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与企业家的概念
为了阐述这一问题，首先要从最基本的概念出发，研究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这是本文的重点。而静态地研究企业和企业家的定义则是所有研究的基础，因此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企业，现行的概念可谓五花八门，但国人多半都是把企业作为名词，定义为一种组织。比如，有把企业定义为契约性组织、市场性组织的，有把企业定义为学习型组织、修炼型组织的，还有把企业定义为全球化组织、虚拟化组织的。这显示了今天人们对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细胞的重视。其实企业是非常人格化的一个概念，近来企业界有人戏说，中文“企业”一词中的“企”字是“人”字加上“止”字，如果“人”去掉了，“企业”就变成了“止业”。这个说法无非是要说明人对于企业的重要性。然而最早出现与企业相关的概念是在16世纪的法国，当时法语中的“企业家”一词是指那些指挥军事远征的人。据说到了18 世纪，法国人又延伸了“企业家”的定义，指从事各类冒险活动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的欧洲，企业仅仅是指一种具有特殊性的行为，远不是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组织的概念。
今天，当企业已经被定义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的名称时，人们往往会因为“企业家”一词最早源于16世纪的法国而认为，企业和企业家都是舶来货，企业家精神更是西方精神。持这种观点的人们同时也认为，企业、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都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才产生的。可是，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中国历史上陶朱公范蠡、子贡、吕不韦等富可敌国者所领导的经济活动和组织又是什么呢？显然，那种认为企业和企业家只源于16世纪西方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现在研究企业和企业家概念的学者专家们大都认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定义。他认为：“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之为‘企业家’。”在这里，熊彼特还是把企业定义为一种行为，定义为行为会比定义为组织更人格化，这也许是西方更崇尚个人主义 （以人为本） 和中国更崇尚集体主义 （以民为本）这两种方式的差异所致吧。
笔者认为，既然国人更习惯把企业作为一种组织来定义，那不妨还循着这样的概念进行研究。中国人重视组织有其渊源，应该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来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态的历史。虽然农耕文明有别于工业文明，人们多半把它看作是自然经济，其实自然经济也并不完全靠天吃饭或自然而然。像战国时期的都江堰这样的水利工程姑且不说，对中华民族来说，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经济组织，它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组织中的“细胞”。在同样的历史阶段，欧洲也有庄园和庄园主。中国有“家和万事兴”的观念，家这么一个经济组织和谐了，就获得了“万事兴”的发展。“万事兴”恐怕也是古代中国人对成功的企业行为的最理想化的标准和定义吧！既然企业是社会经济组织的最基本单元，那么领导和管理这个组织的人的意义就突显出来了，这也就带来了我们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什么是企业家？他们的功能或者作用是什么？
在现有的经济理论和企业理论中，有很多关于企业家的定义。例如认为企业家是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家是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人、企业家是掌握企业控制权的人、企业家是企业剩余价值的索取者等。还有的定义则越来越趋向于狭窄和具体，比如把企业家定义为能抓住机会引进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改进企业的组织机构、勇于承担风险的企业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而作为今天西方著名企业家的戴维·洛克菲勒本人是这样定义的，他说：“企业家本身代表着一种机会，用于满足人的发明创新，追求权力和赌博的本性……事实上，对于成就过程的追求，其本身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目标，而在那些人眼里，利润只是一种值得付出力量的副产品。”不过也有人认为，戴维或许有故意卖弄作为企业家个人品德的嫌疑。因此，对于怎样给企业家以准确的定义，人们今天还是推经济学家熊彼特作为权威。