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太多了，挤得船舱满满当当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客轮沉重地喘着粗气，溯长江而上，入夔门，过万县，前往重庆。
据说，这艘客轮起航之后，从宜昌前往四川的航运就停止了售票，日本鬼子的飞机几乎天天沿江狂轰滥炸。
颜鸣皋上船之后，心情略微放松了些，但望着两岸缓缓后退的山岭和树木，望着沉重如磐的江水，他的心情又马上沉重起来。他为胜负未卜的战事担忧，为大武汉担忧，为留在江城的亲人们担忧……
前方山重重，路迢迢，颜鸣皋对未来的命运还无法完全掌握和预知……
弱国受人欺，颜鸣皋求学报国的信念愈来愈坚定和执著……
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优秀学子
浩浩长江，奔腾不息。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无论是前线和后方，依然有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不屈不挠地打造着祖国的未来。
颜鸣皋历经磨难来到了重庆，来到了他心目中向往的国立中央大学。
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汇合点，呈西面高东面低的半岛形，是我国有名的“山城”。
那时的四川，那时的重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密集的高等院校区。在抗日战争期间，由外地先后迁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共计48所，占战前国民党统治区全部108所高等学校的44%。
国立中央大学是内迁最迅速和最完整的学校。
沙坪坝松林坡，是重庆大学东北面的一个小山丘，属该校土地，占地不足200亩。因山坡上长着稀稀疏疏的松树而得名，嘉陵江从山坡下绕过，山清水秀，虽然山丘湫隘逼窄，却也能“自成小小格局”，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颜鸣皋这届新生到学校报到时，国立中央大学已经在重庆开学一个学期了。
颜鸣皋虽然知道学校刚刚搬迁到这里不久，条件非常艰苦，但当他走进新生宿舍时，还是大吃一惊。宿舍并不是真正的房屋，而是临时搭建的竹棚，四周的墙壁是用楠竹编排的，屋顶搭的是竹叶，再糊上泥巴，就成了几十个学生的安身之地。对此，他并没有感到不适，而是很快从这个大竹棚里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像水新元、刘裕瑄、沈潜、曾德超、万嘉璜，以及电机系的王兆烈等。
然而，令颜鸣皋不安的是，他到了重庆之后，就完全和家里断了联系，家中的丁点儿信息他都无法知道。唯有夜间，他躺在双层铺上，透过竹棚的缝隙遥望星空，默默地为亲人们祈祷平安，像放电影似的在脑海里闪现一个个亲人的面庞。
这年10月底的一天下午，颜鸣皋正在教室里推演一道数学题，水新元急匆匆地跑进来，把一张报纸递给了他。他摊开一看，如同霹雳在头顶炸响，顿时惊呆了，泪水顺着脸颊不断线地往下滚落。
“武汉沦陷！”
“武汉沦陷！”
“武汉沦陷！”
黑色大标题的每一个字，像一把把尖刀，直刺他的心脏。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颜鸣皋才从悲愤中挣扎过来，开始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文章，上面登载着武汉失守的消息，还刊载了蒋介石的《告全国国民书》。颜鸣皋对文告所阐述的大道理虽然不能完全透彻地理解，但从字里行间看得出，全中国为大武汉和那里的人民所付出的牺牲骄傲。
颜鸣皋擦干眼泪，把那张报纸叠好，装进贴胸的口袋里，也把国仇家恨装进了胸间……
从这一天起，颜鸣皋似乎觉得肩负的责任更重了。他常常这样激励自己：
“今日努力读书，他日报效祖国，发展科学，建设工业，为民族雪耻，使祖国强盛！”
