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没几天，颜鸣皋所率领的航空钛合金实验室取得了初步成果，他带领大家在了解了非自耗电极熔炼设备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由傅作义负责，自行设计制造了一台1．5千克级非自耗电极熔炼炉，还有真空坩埚炉等配件。在制造设备与配件的过程中，他们积累了电弧起弧、防止短路等设备设计与使用经验，在不具备自耗电极熔炼设备情况下，为先期开展钛合金熔炼与相图等基础研究工作提供了初始条件。
为了向他们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魏祖冶所长和荣科副所长一起专门来到航空钛合金实验室。他们还找来了照相机，和全体同志在当时的单身宿舍楼门口合影留念。
那个时候所领导与群众也没有什么讲究，照像时位置站在什么地方非常随便。
魏祖冶所长站在了后排，颜鸣皋站在了他的旁边，荣科副所长排在了中间偏左，傅作义、曹春晓、王金友、薛志庠、熊应春、李春彦、陈野萍、李希立、耿兆琪、谢瀛珠等同志也都随意一站，把火红的岁月、青春的记忆留了下来。其中，张喜源和张体信两人因还在上海冶金厂学习，而没有参加这次的拍照。
在苏联考察的日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标记的1958年，风风火火地走来了。
这年春天，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机构调整，将钛合金实验室（19室）整合为钛与高熔点合金研究室（18室），颜鸣皋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张喜源为副主任。下设三个组：棒材合金组，组长王金友；板材合金组，组长薛志庠；熔炼组，组长傅作义。此时，全室共有科技人员32人，技术工人13人，共计45人。
也就是这个时候，曹春晓、耿兆琪等毕业于金属压力加工专业的科技人员全部调整集中到23室（金属压力加工实验室），但曹春晓仍负责钛合金的压力加工工艺研究，配合18室的科技人员共同完成各种钛合金的研制和应用研究工作。
颜鸣皋自从调到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之后，很少回家，更不用说到外地了，整天猫在实验室里，与年轻的同事们滚在一起，日夜攻关。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过来人每每说起都五味乏陈。
由于年代久远，许多人对这个年份已不敏感，甚至一些年轻人连“大跃进”这个名词都很少听到过。那个年代，全中国人民在各条战线上，都以无比的政治热情、冲天的干劲进行着“大跃进”。
早在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上发表了那段关于球籍问题的著名谈话。他幽默而又急切地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是啊，要想不被开除球籍，就要只争朝夕地加快步伐，赶超世界发达国家。
领袖发号召，全国齐发动。一个怀揣“强国梦”的民族，开始了一场看似荒唐的“大跃进”。虽然现在看起来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和热情，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但是，造成那样一种集体失智的历史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一种狂热的强国冲动和极端的民族自信相互交融，一种情绪和环境交互刺激的产物。
在“钢铁元帅升帐”的热烈气氛中，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也和全国一样，加入到大炼钢铁“赴美超英”的行列中，垒砌起土高炉，点燃熊熊大火，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不良后果。
自然，颜鸣皋所领导的钛合金实验室也不例外。好在颜鸣皋他们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大跃进”，不分日夜地在实验室里攻关，没有什么浪费，而是收获颇丰。
颜鸣皋组织全室同志经过认真分析，反复比较国内外所采用的钛合金熔炼方式，决定放弃真空钨电极非自耗熔炼方式。他们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决定在前期设计制造1．5千克级非自耗电极熔炼炉的基础上，自己动手设计制造更大的真空自耗电极电弧熔炼设备，为开展航空用钛合金棒材、板材及其零件的试制研究创造条件。
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大跃进”，是有着丰硕成果的“大跃进”。
颜鸣皋决定用留苏归国学者王金友按照荣科访问苏联某工厂时提出的要求，从苏联带回的一张总图，在院内自行设计制造了国内第一台7．5千克真空自耗电极电弧炉。
