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余庆非常孝顺，虽然因孩子多收入又有限，生活也不宽余，但还是想方设法凑出1000块大洋，为母亲和嫂子在慈城买了一座宅院。这宅院叫“向御史房”，正房是一座两层小楼，院子很大。由于人少，就显得空空落落的，非常冷清。孩子们回去，给这座院子带来了生气和热闹。
1926年夏，刚刚6岁的颜鸣皋回到了故乡慈城。
颜鸣皋记得：回故乡时是从天津坐轮船到宁波，在海上漂了好几天。在他的印象中，大海无边无际，许多人只是第一天还有新鲜感，到后来就躺在船舱铺位上睡大觉了，唯有他始终保持着对未知世界探寻的新奇感。海上旅途中，他似乎很少有在船舱安稳睡觉的时候，总是待在前后甲板上。海上日出日落的辉煌，海浪海涌的壮阔，海鸟海鱼的翻飞……无一不成为奇美的胶片在他的脑海中不停地放映。有时夜深了，母亲派哥哥喊他回去睡觉，他总是一拖再拖。他被海面上的点点粼光迷往了，里面有着他许许多多难以破解的谜……
故乡对颜鸣皋来说，也有着许多难以破解的谜，那满眼的青山绿水，那坐落在颜家桥头旁大大的院落，那高高的桂花树，还有祖母、伯母嘴里说的他又有点听不太懂的宁波话……
父母亲在老家没住几天就走了，留下了他们仨兄弟和两个妹妹。
父亲临走前办妥了一件事，就是送他们上学。
颜鸣皋上小学的地方是慈城孔庙里的一个偏房，最初叫治孝中镇小学，是半私塾性质。
该小学成立于1904年，迄今已过了百年诞辰，是由慈城乡贤热心创办的，借孔庙西侧办学，1906年更名为中城小学堂。1913年，由应氏家族的应星耀先生任校长，实行新学制，改革教学内容，增设音乐、体育、手工等课程，并开始招收女生入学。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慈城第二小学。1988年，原校长应星耀先生的哲嗣、中国台湾著名实业家应吕期先生，决定投资140余万美元，在孔庙对面重建校舍。校舍规模宏伟，为当时国内一流水平。2007年5月，颜鸣皋应邀参加了该校召开的百年校庆纪念大会，到会国内外校友逾千人，盛况空前。
慈城是座历史文化名镇，这孔庙始建于宋庆历八年（公元l048年），堪称浙江第一。别看慈城不大，但书院众多，城东汤山山麓有石坡书院、北山山麓有西溪书院、石刺峰麓有石峰书院；还有兵部尚书姚镆所创的阚峰书院、冯柯讲过学的宝阴书院和崧生书院、都御史秦宗道讲学处的屿湖书院以及城北的慈湖精舍等，众多书院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德润书院、慈湖书院和宝城书院。可谓是满城书香，家家重视教育。
宁波人重视教育是有传统的。
这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庆历七年的秋天，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一位胸怀远大的人，十分执著且务实。他认为：兴邦富民，抓教育为第一要务。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不辞辛劳，亲自从深山荒野间寻访到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
从此，宁波也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
转眼过了十余年，当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由此，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
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应该说，颜鸣皋所受真正的启蒙教育就是在慈城的孔庙里进行的，是在那座半私塾性质的叫治孝中镇小学的学堂里。这里不但有老师“之乎者也”的现身说法，还有一块块无声的儒学碑对他精神和心灵的无形濡染。
这些安放在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王安石兴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颜鸣皋说：
“我虽然在故乡上学时间很短，只有一年多，但对我影响很大。在这里我对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父亲对我们这样讲，不能求官，只能求学。有了学问以后人才精明，才可以经商，才能干大事。毛泽东主席讲，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那老师也是这么讲的，有了文化我们就能走遍天下。这种灌输在我心中扎了根，烙下了印。”