也是从这一天起，颜鸣皋似乎突然间有了一种孤儿的感觉，他不知道远在武汉的亲人是死是活，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和家人重相聚，更没有半点经济来源了。
好在当时的大学生活全部是公费，吃住不花钱，还发被褥和服装。当时学生们各发一套草绿色夏季军服，一套棉军服。穿夏季军装的人不是很多，因为棉军服上衣可当外套，无论男女同学都人各穿一件，成为国立中央大学学生的一大特色。
说起大学时期的生活艰苦，颜鸣皋讲：
“那时候住的条件差些，同学们都不怕，就怕吃不饱。都是十八九岁的年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菜里没油水，就总感觉到饿。一到吃饭的时候，捧起碗来就往嘴里塞，也不辨啥滋味了，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
当时的中央大学，吃饭是最热闹的时候，因为吃饭，曾发生过一件轰动全校的事，颜鸣皋至今还记忆犹新：
下了课，同学们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抄起饭碗往饭堂跑，因为有时候你去晚了，就可能吃不上或吃不饱。
当时学校吃的是大锅饭，盛饭的饭桶有大半人高。
有一天中午，颜鸣皋赶到时，饭桶旁已经围满了人。他心中暗想，今天看样子是抢不到满碗饭了。既然来晚了，也就不急着往前挤了。可是，他身后还有同学，半是起哄地推着他往饭桶跟前挤。
这时，忽然听到惊叫声：
“啊！不好了，有人被挤到饭桶里了。别挤了，别挤了。”
原来，一位小个子女生踮起脚尖弯腰盛饭时，被人挤得一头栽到了饭桶里。
颜鸣皋望着满头饭粒的女同学，是又好笑又心酸。
他们当时吃饭是有桌子无椅子，十几个人围在一桌站着吃。吃的饭是杂质稗子都有的“八宝饭”，炒菜的品种也不丰富，虽然是有荤有素，但分量不足，几筷子就没有了，全靠自己花钱去补充营养。
虽然同在一所大学就读，可也有贫富之分。那时在中央大学的学生中间，曾经把这个区别形象地分为“三光阶层”与“三草阶层”，即富裕的学生头上油光、嘴上油光、脚上油光（穿皮鞋），贫穷的学生头上如草、嘴上如草（胡子长）、脚上如草（穿草鞋）。
那些家境富裕的，诸如官宦和商家子弟，家中时不时的给予补贴，吃得好穿得也好。
贫穷生多是来自前方或是公教子弟，生活就十分清苦。
颜鸣皋是属于贫穷学生中的贫穷生，可以说是赤贫。他已经完全断了经济来源，只能将来报到时父母给带来的几个钱算着花、省着花，可几个月后，就一文也没有了。平时就靠学校每月发的6元钱，扣除4元伙食后，剩下的2元钱来维持了。
在宿舍里，颜鸣皋每当看到富裕的同学吃零食时，就会拿起一本书悄悄地走出去，坐在嘉陵江岸边埋头攻读自己的功课。
随着中央政府迁都重庆，中央大学的学生也日渐增多，教室和宿舍也愈加紧张。学校决定，颜鸣皋他们这批一年级新生搬迁到柏溪分校。
柏溪在沙坪坝北面，大约有25里远近，地处嘉陵江东岸，原是一个只有20来户人家的无名小山村。中央大学在那里征得约150亩土地，创办了分校，可以容纳1000多名学生。那里丘陵起伏，环山临江，有茂密的柏树林，潺潺的流泉，自然环境很不错，是一个教学读书的好地方。
据说，罗家伦校长看这里柏林森森，溪水潺潺，亲自将这里命名为柏溪。
从嘉陵江畔码头往上沿山腰有一条石板路，穿过无名小山村，弯弯曲曲，直通分校大门口，两旁有茅舍和小瓦房，随着学校迁到这里，也有了小商店、小饭馆。
分校的整个校舍分布在一座山谷里比较宽敞的地方，高高低低，一层一层，学生教职员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大操场等，都安排在绿树掩映着的山谷平台间。
颜鸣皋特别喜欢那股由清泉形成的溪流，从深谷流涌出来，沿山坡直入嘉陵江中。冬天水少，春夏间，尤其是暴雨时，那溪水便哗啦啦地奔流着了。他在课余时间，常常约上三两要好同学，挟着书，沿着小溪往上走，登高远眺，可以欣赏江上风帆，隔岸山色。
颜鸣皋和同学们还有另外一个好的去处，从宿舍楼东头走出去，是一条幽径，那里有丛丛竹子，等到3月里油菜花开时，一片金黄色，香气四溢，真是美得很。如果不是强寇入侵，常闻防空警报拉响，漫步期间，真像到了世外桃源一般。
1939年，颜鸣皋读大学二年级时，他们这届学生又从柏溪分校搬回到了松林坡校本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