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教伦理对建构西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
以上勾勒了企业家精神的轮廓，这只是一种试图从理性的角度做一种静态的考察。其实，当我们考察和研究企业家精神时，不可避免地还要回到历史，企业家及其精神是在特定民族背景下的时代产物。因此，只有从历史中才能真正了解和认知企业家精神的真正内涵，才能对企业家的精神特质做出更为正确的评价，才能正确看待企业家精神的历史作用。而当代企业家精神建立与否，是近代社会精神转型完成与否的显著标志，因此不了解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转型，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企业家及其精神的深刻内涵。
马克思说过，工场手工业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讲，都是资本主义的出发点。西方历史上最接近现代意义的企业，最早诞生于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中。14、15世纪的意大利占据东西方贸易的有利位置，大批新兴的意大利商人从贸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开始转向手工工场。这批人有的成为工场主，有的成为银行家，有的成为商人，构成了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家群体。这批人的精神特质构成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雏形。
这批企业家的形成和创业年代正值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他们轰轰烈烈地参与创造了那个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的大变革，因此他们的精神特质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显著烙印。当时，这批企业家在赚取利润、发展企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重大的思想和精神障碍———罗马教会的统治，及其传统教义的禁锢。罗马教会是欧洲封建社会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它竭力维护封建秩序，把金钱和财富看成罪恶，宣扬“商人永远得不到神的欢心”。企业家们处于封建制度的打压和内心价值观冲突的双重困惑中。此时，意大利发生了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这是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以后，兴起的寓社会变革于文化变革之中的一场伟大的革命。
当时地中海东海岸的拜占庭帝国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而逐步走向衰落，一批古代史学者和希腊文化的追随者，离开君士坦丁堡逃到了西欧，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许多城市创办希腊学院，在意大利形成了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内容的“文艺复兴”。但是，正如史学家们所公认的，这个名义上的“文艺复兴”，实质上是有深刻的反封建内涵的。文艺复兴的旗手们都被称为人文主义者，其中的代表人物，号称“文艺复兴三杰”的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都属既是科学家又是艺术家的双料学者，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们的思想，代表了时代的潮流和当时人民的心声。人文主义不同于神权主义，就是要突出人的合理权利和欲望，突出个性的弘扬和要求，崇尚自然、崇尚科学，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向罗马教皇投掷利剑，目的是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寻找新的精神支柱。用今天的话来说，实际上是为企业家精神鸣锣开道的。那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其实就是在人文主义精神大发展的背景下诞生的。
尽管有“文艺复兴”，但社会的精神转型是一个艰巨任务，由于宗教内部仍然固守着传统观念，因而那时的欧洲并没有最终完成文化转型的任务，企业家精神没有得到宗教伦理的支持，这必然要孕育一场深刻的宗教改革。企业家阶层的成长也期待着一次更深刻的思想变革。
这次变革终于发生了，而且矛头直指天主教内部。15、16世纪，在经济领域，由于麦哲伦和哥伦布的环球旅行以及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贸易得到长足发展。在政治领域，西欧封建国家纷纷发展工商业，逐步脱离教皇统治。文化领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由意大利向西欧和北欧转移，一场在基督教内部的宗教改革运动展开了，那就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倡导的宗教改革。德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由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分别领导的德国和法国的宗教改革运动，创造出了崭新的宗教伦理，这种伦理就是被美国人富兰克林总结过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它的具体内涵就是合理谋利、禁欲、节俭、理性等。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因为马丁·路德认为，“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这样的观点，显然就为人们从事谋生创业提供了全新的精神依据，任何职业生活将不再和贪婪追逐利欲相关联。马丁·路德让上帝和企业家们站到一起了。不知是主流社会被迫接受了由企业家所代表的先进文化，还是主流文化顺应历史潮流接纳了作为“异端”的企业家精神。总之，那个时代宗教改革成功了，社会上出现了像原本是牧师后来发明织布机的卡特莱特等一大批企业家；涌现出了一大批像瓦特一样的，背后有着马修·博尔顿这样的企业家和亚当·斯密这样的思想家支持的发明家。新技术像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大变革的狂风暴雨中，罗马教皇占有的土地逐步减少，王权开始抬头，社会阶层开始流动和开放，贵族阶级和商人、企业家逐步融合，企业家精神逐步成为主流文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776 年英国教师、哲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使资本主义的文明体系奠定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市场调节的力量取代了官僚机构做出经济决定的历史。市场经济的法则，代替了贵族骑士们的剑术而被社会广泛青睐。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实质上又把企业家阶层和企业家精神牢固地树立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之上。在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欧洲选择的并不是摧毁作为社会道德力量的宗教，也没有打倒骑士道，而是有力地弘扬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巧妙地实现了骑士道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正如马克斯·韦伯说的，“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确实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
