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求解的问题
沙尘飞扬，阴云密布。
1966年夏，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爆发了。
颜鸣皋正信心百倍地朝着自己的奋斗目标迈进之时，一场飞来的横祸降临到他头上……
颜鸣皋有着复杂的海外关系和由国民党政府公派出国留洋的历史背景，自然被列入斗争的对象。运动初始，对他的冲击还不是很大，只是让他说清楚问题。
颜鸣皋非常单纯，对组织的号召积极响应，经常认真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无休止地挖掘思想根源，虔诚地学习最高指示和接受改造，努力地抓生产和进行科研。
应该这样说，那时颜鸣皋和全国人民一样，参加这场运动是非常真诚的。一开始“破四旧、立四新”，他就积极行动起来。他从美国回国时，曾带回来一部留声机和几十张古典音乐、管弦乐的密纹唱片。他把这些“四旧”拿到办公楼下亲手用锤子敲碎，丝毫不心疼。他还让妻子倪莹找出家中的照片，凡是他穿西服的、倪莹母女穿旗袍和连衣裙的，全部挑出来烧掉。他觉得，党的号召和指示无比正确，作为一名党员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甚至天真地认为：他兢兢业业地工作，与人无什么大矛盾，也没犯过大错误，运动再激烈，也不会触及到自己。
然而，事情并不像颜鸣皋想象的那样，后来，造反派夺了党委的权，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颜鸣皋难脱厄运，“走资派”、“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等一顶顶大帽子被扣在了头上，一场场批斗会开始被拉上了台。
“你要老实交代你的历史问题，公派出国前你们留学生都集体加入国民党，你是公派的，为什么没参加？”
颜鸣皋问答得很认真：
“在50年代忠诚老实运动中，我已向组织说清楚，我们那批没有集训，所以也没集体参加。”
“在中学军训时，许多人参加了复兴社、三青团，你参加了没有？”
“没有。”
到后来越问越离谱，什么“你回国前被美国人关进了监狱，是不是敌人用的苦肉计，发展你当了美国特务？”什么“你到苏联和外国人讲话，是不是在进行特务联系？”什么“你和走资派魏祖冶又留在苏联一个月，是不是被发展成为苏修特务？”什么“你的两个弟弟都是美蒋官员，你们怎么进行联系的？”……
颜鸣皋很无奈，这些问题如实回答被斥责为“隐瞒历史，不老实”，可不如实回答，他又该怎么回答呢？
颜鸣皋感到压力巨大，大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严重失眠，整天唉声叹气。
妻子倪莹看他这个样子，心中十分着急，就劝他：
“你要想开点。现在是运动，谁都得过关。被贴大字报、受批判的又不是你一个人，以前的领导不都在挨斗吗？”
颜鸣皋苦恼地说：
“我就是想不通。我回国后，已经如实地向组织汇报了家庭情况和个人历史，组织上也下了‘历史清楚’的结论。入党后，我严以律己，不计较个人得失，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怎么还是得不到信任和理解呢？”
倪莹说：
“想不通你就别想。咱脚正不怕鞋歪，随他们说去。再说了，他们这些人也不能代表组织。你让他们信任和理解干吗呢？”
“我能不想吗？从前组织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叫干啥就干啥。可这难道都错了吗？”
倪莹无法解答他的问题，只好无语。在当时，这是一个谁也无法解答，谁也不敢解答的问题。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颜鸣皋依然放不下工作，关心所里的生产和科研，还是经常到基层科室检查指导。
1968年岁末的一天，他和所革命委员会生产组的王峙南一同来到26室（金相室），看到两位技术人员正在做GC-19与H-11（美钢牌号）的金相对比。
这两位技术员一位叫刘才穆，一位叫沈绳德。
刘才穆当时很年轻，才30岁出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认识颜鸣皋。参加工作后，他从老同志那里听过颜总的传奇经历，对这个德高望重的学者非常敬重，虽然见过面但没说过话。
颜鸣皋看到这两位同志在“停产闹革命”的形势下依然执著地热爱科研，不由得喜出望外。他亲切地和他们打了一声招呼，就走了过去，俯身看显微镜，认真观察起来。只要一置身到科研这个环境，他似乎把什么都忘了，是那样的专心致志。观察了一阵后，他抬起头来，说出了自己的对比结果。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刘才穆、沈绳德和颜鸣皋在马氏体的认知上有些不同意见，就当场说了出来。
颜鸣皋不由得对这两位年轻的技术人员刮目相看，非常喜欢这种不唯上、敢争鸣的科研态度和精神。他索性坐了下来，和气地对他们说：
“好啊，咱们就一起讨论讨论。”
颜鸣皋不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希望在讨论和争鸣中达成共识。