具体分工是：由薛志庠负责真空系统和炉体的设计；由王金友负责结晶器（坩埚）的设计；参加人有李希立、谢瀛珠、张逸群等。另外，二车间的戴玉祥等老师傅参加了这台设备的制造和安装。
1958年8月，7．5千克真空自耗电极电弧炉试车成功并正式投入使用。
熔炼组组长傅作义也参加了当时的试车。
7．5千克级真空自耗电极熔炼炉的电极直径30毫米，坩埚直径60毫米，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是国内第一台投入使用的真空自耗电极电弧炉，从此开始了航空钛合金研制和应用的初步研究。
北京的盛夏，无比的闷热。
就在7．5千克真空自耗电极电弧炉于试车成功的日子里，颜鸣皋有了离开实验室的机会。
一天晚上，魏祖冶所长把汗流浃背的颜鸣皋从实验室里拽出来，急匆匆地对他说：
“你快点回家准备准备，上级通知咱们俩出差。”
颜鸣皋觉得有点突然，就问：
“去哪里？干什么？”
魏祖冶所长显得有些兴奋，眉梢眼角都是笑：
“好差事，让咱们随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率领的冶金考察团去苏联考察。”
颜鸣皋一听非常高兴。他抹了一把汗又问：
“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下午。”
“好的。我回去拿点东西，今晚就能赶回来。”颜鸣皋说着就急忙地往外走。
“你回去后把家里的事也安排一下，别着急往回赶。”魏祖冶所长对着他的背影喊。
严济慈是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他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地球物理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颜鸣皋觉得能跟着这样一位科学泰斗出访，是一个难以寻觅的、绝佳的学习机会。
这次出国考察，虽然时间很短，但对颜鸣皋来说，非常重要，对他后半生的科研、工作、生活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虽然后来他曾经到过美国、德国、瑞典、日本、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过许多次考察和讲学，但没有哪一次比这次对他影响这么大。
中国冶金考察团到达苏联之后，先后考察了全苏科学院在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等城市的有关研究所和高等院校，所到之处，受到了苏联科学工作者和师生的热烈欢迎。
在莫斯科考察期间，他们住在列宁格勒大饭店。
一天早晨，颜鸣皋和魏祖冶早早来到饭店大厅，等待同伴们下楼，准备乘车一块外出考察。
这时，大厅里还有一位外国人，一看到他们俩，就主动上前打招呼：
“哈罗，你们好。你们是来自日本的客人吗？”
颜鸣皋一听外国朋友把他们误认为是日本人，对此很在意，当即用英语回答：
“不，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来自新中国。”
魏祖冶站在旁边，一听他和外国人搭话，非常敏感也十分着急，但出于礼貌又不好说话阻止，只好打手势给颜鸣皋，让他不要和外国人接触。
颜鸣皋不知是没有看见，还是觉得应该让外国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呢？并且他在中国前面特意加了一个“新”字，以表达自己的骄傲和自豪。
“噢，中国人。我是一名加拿大记者，请问你们来这里是工作还是旅游？”
颜鸣皋就顺口答道：
“我们是来学习考察的。”
这时，考察团的其他成员陆陆续续下来了。
颜鸣皋朝加拿大记者挥了一下手，礼貌地道了声“再见”，就汇入了队伍中。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又有魏祖冶所长在一旁证明，谁也不会想到，这事会在此后长期发酵。
考察结束了，代表团要回国了。
颜鸣皋与魏祖冶所长商量：出一次国不容易，能否利用这个机会多留一段时间，对苏联的钛合金研究继续进行学习考察。
魏祖冶所长曾任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关系很熟，并且会说几句简单的俄语。他们提出继续考察一个月的申请后，大使馆当即与苏联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很快得到批准，同意他们到苏联全苏航空材料研究院（ВИАМ）考察。
虽说当时中苏关系已有了一些裂痕，但毕竟还没有撕破脸皮。特别是苏联的基层干部与科学家还把中国同志当作兄弟看待，对他们很热情。
颜鸣皋与魏祖冶所长来到对口单位——全苏航空材料研究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这么长时间接待外国人，这在该院还是第一次。
全苏航空材料研究院成立于1932年6月，专门进行航空材料的研究，为苏联的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同志的到来，全苏航空材料研究院非常重视，专门进行了安排。
在那一个月里，颜鸣皋他们全面考察了该院各个研究室，与苏联同行广泛交流了经验，使他们受益匪浅。