熊彼特在前述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定义之外，作为“创新主义经济学之父”，他还有一个几乎是骇世惊俗的观点：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听起来挺带有资本主义早期原始扩张的野蛮和血腥的味道。但他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的中国很有市场，很受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的赞赏和肯定，他们认为：“熊彼特的定义也许更准确地抓住了企业家概念的核心和要害，突显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特征。”对此，笔者并不敢苟同。既然企业是社会经济组织的细胞，那么对它进行“破坏性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呢？这自然让人联想到癌细胞。企业应该成为破坏性创造组织还是建设性创造组织，这值得商榷。不过在今天，拼命追求“破坏性创造”的企业，其行为恰恰逃不出熵增定律，确实已经有不少真像癌细胞。
当我们研究企业家的问题时，有一种人是绕不过去的，就是经理人。人们还把专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称之为“职业经理人”。今天一个企业高级白领业务能力很优秀时，往往会被人赞誉为此人很“职业”。但是对这一类人要定义为企业家，就产生了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所有者，或者拥有资本、又从事企业管理的人是企业家；不拥有资本、仅仅受雇于企业做企业管理者的是经理人。但有些人并不同意这样的区分，例如有的著名企业家就认为：“企业家是为企业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负责任的人；而经理人是只为其任期内企业发展负责任的人”。其实持上述观点的人也主张企业家不是经理人，只不过是不能简单按是否持有资本来区分，而应按从业者的行为特质来划分。这样的划分，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似乎也是很难的。当然也有人认为，“企业家”与“经理人”的关系正如同土豆与马铃薯，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尚少有从定义上做出清晰说明的。
今天人们研究问题，往往容易出现一个毛病，就是割断历史，甚至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今天发生的一切事物。就像长期以来，不少人总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代表现代经济活动的企业，当然也没有企业家。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社会人群分为“士、农、工、商、贾”五民，除了“士”这种在封建社会专门为做官 （大夫） 培养的知识分子外，其他“农、工、商、贾”四民，其管理者不都是企业家吗？只是当时的企业是以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作为基本经济活动组织，而今天的基本经济活动组织更多的是由资本关系构建的。区别仅仅是如此而已，而绝不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企业行为和企业家。
要研究职业经理人问题，也要追溯一下历史。今天人们谈到经理人，往往冠以“职业”两个字。而职业经理人，不免让人联想到“职业军人”。所谓“职业军人”，俗称“雇佣军”。于是在推崇“主人翁精神”的国人心目中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雇佣军思想”是颇具贬义的一种概念。在我们过去的传统宣传中认为，雇佣军思想不及主人翁精神，所以贪生怕死，没有战斗力。在真正的战争中或许是这样，但在今天商战中的“雇佣军”———经理人，就未必如此。特别是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人，更不能简单地用有没有战斗力来衡量。
其实早期的雇佣军也未必都贪生怕死和没有战斗力，其中并不乏优秀者。而最典型的是瑞士雇佣军。16 世纪中叶梵蒂冈罗马教廷遇到入侵，当时各国雇佣军面对强敌，纷纷逃散，唯有瑞士雇佣军殊死抵抗，147名官兵全部阵亡。入侵平息后，罗马教廷为表扬瑞士雇佣军的职业精神，决定永远只雇用瑞士职业军人作为梵蒂冈的军队。米开朗基罗为之设计精美军服，从此罗马教皇雇用瑞士职业军队到今天，一直作为罗马教廷的正式卫队。在法国路易十六时代，当疾风暴雨的大革命来临时，路易十六国王也到处雇请职业军队为其作战。结果历史重现同样一幕，800 人的瑞士军团，除一人因病未出征之外，全部战死！今天，在瑞士卢塞恩还有一座为纪念这次阵亡的瑞士雇佣军将士的石雕———“悲愤之狮”。这里所纪念的不在于战争的正义与否，而在于纪念一种遵守契约、敬业诚信的精神。这种精神恰恰传承给了今天的职业经理人。我们追溯企业家的概念，追溯到16世纪的法国军人；同样的，追溯职业经理人的概念，也可以追溯到职业军人。到这时，我们就不难发现，商场如战场。当我们追溯企业家的定义时，追溯到军人，也就追溯到欧洲的骑士精神。可见作为承接这样一种精神的企业家和经理人，理应有着和当年职业军人完全一样的人格特质和职业精神。因此，只要我们从行为及其所承载的精神层面来分析，企业家和经理人是很难有明显界限的，他们都应该说是企业家群体。