讨论了一阵后，刘才穆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向老专家学习的好机会，就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请教：
“颜总，你说这两种钢的组织均匀性差别在哪里？”
颜鸣皋微微一笑，耐心地回答：
“你们想一想，是否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看它们的差别。首先从冶炼中看差别，不同型号钢冶炼的材料、工艺等方面肯定有差别，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它们的变形问题，这其中也有差别。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
刘才穆点点头，思索着颜总的答案，沉浸其中久久没有说话。后来，他到欧洲和美国考察时，看到他们十分注意开坯变形工艺和坯料表面的完整性，与颜总的观点不谋而合。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颜鸣皋拍了拍刘才穆的肩膀说：
“小刘，你们继续工作吧。我要回去了，咱们以后再讨论，好吗？”
刘才穆望着颜鸣皋离去的背影，深深地被感动着。他竟有点不相信，颜总这样一位知名学者能与下属平等地讨论问题，并且让人无拘无束地发表不同意见，实属难能可贵。一刹那间，他的脑海中竟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这是不是在运动中，领导刻意放低了身价啊？
后来，刘才穆来到颜鸣皋身边，任他的学术秘书。在颜鸣皋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共同进行课题研究长达14年。时间久了，接触多了，刘才穆才知道这是颜鸣皋的一贯作风，并非“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临时做样子。
刘才穆这样评价颜鸣皋：
“颜总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也是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者。他博学多才又谦逊好学，从做事做人上讲都是比较完美的……
“他要做什么事总是用征询的口吻说话。平时找他请教的人，不管事前是否约定，只要来了就是客人，热情接待。有时普通技术人员与领导产生矛盾找到颜总，他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由此也给他带来过一些麻烦，但他能理解并无任何责怪之意。总之，我觉得颜总是那种很有涵养的知识分子。”
颜鸣皋的涵养有口皆碑，但那场“大革命”的残酷却让他难以忍受，有时钻进一个思维怪圈怎么也出不来。
一天中午，颜鸣皋被叫到办公楼，让他交代问题。他坐在办公桌前，面对一叠稿纸，在那里愣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突然，颜鸣皋的耳畔响起一个声音，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威严：
“你要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
颜鸣皋喃喃地回答：
“是的，我一定要斗私批修，认认真真改造世界观。”
“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你要用实际行动接受考验。”
“我接受组织的考验，我用什么实际行动呢？”
“你站起来，打开窗户，到外面去看一看。”
颜鸣皋立即站起身来，拔下了窗户上的插销，推开了窗户……
这时，有人突然推门进来了。
颜鸣皋心中一惊，转身回到桌子前，又开始绞尽脑汁交代自己的问题，又陷入了想不通，解不开的旋涡之中……
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后怕，如果当时没有人进来，颜鸣皋很有可能就跨出了窗户。可是，他对此却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依然沉溺在能与人对话、能说心里话的怪圈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性格决定命运。在这里，笔者没有把颜鸣皋写成怀疑和反对那场运动的先知先觉者，而是实事求是地按照本来的面貌，还原颜鸣皋当时的真实情况。
在那场浩劫中，颜鸣皋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坚决按照组织的指示办，认准了就决不会走样。他把磨难当成了党的考验，总是在自身找问题，从来都没怀疑过党和领袖发动这场运动的正确性。因此，当他对一些问题想不通时，无法找到排解的渠道，思想的压力也就十分大。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通病，许多人因承受不了压力而自杀，发生了许多令人扼腕的悲剧。
有一个声音在指挥着他
夜深沉。
在这沉沉的深夜里，颜鸣皋的耳畔还呼啸着“触及灵魂闹革命”的口号，躺在床上，他圆瞪着两眼怎么也睡不着觉，但又不敢翻身，生怕影响到妻子和孩子。