除此之外，颜鸣皋还根据自己的业务，重点考察了钛合金研究室的现状及设备等，对苏联钛合金的研制以及应用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得知苏联已建立了自己的一系列钛合金牌号，并已开始应用于航空产品。
颜鸣皋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广交朋友，向苏联同行索取了一些资料和图样，这为此后他进行钛合金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科学攻关不畏难
颜鸣皋出国考察归来，收获颇丰，信心百倍地投身到钛合金的科研之中。
可是，在入党转正问题上多少对他的信心有些打击。入党考察期满一年时，他却未能按期转正。
颜鸣皋的入党介绍人魏祖冶所长和年轻的同事曹春晓，似乎都有苦难言，每逢过党日与他谈话，也都是桌面上的话，“组织上还要对你进行进一步观察与考验。”
颜鸣皋真想直截了当地问个为什么，可又张不开口。
曹春晓虽然已经到其他研究室工作，但由于业务上的关系，他们还经常见面，一起研讨。
有一次，颜鸣皋实在憋不住了，就从侧面委婉地问曹春晓：
“小曹，比我入党晚的同志咋都转正了？你看看我的工作还有哪些方面没做好，给我指出来。不要调出去了，就不管老师了。”
实际上，曹春晓也不十分了解其中的内幕，面对老师的询问他也无法明确回答，只能含含糊糊地说：
“老师，您已经做得很好了。大概是领导工作忙，没顾得上研究您的转正问题。您别急，有时间我去问问。”
可这一问，就没了下文。
颜鸣皋也不好再问。
曹春晓只要一遇见老师，心中就十分难受，有一种愧疚感。
颜鸣皋表面上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但却扪心苦思，查找自身的问题。他觉得问题出在自己复杂的海外关系上。四弟颜鸣岐1949年去了台湾，供职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五弟颜鸣奎高中毕业后考上了留美国民党海军，解放前夕，撤到了台湾。这在当时，确实是很大的问题，他觉得有必要向组织说清楚。
可是，说清楚了也没有用，颜鸣皋的入党转正问题还是被一拖再拖，谁也没有给他一个正式说法。
当时，要说颜鸣皋没有一点儿想法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后来，他索性不再想了，就当还没有入党，用更加勤奋的工作来证明自己。思想上的波折很快就过去了。他决心以实际行动和突出成绩来经受党组织的考验，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颜鸣皋放下包袱，带领年轻的同事们开始了顽强攻关。
颜鸣皋虽说思想上放下了包袱，但他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
1959年3月的一个清晨，颜鸣皋像往常一样，朝研究室走去。
这天，他的心情不错，一改往日低头沉思的习惯，而是向四周的山野张望着。他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春姑娘已悄悄地为山野换上了新衣，让人望去是满眼的绿。清凉的晨风已满含春的气息，让他忍不住贪婪地深深吸上一大口，刺激得他喉部发痒，就大声咳了一下。他边咳嗽边往外掏手绢，忽然觉得含在口里的痰味道有点不对，怎么有点腥？他吐到手绢上一看，竟是鲜红鲜红的颜色。当时，他对自己吐血也没怎么在意，就继续上班了。
可是，几个小时后，他有点坚持不住了，吐血不止，被送到北京海淀医院。一检查，是胃出血，需要住院动手术。
下午，北京海淀医院住院部给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打来电话，颜鸣皋动手术时紧急需要血液。
此时，钛合金研究室（18室）的全体同志正为颜鸣皋的病情担忧着，一听说颜先生动手术需要献血，不用动员，就全体上了一辆大轿车，直奔医院而去。
颜鸣皋虽是室主任，但他平时与同事们相处时也没有什么架子，十分平易近人，从而赢得了大家内心的尊重和敬佩。大家很少称呼他“颜主任”，而是称呼他为“颜先生”或“颜教授”。
医院的化验室门前排起了长队。通过化验，薛志庠等人的血型正好符合，就当场抽血储存备用。
颜鸣皋这次因病住院时间不长，半个多月就康复出院了，马上又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当时，躺在病床上的颜鸣皋，虽然未曾亲眼目睹病房外面全室人员争相献血的感人场面，但直到如今，他依然对钛合金研究室怀有深厚的感情。
在采访时，他曾多次说到钛合金研究室（18室）。他说：
“18室是个团结和谐的集体，同志之间亲如一家，互相尊重，密切合作；18室是个创新攻关的团队，我们在一起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
当时摆在钛合金研究室（18室）广大科研人员面前的问题是，为了开展航空用钛合金制件的加工工艺研究，必须具备钛合金的真空自耗电极熔炼炉设备，并突破钛合金真空自耗电极熔炼工艺与棒材、板材等半成品加工工艺等关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