女子私立学校的唯一男生
1928年，父亲颜余庆调到湖北武汉列车段。赴任之前，他又托茹家表叔回到了故乡慈城，把颜鸣皋兄弟三人和妹妹们一块接出。
到了汉口，他们把家安在了法租界附近。
哥哥们到了汉口就开始上中学，唯独颜鸣皋的上学成了难题。
颜鸣皋此时应该上小学三年级了，但他们家附近却只有一所私立女子小学，再没有其他小学了。如果到其他混合小学上学，路途远，无人接送，父母放心不下。
怎么办？父亲颜余庆决定把他和三妹琴仙、四妹杏仙一块儿送到那所名为“心儒”的私立女子小学去上学。为此，还特意托人找校长疏通了一下。校方研究了一番，方答应破例收下。
颜鸣皋初到武汉时，情绪十分高昂。因为这里毕竟是一个大城市，比老家慈城镇繁华了许多。奔腾不息的长江，纵横交错的道路，成排成片的楼房，鳞次栉比的商场……使他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见识。
但是，当他一听说父亲让他和妹妹一起去一个女子小学读书时，他坚决不干了，情绪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倔劲儿上来了，又哭又闹，甚至用绝食相要挟，宁愿不吃饭也不去学校报到。
父亲颜余庆却不急不躁，对此事进行了冷处理。好吧，不吃饭也不劝，不去上学也不硬拉，把颜鸣皋晾在了一边。
两天过去了，颜鸣皋有点撑不住劲了。他心里火烧火燎的，觉得在家实在也没意思。母亲叫他吃饭也上了桌，看到哥哥妹妹们去上学，他眼巴巴地直往门外瞅。
父亲颜余庆觉得到了火候，就问他：
“去不去上学啊？”
颜鸣皋小声回答：
“那就去吧。”
“去上学可以，但不能调皮。要好好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
颜鸣皋点了点头。
无奈，颜鸣皋成了“心儒”私立女子小学的唯一男生。
好憋气哟，对于一个生性好动的男孩子，整天和一群女娃娃们在一起，从精神和行动上无疑都是痛苦的。因为是唯一的男生，又常常成为同学们关注和取笑的对象。
颜鸣皋是有气无处撒，有话无人说。只能有时伺机找两个妹妹的事儿，用调皮发泄一下被压抑的情绪。
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对四妹杏仙说：
“把你的书掏出来，和我换一下书包。”
他们上学时父母同时给他们买的一样子的书包，但女孩子心细，懂得爱惜，显得比颜鸣皋的书包要新许多。一听哥哥要和自己换书包，四妹当然坚决不干。
此时，颜鸣皋有些不讲理了，他一把夺过妹妹的书包，把里面的书本文具往地上一倒，硬是换了过来。
四妹杏仙哭着回家告了状。
为此，颜鸣皋还挨了母亲一顿揍。
倔强的颜鸣皋挨打就是不流泪，不求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固执地认为，母亲、老师和同学都不喜欢他。
颜鸣皋现在说起童年调皮的事儿，也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他说：
“虽然这只是童真的偏执，但却从另一方面激励了我。我暗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学出个样儿来，在学习上拿第一，看他们还怎么说。因为全校都是女生，也给我创造了一个埋头学习的环境。下课了，女生们玩踢毽子、扔沙包、跳方格等游戏，我呢？只能继续趴在课桌上练习题、写大字。久而久之，我的学习成绩就上去了。”
期末考试中，颜鸣皋果然考了个全班第一。校长还为他颁发了奖品——一个精致的文具盒。这让妹妹和同学们都羡慕不已。这个男生，在老师的眼中是个好学生；在同学们心目中，是一位学习的好榜样。很少表扬孩子的父亲，那天也对他夸赞了一番。
可是，颜鸣皋并没有高兴起来。他总觉得整天混在女同学中间十分别扭，盼着能早一天离开这个女子学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甚至在放学回家的时候，都不愿和妹妹们走在一起。
转眼两年过去了。1931年冬季的一天，颜鸣皋听两个哥哥在议论，他们上的那所中学实验班冬季要招生。
颜鸣皋一听，心中一动，急忙凑过去追问：
“哥，是真的吗？”
“那还有假，是实验班。你问这干吗？”大哥颜鸣远回答。
二哥颜鸣谦也看看他说：
“鸣皋，你也想报名？这实验班要求很严，都是学习尖子，你能行吗？”
颜鸣皋心中拿定了主意，对哥哥点了点头。他虽然小学五年级还没读完，但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博文中学的活跃分子