倪莹也没有睡着，她非常担心颜鸣皋的精神状态和身体。这些日子里，颜鸣皋明显地消瘦了。本来就不爱说话的他，更加无言。有时吃着饭就发起呆来，嘴里含着一口饭忘了嚼咽，望着一个地方痴痴发呆，连着叫他几声都听不见，这让倪莹感到害怕。后来才知道当时由于他受到巨大精神压力，已经患了处于精神分裂症的边缘——“幻听”症。
1969年，颜鸣皋被关进“牛棚”，进行劳动改造。
这里面关着所里许多老领导、老专家。见到他们，颜鸣皋苦笑了一下，相对无言。
这“牛棚”是一座空旷的大厂房，水泥地上铺上一层稻草，倒是非常名副其实。
每天天一亮，他们就被叫起来，站成一大排，对着毛主席像请罪，风雨无阻，一天数次，吃饭前和睡觉前都必须进行这种仪式。
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污辱，颜鸣皋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个“声音”与颜鸣皋的对话越来越勤，经常指挥他干这做那。但颜鸣皋始终把握着这样一个底线，当造反派动员大家互相揭发、批判、斗争时，他始终一言不发，就是在被逼无奈走上台时，他总是检讨自己的“问题”。
这年夏天的一天上午，“牛鬼蛇神”列队外出参加劳动，颜鸣皋也置身其中。快走到大门口时，一辆大卡车从后面开来。
这时，那个声音又指挥颜鸣皋，“这辆车是上级派来接你的，你快点上去。”
“好的。”颜鸣皋冲出队列。
这辆大卡车驶近大门的时候，放慢了车速。
颜鸣皋见车缓缓行驶，就要往车上爬。许多人上前拦他，他挥着手喊：
“这是上级派来的车，专门来接我的。你们不要拦我，你们不要拦我……
这下，颜鸣皋可惹祸了。
造反派说他“装神弄鬼”，是“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回去马上召开批斗会，让他交代企图逃跑的动机。
这下，颜鸣皋可惨了。
批斗会上，颜鸣皋脖子上挂了一个灭火器，低头弯腰被批斗了一下午。本来他的身体就弱，哪经得起这样折腾，时间一长，他的双腿直打颤，殷红的鲜血从鼻孔里不断线地往下滴……
批斗会后，有些好心的“牛友”劝颜鸣皋：你是不是有了病，快点请假去医院看看，拿点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要硬撑着。
“我没有病，我不吃药……”颜鸣皋眼睛直直的，反反复复诉说着。他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病，坚持不去医院，不吃药。
可是，那个声音依然纠缠着颜鸣皋，指挥他或半夜或中午去折腾正在睡觉或休息的造反派和看守人员。一会儿让他汇报思想，一会儿叫他去交待问题……
造反派和看守人员被折腾得恼羞成怒，颜鸣皋也为此付出了更加沉重的代价。
颜鸣皋并不知道也不承认自己有了“幻听”，已处于精神分裂症的边缘。
这一回，颜鸣皋不仅仅是鼻孔流血，而是胃出血，前些年的老毛病又犯了，解的大便都是黑色的。
时间一长，颜鸣皋的身体越来越差，饭量也越来越小。
到了1970年11月初，每次吃饭都已经成了他的痛苦，常常一整天咽不下去几口。
好在他有一个疼他、爱他、信他的妻子。倪莹始终坚信：丈夫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忠诚党、热爱祖国的科学家。
每天，她迎着寒风，躲闪着不懂事的孩子们扔出的石子，拖着复发的病体，依然坚持一天三顿为丈夫送饭。可是，颜鸣皋却吃不下，常常是怎么送过去又怎么提回来。
倪莹望着骨瘦如柴的丈夫，心如刀绞。她默默地祈祷：“老天啊，你睁开眼吧，保佑天下的善良人，保佑我至亲至爱的人，度过这黑白颠倒的岁月吧！”
有时候，人性确实已经泯灭，良知确实被狗吃了。这种状况大概有三个星期了，可造反派还依然派给颜鸣皋重体力活，让他砸铁块。
一下、一下……
咣当、咣当……
颜鸣皋喘着粗气，艰难而又机械地抡着16磅的铁锤，每一下他都似乎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每一声都震颤着他的五脏六腑……
抡着、抡着……
突然，颜鸣皋只觉得头一蒙，眼冒金花，口吐鲜血一头栽倒在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从死亡线上爬回来
颜鸣皋栽倒在地，昏死了过去。
现场顿时乱作了一团。
当时“工宣队”、“军宣队”已经进驻研究所，得知这一情况后，让造反派将人送医院抢救。
颜鸣皋被紧急送到到北京海淀医院。可是一听说是“特务”，医院不敢救治，往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打电话，询问“工宣队”、“军宣队”。当时，驻所“工宣队”的王总指挥是城子煤矿的老工人，思想觉悟较高。接到电话，他回答说：“不管他是不是特务，请医院本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抢救。”
医院一检查，颜鸣皋血色素仅有3克，人处在昏迷中。需要马上输血后动手术，并下了病危通知。
造反派通知了家属。
倪莹闻讯赶到医院，可还是进不了病房门，因为有看守在门口把着。她着急啊，在外面无助地转着圈子；她担忧啊，心急如焚，泪水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