至此，要确定企业和企业家的概念的思路也就清晰了，那就是要循着行为和组织两条交织的线索来展开。对企业而言，组织的属性强些；对企业家而言，行为的属性强些。如果从行为入手，可以这么来定义企业的概念：持续理性地确定财富的过程就是企业行为；首先，财富是沧桑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财富观，正因财富的概念是变化的，所以需要持续不断地予以确定；第二，财富是被确定出来的，理性地确定财富则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发现获取，二是创造形成；进而推之，围绕着实现这一过程而构建的组织就是企业组织。那么领导和管理着这个组织，并使之成功地运行的代表人物就是企业家。
总体上说，这些概念的定义可以表述为：
1. 企业是一种行为主体，企业行为即持续理性地确定财富的过程；或企业是持续理性地确定财富的组织。
2. 企业家是领导和管理着持续理性地确定财富的组织或群体的代表者。
二、企业家精神特质的内涵
既然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人群，这批人的人格特征和素质是什么就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几年研究企业家素质的文章汗牛充栋，人们普遍认为，现代企业家应是能够带领一个组织成功地发现、创造财富的人。他们敢于冒险，善于决策，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能成功把握商机；他们有号召力、影响力，靠自己良好的品质与奉献精神，把一群人凝聚在自己周围，为了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辛勤工作；他们有丰富的综合学识，并能把这种学识成功地转化为处理问题的智慧，在企业的危急关头高瞻远瞩，指挥若定；他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有崇高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并能为保护和发展民族的整体利益牺牲自我。在企业家精神中深刻地蕴含着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契约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和民族精神。正是这样七种精神，构建了一种活生生的企业家人格特质。只有具有如此精神特质的企业家，才能用自己的足迹写下人类进步的社会精神主弦律。
1. 进取精神：一团用激情燃起的永恒活火
企业家首先有一种进取心，只有进取，才能发现并创造和获取财富。马克思曾讲，资本家是资本的化身，他有永不满足的扩张冲动。尽管企业家并不等于资本家，资本家强调的是资本的增值，长期以来是剥削的代名词。但无论叫资本家还是企业家，这种扩张的精神是必不可少的。西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全社会弘扬出一种合理谋利的精神，大批富于进取精神的新教徒去了美洲，走上了开发新大陆的道路，才有了今天美国的繁荣。一直到今天，真正的企业家都富于进取精神，万里之国不辞其远，穷乡僻壤不辞其苦，奔波于各国而事商。企业家的身上仿佛永远有一团用激情燃起的永恒活火。
企业家的进取精神推动了今天世界历史的发展，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二战后的德国，有学者在谈到这一幕时不无感慨地说，“那时德国失去了一切，缺乏一切。”“但却拥有一种非常宝贵的社会财富，即企业家。”“联邦德国这批富有经验的企业家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在逐渐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才能，以极大的热情整顿了被战争破坏的工厂、商店，点燃了许多熄灭于炮火中的高炉，为重建新的工业结构提供资金，把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送上轨道并快速地发展起来。结果他们填补了战争造成的经济真空，在全国资本货物和库存物资都已消耗殆尽时，生产了货物；在遭受战争破坏和彻底毁坏的工厂环境中，恢复了生产。几十万工人有了工作、收入和稳定的生活。产品生产出来了，商店里充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2. 创新精神：不创新，死不休
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名句体现了中国文人对作品创新的不懈追求。企业家是一个创新的群体，他们同样明白：创新是迈向财富的另一条捷径。由于自己面对的永远是一群非常挑剔的有着永不满足的需求的客户群，对企业家来说，创新就是利润之所在，更是快乐之所在。如果说资本家是“吸血鬼”，那么企业家是创新者。历史上，大小新兴产业的兴盛无不源于创新，发明家根据科学家的原理发明了新鲜事物，企业家使之产业化。电灯、电话、汽车、飞机、电脑无不是创新的结果。工业革命中的企业家是创新者。现在的高科技企业，靠的也是一个个创新者。任何一个新的产业的产生，靠的就是为人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产品或新的服务。守着一成不变的产品和一成不变的服务的企业，必然要被淘汰。