颜鸣皋报考的这所中学叫博文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于1885年创建的。1954年，此校改名为武汉市第十五中学。
但是，谁也没想到，颜鸣皋这个小学五年级还没读完的小学生，报考这个学校的实验班却被录取了。他提前跨入了中学，和大哥颜鸣远、二哥颜鸣谦成了校友。这不仅让父母亲喜出望外，也令两个哥哥对他刮目相看。
接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颜鸣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浑身上下也似乎随着这口气舒展了许多，心情也似乎舒畅了许多。他终于可以不整天混在女孩儿堆里了，讲话也可以无所顾忌，大声大气了。
但是，在教会学校读书，颜鸣皋也有许多不适应。学校管得很严，要求一律住校，按时熄灯就寝，简直就像一座军营。这对他的顽皮天性多少有一定的禁锢，使他无法在课余时间自由地发挥。然而，这一切似乎很快就过去了，随着和同学的熟悉，对学校环境的熟悉，使他渐入佳境。
因为是教会学校，初中一年级就有了英语。由英国来的牧师担任任课教师。聪慧的天性和倔强好学的性格，使颜鸣皋很快入了门，并逐渐在同学中出类拔萃。这为他此后出国留学深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年，颜鸣皋还被选进了“唱诗班”，音乐老师是位盲人。他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沉醉在天籁之声中……
在上初中期间，颜鸣皋依然是那样文弱瘦小，貌不惊人，但他的爱好兴趣却十分广泛。在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中，他都是个活跃分子。
那时他喜欢踢小皮球，虽个子不高，身体不壮，球技也不精，却十分有号召力。课余时间，只要他一招呼，就呼拉拉围过来一大帮同学，在校园一隅奔跑呼喊起来。
他喜好摄影，在闲暇时候，同学们常见他拿着一台照相机，东拍拍，西照照，学校的大门、教室、操场等都是他拍照的对象，至今他还保留着一张那时拍摄的学校操场旁一棵大树的照片。
他还喜欢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这个爱好一直伴随着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购买收集了成百上千张老唱片，只可惜都在那场“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销毁了。
颜鸣皋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说：
“在博文中学里，当时有两个‘三兄弟’，一个是我们‘颜氏三兄弟’，一个是‘苏家三兄弟’。苏家比较富，父亲是一家纱厂的董事长，老大叫苏先勤、老二叫苏先劼、老三叫苏先励。我和苏家老三苏先励是同班同学，又是好朋友，有时到他们家去玩。两家‘三兄弟’学习都不错，后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所造诣。只是时间一久，渐渐失去了联系。”
初中快毕业时，父亲颜余庆对颜鸣皋的期望是：考国立高中，并且必须是名校。
颜鸣皋此时才十三四岁，但敢想敢为，志向远大。他深深理解父亲的苦心，对自己今后的求学方向也有了独特的想法。
有一天，一家人又说起他的升学问题。颜鸣皋胸有成竹地对父母亲说：
“我高中要到北平去上。”
此言一出，全家人都感到非常突然，愣住了。
父亲颜余庆听后没有说话，只是望了望他，目光很复杂，有些许不相信，又有些许鼓励和赞赏。
沉默了良久，母亲才说话，但语气里却透着担忧。她问：
“你自己去，能行？”
颜鸣皋回答得很坚定：
“行，怕什么？我到北平是去上学，学校里食宿都方便。再说，我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
父亲颜余庆打量着突然间长大的儿子，追问道：
“你真是这样想的？”
颜鸣皋郑重地点了点头，回答：
“是的。”
“可不许反悔。”
“不会。”颜鸣皋回答得很有信心。
母亲依然担忧，嘴里老是念叨着：
“这么小，行吗？行吗？”
颜鸣皋安慰着母亲：
“妈，您放心。我一定行。”
几十年过去了，颜鸣皋对自己当年做出的那个北上求学的大胆决定也感到非常吃惊，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