立刻派人坐船返回巴格达去取这些被遗忘的食品，这下可好，我们的晚餐时间又被推迟了好几个小时。
当天晚上直到午夜，大家才开始吃东西。那时我们早已累得半死，空腹喝酒的难受劲儿开始一阵阵地发作。凌晨时分，我们又七手八脚地帮忙往船上搬东西，回去的路上我们的感觉就像是怎么走也走不到头似的。等我们靠岸的时候，东方的天空已经发白了。
70年代末，波音公司遍寻高级管理人员，以满足公司持续增长的需求。1978年9月，我开始出任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运营及产品发展副总裁，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新的办公室设在连顿市，也就是波音公司生产单通道喷气式飞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