由创新者、发明家转型成企业家的人比比皆是，历史上有诺贝尔、爱迪生，今天有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所以，创新铸就了企业家的灵魂。对于企业家来说，不创新，死不休。对此历史上不乏鲜活的例子，比如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斯曼就是一个毕生热衷沉迷于感光材料发明的创新者。他的发明创造给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本人也由此成为一个大富翁和企业家。但是成功和发财之后，他并没有为财富所羁绊，仍然不停地致力于新感光材料和技术的发明创造。到他古稀之年以后，35毫米的彩色电影胶片已由他发明出来，这时他感到感光材料技术很难再有突破和发展了。在他的心目中，自己的发明创新事业已经走到了尽头。本来他完全可以坐拥巨额财富，安度晚年。然而他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在遗书中写道：“我已经没必要再留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乔治·伊斯曼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不创新，死不休”乃至“不创新，毋宁死”的伟大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企业家而言，不仅自己要有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的能力，而且要有把自己所领导的组织变成一个创新组织的能力。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更侧重于后者。构成现代社会的群体中，有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企业家组织和创造社会需求推动科技进步，科学家的发明和工程师的创造正是由企业家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变成了满足人们需要的商品。企业家以自己的天才创造了产业新秩序，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
3. 契约精神：一杆公平的秤
在商品经济的交易中，最早的契约是衡器 （秤、尺、斗等）。对于交易买卖的双方，衡器给了他们公平。没有这种公平，任何商品交易都是不可能的。企业家的契约精神就是追求并严守公平制度的精神。构建公平的制度，离开衡器之后的最简单形式就是契约。中国古代民间如果有纠纷要解决，大致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去见官，诉诸法律；二就是协商解决，私了。即使是私了，纠纷双方也要写下解决矛盾的相关条款，“立字为据，签字画押”作为契约。这个契约，就是当事者双方个案化的制度。这样的个案制度，在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是极为普遍的制度形式，因此古代民间就有了田契、房契甚至卖身契等等五花八门的契约。在当时，这样一种契约，官方 （政府） 是予以保护的。它一旦得到政府的认可，就是一种合法的制度体系。从而也就使买卖、交易双方的公平有了保障。
因此，企业家的契约精神，就是通过制度创新追求并严守公平的精神。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但要在自己的企业组织内通过弘扬契约精神，订立规章制度，创造公平的环境氛围，还要努力为构建公平的社会商业制度而奋斗。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法制的建设不断进步，一种好的社会契约的制度体系，不仅会保障企业家合理合法经营，甚至会创造一个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今天世界著名的轴承企业，瑞典的思凯孚轴承公司 （ SKF） ，就是靠制度 （契约） 创造出来的公司。
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轴承已经像今天的芯片一样，成为当时工业社会的关键元器件，有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在当时的欧洲，纺织工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所有的纺织厂都拥有大规模的悬挂式流水生产线，在这种流水线上，需要使用大量的轴承。可是当时的轴承在技术上还实现不了自动调心的功能，因此轴承很容易就损坏，一般只使用几个小时。一旦轴承损坏后，重新维修需要停下生产线，这就对工厂造成了经济损失。为了尽量使这种损失限定在可控的范围内，工厂在使用轴承时往往到保险公司投保。当时瑞典一家纺织厂的机械工程师斯文·温奎斯特，针对这种情况发明了自动调心的轴承，使轴承使用寿命大幅度提高。他捧着这个发明专利找了工厂主，试图说服厂方使用他发明的轴承，但是人家并不相信他，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斯文·温奎斯特找到了保险公司，告诉他们如果用了他新发明的轴承，保险公司的保费损失可以大大降下来。结果成功了，保险公司接受了他的忠告。他于1907 年在瑞典创立了思凯孚轴承公司 （ SKF ） ，专门生产这种新式的轴承。终于，斯文·温奎斯特从发明者成了企业家。今天这家公司已发展成年销售额60 亿美元的世界最大的轴承跨国公司。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不愿接受新式轴承的纺织厂工厂主，还是发明新式轴承的斯文·温奎斯特，他们都有一种契约精神，都十分重视利用制度来运行和发展企业，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保险制度，而这种制度在当时也是一种新生的经济制度。随着契约制度的发展，不但给社会提供了商品交易的公平保障，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创业机会的公平保障。所以，具有契约精神的企业家，一定会为建设一个合理的契约制度而努力，同时也会善于利用契约制度体系来发展自己。
4. 诚信精神：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武侠小说里绿林好汉、江湖英雄常说的豪言壮语。走江湖要讲信义，做企业也需要诚信精神，没有这一条，早晚要被踢出“江湖”。诚信原本就是生意场上的第一原则。对于企业家而言，不仅自身要遵循诚信的做人做事准则，更重要的是他要带好一批人，要有把自己的组织打造成一个诚实守信的道德组织的能力。要做生意，先要会做人，企业家自己首先得以身作则。没有良好的道德素质，不能很好地做人，就不可能搞好一个企业。企业家经营企业的能力是企业家的“武功”，没有“武功”无以立足“江湖”，但是光有“武功”而没有“武德”也不可能在江湖立足。凡成功的企业无一例外地都有着良好的商誉和口碑。诚信是企业家最大的无形资产。不诚信就等于破坏了自己的无形资产，必然导致自己在商场上无立锥之地。
人们常把企业家和“大款”划上等号。其实，企业家的特质并不表现在他所拥有的财富上，企业家的钱永远都不够用。不是跟他的消费比不够用，是跟他要做的事比不够用。无论他的财富排世界第几位，他总是最缺钱的一个群体，而且往往缺的钱不在少数。每个企业家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想要缔造的商业王国，而他的自有财富与他想要缔造的王国所需的资金相比，往往缺口很大。这就引出一个逻辑：企业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信用。因为他的钱不够用，他一定要用社会的钱，用社会的资源。企业家是通过对社会“所欠”来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家为什么会让他“欠”？社会资源为什么会汇集到一个人手中？这跟他的行为有关。一个守信的企业家，非常重要的是他能获得更多的去“欠”社会的机会，包括资金，包括人才，也包括其他的资源。
成功的企业家都知道，做企业犹如做人。那些看起来很憨厚的人，往往很睿智；那些从不欺骗消费者的商家，往往是利益的最大获取者。商人们选择诚实一定会比选择不诚实得益更多；企业选择了诚信也一定会比选择不诚信更能基业长青。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生意经。因此，对企业家而言诚实守信的精神素质不可或缺。中国近代的晋商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应该说是与其团队诚信的口碑分不开的。例如，“山西临县人王子深，以开客店为生。一次有客商住宿后遗金一袋，王收金待客，后客商啼还，王验证给之，客商以分其半，拒之，客商叩恩而去。”晋商讲诚信，甚至有的用生命来践行，“山西汾阳人崔崇千，以卖丝为业，往来张垣、云中等地，一岁亏赔10余金，其主人偶有怨言，崔愧极，以刀自割其腹，肠出数寸，气绝，说道：我贸易未能获利造成亏赔主人资本，实在有愧，故不欲生。”一斑窥豹，可见晋商的信誉和品牌来之不易，也正是它成了晋商在商场中克敌制胜的撒手锏！武侠小说里有一个华山论剑的故事，两个武林高手先是比剑，后来以柳枝代剑比试高低，最后以口述剑法一决雌雄，谁的“道”高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企业家的江湖龙虎斗，实际上最高境界就是道的竞争———品牌和信誉的竞争。真正有信誉的企业和企业家，“论剑”自不输底气。
5. 敬业精神：朝圣者的心情加顶礼膜拜的态度
对于企业家来说，往往心态决定成败，因此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境界。经商不挣钱天诛地灭。企业家当然要挣钱，不挣钱就不配作为企业家。但是企业家要有安贫乐道的美德，要有一种超人的境界。可以这么说，一个产业、一种新技术的发展，需要的正是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这里的“道”就是追求和崇敬自己的事业，贯注于对社会的贡献，企业家应该具备这种境界。实际上只要具备这种境界，回报也就自然而来。比如比尔·盖茨就是一个重事业胜过金钱的人，他在下海之初根本就没想到会成为世界首富，发财后也没有专注于自己的财富。所以，今天的比尔·盖茨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企业家，也是慈善家。他乐善好施，并没有吝啬自己挣来的钱。他真正全身心融入的，除了软件还是软件。
敬业精神就是献身精神，正因为有了这个出发点，企业家才能有胆有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往往首先想的是他要做的事情能不能做成，能不能奉献给社会。这种境界所提供的动力使他们无所畏惧。笔者非常赞同这样一句话———有胆无识，尚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有识无胆，机会等于零。比如说，企业家为了推出潜质优良的新产品，往往就在敢不敢孤注一掷做广告上区分出其胆识。从商业上来说，打广告是一种赌注，必须具有敢于下注的拼搏心理。打广告不可能具有立竿见影的效用，如果花了一大笔钱，还没有卖出一个产品，一般的人心里就开始打颤了。如果仅仅为了追求钱，面对这样的状况，心理必然是难以承受的，往往就会想着留点棺材本吧。但是对于具有敬业精神的企业家，心态就完全不一样，认准了，就敢于孤注一掷，即使砸锅卖铁，也会毫不犹豫。这就是企业家和一般商人的区别。有大境界就会无畏。把自己定位在谋生的位置上，小我当头，患得患失的人，必然成不了优秀的企业家。
其实敬业精神，更重要的是面对自己的事业有一种入迷和执着的心态。达到了这种心态的企业家，往往会把自己的生命融入自己的事业中去，达到武林高手所谓的身剑合一的境界。具有这种境界的人，对于自己的事业，往往是怀着朝圣者的心情和顶礼膜拜的态度，这种心态所形成的敬业精神超越于献身精神之上。例如世界驰名的茶商台湾人李瑞河，是个出了名的茶迷，以他为总裁的台湾天仁集团目前拥有20 多家子公司，在中国大陆、美国、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地有70多家连锁店。2000 年，李瑞河回到他的祖籍福建漳浦创办了天福茶庄。到过天福茶庄的人，都会为其浓郁厚重的茶文化所倾倒，而茶庄里经营的每一种茶叶及其制品无不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了李瑞河先生的敬业精神。人们可以感觉到，他的敬业体现在他对茶文化的崇拜上面。也正由于此，感染了无数客户，使天福茶庄生意兴隆，规模不断扩大。
而更为人们所赞叹的是，茶王李瑞河寻根的故事。2000年4月，李瑞河先生长途跋涉，登上了海拔2500米的云南镇沅千家寨，来到了树龄2700 年、世界最古老的茶树前行大礼祭拜。当时李瑞河先生感慨万千，饱含热泪。原始森林内，万木肃立，行礼者静穆虔诚，当司仪喊到鞠躬时，也许是感动了上苍，天上突然下起冰雹，宛如爆竹声声。李瑞河先生多少年从为自己寻根到为茶叶寻根，从寻根认祖到扎根创业，从事业的拓展到茶文化的弘扬，无不体现了世界茶王一颗虔诚的“茶心”，无不流淌出令人感慨的敬业精神。其实李瑞河的成功，正是他这种朝圣者的心情加顶礼膜拜的态度所祈使的；正是他这种无我地融入茶的事业和文化的境界所铸就的。这就是一个企业家应有的敬业精神的明确写照！这正如他在漳浦天福集团的“唐山过台湾”石雕园里题刻的一句话：“成功的荣耀全体共享，失败的责任我肩独担！”
6. 奉献精神：从心灵深处归航的诺亚方舟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于早期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人们往往很难做出区分。而作为资本家，他的贪婪则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批判的理由，在那个历史时期，这是人们一致的看法。可是，在历史长河流淌的不知不觉之间，人们突然发现，有那么一批资本家不再那么残酷和贪婪了，不再那么血醒地剥削工人了，甚至社会上的慈善家队伍多半由他们所组成。
布什在第一任的总统竞选时，出台很多治国方略，广泛宣传争取选票，其中很重要的一招就是减税，特别还希望通过减税来取悦一些富人。因此当时布什提出要进行税制改革，免收遗产税。没想到最激烈反对的居然是富人，由此比尔·盖茨、索罗斯等120 多名美国富豪联名写信，反对免征遗产税。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希望自己的后代也像自己一样靠事业心和勤劳致富，而不希望自己的后代躺在先辈造就的富贵窝里。
如果说，这些富人之所以奉献，是因为怕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毁掉自己的后代，这还有一些私心考虑在其中。然而，另外一幕却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在《李嘉诚传》一书中，在写李嘉诚先生对社会的奉献精神时用了“传说诺亚方舟归航”的标题。其中讲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80 年代初期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外出洽谈生意的李嘉诚为了节省时间，坐计程赶回中环写字楼。下车时碰见一位年逾花甲、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中环地铁站门口向路人兜售有奖债券。在炎热天气里匆匆忙忙赶路的行人，自然不会去搭理这位老太太，而这位老太太却更加声嘶力竭地喊着，恳求路人买下她的有奖债券。李嘉诚见此情景非常不忍心，忙上前询问说：‘你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为何做这么辛苦的工作。’老太太叹口气说：‘没办法的，不做就没有吃的。’李嘉诚听后心里很不好受，想起当年为了糊口母亲也是这么辛苦。回到公司后，他急忙派人找到这位老太太，并买下她全部的有奖债券。感激涕零的老太太以为观世音现世，一直就犹如置身梦中般不停地在喃喃低语：‘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李嘉诚先生成为富豪级企业家后，做了无数慈善事业，特别有口皆碑的是捐献巨资办学，包括笔者今天学习的长江商学院。但都不如这一个小故事那样能把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奉献精神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因为，每一个真正慈善的企业家所体现出的奉献精神，都是从心灵深处归航的诺亚方舟！
7. 民族精神：经济全球化，企业家有国籍
今天，社会对一个企业家的素质的要求也许越来越挑剔。这是企业家精神承载了今天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双重功能的缘故。正因为一般人难于做得这样全面，所以真正的企业家往往寥若晨星。除了上面所说的多种精神和素质外，企业家还应有民族精神，要有民族文化修养。民族精神是企业家生生不息的智慧源泉。而这样一种民族精神往往体现在企业家的爱国主义情怀中。例如，“光绪三十一年 （ 1905 ） ，山西商人积极参加了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特别是山西祁县富商渠本翘出于爱国热情，多方奔走筹措赎矿银，山西各票号也全力以赴，旬日集银150 万两，终于从英商手中赎回了山西的煤炭采矿权，保护了山西的煤炭矿藏资源。现在，山西的煤炭资源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清代晋商之功不可没。”
现在有些企业经营者对民族文化采取不认同的态度，他们简单地迷信西方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搞好一个企业，必须充分地认知自己民族的文化。任何外来的模式只有借鉴的意义。企业家只能以民族的方式来管理员工和企业，中国的企业只能遵循中国的“水土”，只能入港随湾，入乡随俗。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号称精通西方管理的饱学之士，在商场上屡屡被一个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挫败的缘故。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现代企业管理方法不顶用。重要的还是要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老话翻新，注入新的内涵和灵魂。不能一学习国外的管理模式，就把自己的民族精神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实际上，很多跨国公司的做法是很聪明的，他们雇用中国本地的员工，要求企业实现尽可能的本土化。他们很注意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愿意跟中国人交朋友。其目的，就是了解中国的文化，以便在商场上得心应手。我们没有必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自卑。中华民族的优势就在于有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企业家强大的精神动力。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在他或她所在的行业都是佼佼者。他们可以是汽车迷、飞机迷、茶道迷、建筑迷，但绝不是金钱迷。他们胸怀祖国，心系乡里，寻根问祖，造福桑梓，高昂的民族精神是他们成功的第一要素。
三、社会主流精神的时空差异
当我们把企业家精神细分提炼成以上七种精神特质之后，也许人们会问，这样的精神特质，在自然经济时代的骑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和士大夫精神中不也同样存在吗？那么当这些精神特质汇聚成一个新的时代的社会主流精神时，其分水岭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本文研究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既然企业家精神代表了时代社会精神的主流精神，既然企业家精神的确立与否，标志着时代的社会精神转型是否完成，那么以今天企业家精神为代表的主流社会精神和转型之前旧的社会精神有着什么根本区别呢？研究和弄清这个问题，对于弄清楚今天企业家精神对于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积极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本文仅从典型的经济层面上对历史时代做一个简单的区别和划分，那就是自然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这样一种划分丝毫不否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划分，笔者也认为，立足于社会综合层面的这六种人类历史进程的划分是科学的。但为了方便研究问题，当本文把这种划分简单地区分成“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不同的经济时代时，显然是更多地把目光聚集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地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骑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士大夫精神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家精神之间的根本区别点找出来。甚至还可以从不同的文化渊源和背景下，发现即使是在现代企业家精神中，东西方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和区别。如果我们把不同时代的这样一些区别理解成一种社会精神文化势能，那么正是这种社会精神文化的势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笔者认为，纵向 （时间） 看，市场经济的企业家精神至少在四个方面超越了自然经济时代的社会精神；横向 （空间） 看，东西方企业家精神之间则存在着“人本”和“民本”的区别。
1. 企业家精神的平等观念对应旧的等级观念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不管是骑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还是士大夫精神，都非常尊崇等级，在社会行为中，都是严格遵循等级制度的。这种等级制度建立在人格的不平等的基础上，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靠血缘传承的，是世袭的，即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另一类等级则是靠文化传承的，例如中国的科举考试，或按职业和文化特征划分成三六九等。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精神尊崇的是平等，这种平等是人格的平等。其实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存在交易，一定还有另一种不平等的存在，而这种不平等仅是自然性的和程序上的，绝不应是人格的不平等，否则就不可能有交易的公平。因此，市场经济时代的企业家精神遵循人格的平等，但承认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差异。而恰恰等级制度是剥夺人格平等，并扼杀这种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差异。
2. 企业家精神的契约观念对应旧的人治观念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精神所尊崇和遵循的是王法。在那样的时代，没有王法是不可思议的，必然天下大乱。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家精神尊崇和遵循的是契约。所谓契约，就是当事者双方在人格平等的前提下，达成共识或共同认可某一种事实的约定。的就是改变”。自然经济时代，强调规矩就意味着提倡因循守旧；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主张创新，就意味着追求日新月异。这确实是两种时代的重大区别，尽管规矩和制度有内在联系，那是因为规矩多半来自于人们认识了某一种规律，为了遵循这种规律，就制定了规矩。所以有了规律就会有规矩，可是规律是人们通过创新探索出来的，因而从创新到规律，又从规律到规矩，这里面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同的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发展变化的频率较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低得多，因而规矩能够相对稳定。但是时至今天，一成不变已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大忌，创新成了今天社会主流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
4. 企业家精神的诚信观念对应权变的观念
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是一切的基石。因为交易双方一切行为都是在平等和契约承诺的前提下产生的。如果没有了诚信，连这样基本的前提都不存在的话，市场经济就无以为系。然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权力的拥有是不对称的。在这样一种权力不对称的时代，必然是谁拥有更多的权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利益。所谓的权益，即是权力有相应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应有与之相应的利益，这个原则仍然成立，所以才有现代企业制度中同股同权的概念。所不同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一种权益得到诚信精神的维护，不会被无理地侵吞掉。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权力的不对称，拥有优势权力者，为了获取超额或更多的利益，甚至为了达到“通吃”的目的，往往通过“权变”来改变利益的分配格局和侵吞弱势者的利益。这样的一种“权变”和诚信原则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格格不入。
5. 东西方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区别
新旧两种时代精神，除了有以上四种区别外，即使是企业家精神已成为社会精神主流的情况下，东西方之间的企业家精神还有一种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人本”和“民本”的区别。今天，西方的社会精神，仍然是崇尚“人本”的文化，其实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精神，它强调的是人权。而东方 （比如日本、新加坡的企业家精神）更崇尚“民本”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它强调的是民权。人权往往很具体，可量化；而民权却抽象和笼统得多。什么是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精神，现在看来似乎是“人本”更贴近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精神。所以今天，社会上更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民为本。当然，任何一种社会精神的弘扬都不能极端化，即使在十分讲“人权”的西方社会，今天也是非常强调“团队”精神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在企业经营管理之中，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只不过“以人为本”的权重应该大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