从那以后，在欧洲越是把企业家精神作为主流文化的国度，经济就越是发达，国家就越是强大。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的英、法、德逐步走上了历史的潮头。欧洲一些原先在海上贸易占据垄断权的国家被“日不落帝国”（英国） 击垮，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打败，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只能捧着鲜花和风车。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率先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认可的英国、法国逐步取得了经济优势，政府一反过去打压商人的做法而纷纷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用强有力的财政政策鼓励和强化商人阶层的发展壮大。英国王室和内阁也积极支持海外扩张，发动圈地运动，为企业供给充足的资本、原材料和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法国政府也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设立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与殖民地国发生贸易关系；德国虽然较为落后，但“铁血宰相”俾斯麦迅速使德国统一了市场、统一了度量衡，并且奋起直追；美国则是由一批来自欧洲大陆的新教徒在开疆拓土中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是企业家投资的乐土和天堂，从1890 年流入美国的高达35 亿美元外资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它的人气。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把政府和企业家绑在了同一辆精神文化的战车上，无一例外地接纳并弘扬了企业家精神，并把它锻造成为主流文化。现在看来，主流社会对企业家阶层和企业家精神的认可，欧洲和西方比中国早了至少300 年，社会精神的转型———一种由骑士、贵族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也比中国早了300年。
不可否认，早期的企业家精神严重夹杂着贪婪、自私、疯狂的一面，海外殖民、贩卖黑奴、掠夺农民，资本都滴着血。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这毕竟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对落后的生产方式的洗礼，是一种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洗礼，不能以抽象道德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应当承认，历史是在进步的，大批企业家有着浓厚的宗教热忱，如洛克菲勒家族就一向把自己看成了上帝财富的看管者，并没有当做单纯的拥有者。因此，马克斯·韦伯宣称：“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马克斯·韦伯这里讲的资本主义精神，更确切地说是企业家精神。历史告诉人们，真正的企业家阶层也不是纸醉金迷、挥金如土的，而更多的是勤奋工作、惜时如金的。在新型的工商业国家，新教伦理的“天职”思想深入人心，企业家们把发展企业、获得财富等同于显示上帝的荣耀，职业经理和员工等企业人员以及社会成员普遍敬畏职业，就像虔诚的教徒敬畏冥冥之中的神一样。可以说，积极向上的企业家精神最终成为了传承欧洲民族精神的主流文化，散播在社会各阶层中。
二、禅宗伦理对建构日本企业家精神的作用
日本是一个很难定位的国度，在明治维新之前它也是一个被列强瓜分的对象。日本的门户跟中国一样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的，因此在明治维新前它并不属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但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极其迅速地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精神文化领域，成功地实现了由武士道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从此日本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但却保留了经过再造的东方文化。被誉为日本企业家精神导师的涩泽荣一就曾主张“现代企业应建立在论语与算盘的基础上”。今天的所谓西方七国（美、英、法、德、意、日、加），日本也列入其中，那并不是由于地理因素，而是主流社会精神相一致的因素。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在精神文化上属于东方，只是在完成了社会精神转型这一点上与西方雷同而已。在今天的世界，日本的企业家有着与西方企业家不同的精神气质。
那么，日本的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企业家群体是如何从旧的社会阶层中裂变而来的？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源泉又是什么？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以一种人格化精神为标志的社会精神现象的出现，一定伴随着社会阶层的裂变，也一定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看待一种以人格化为标志的精神现象，绝不能仅仅把它简单地等同于一个阶层的意识和精神气质。欧洲的骑士道精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绝不仅仅停留于一个阶层，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所有社会阶层所共同向往和遵循的主流精神。在欧洲，当贵族骑士成为那一个时代各个阶层所共同向往和仰慕的阶层时，带有这个阶层显著特质的精神，就是骑士道精神，并且这种精神代表着时代的主流文化，引领着整个社会精神在社会发展中起推动作用。而遵循这样一种主流精神的农民、工人、商人、政客、军人都是骑士道精神的体现者，都会有相同的行为规则。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农夫或铁匠，还是商人或军人，为了爱情面对自己的情敌，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无一例外的都是一种模式：决斗。在日本的德川时代 （始于17世纪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端时代），儒教徒对武士的解释是：任何一个农民、商人或工人，只要他受到很好的教育，就被看作是武士；在中国，则早有儒商、儒仕、儒将为社会大众所推崇，而这一切都涵盖于士大夫精神之下。武士道精神是由传入日本的中国的儒、佛、道思想经过融合和改造以后形成的，是与日本社会的结构相契合的一种社会精神文化现象。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认为，这不是单一的某一宗教，而是多种宗教体系的灵活结合，在历史上，武士道精神为日本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日本近代的发展中又因此塑造了具有鲜明民族气质的企业家精神。
那么，到底是哪些宗教里的哪些精神因子成了日本企业家精神的源泉？日本在文化方面，“学”的精神和“挑”的精神确实堪称世界一流。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起，日本开始学中国，一学就是上千年。始于17世纪的德川时代日本逐步发展起工商业。森岛通夫曾说：“如果一个人将德川时代的日本同当时的中国相比，他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一个文官的儒教国家，日本是一个军人的儒教国家。”他还说：“以‘仁’为主要美德的中国儒教非常适合中国的统治体制。根据日本的儒教，‘忠’即是为主人献身，是它的主要美德，这是和武士统治相一致的。因此，每个国家的统治体制是和各自的思想体系一致的。”确实如此，日本从中国儒家学到了“忠”，却放弃了“仁”，这导致了中国儒教和日本的重大不同点，日本儒教最终走向民族主义，中国儒教始终是人道主义的。从道家而言，日本学习到的不是中国道教所服务的个人生活，日本道教成为服务于统治阶层的神道教。中国道教提倡过孤独、平静、隐士般的生活，而日本神道教则走向了爱国主义和天皇崇拜、种族崇拜。尊“忠”的儒教和神道教相互配合协作，正好适应了建立在现代官僚制度基础上的君主立宪政权。至于日本本土化的佛教———日本禅宗，也只是吸纳了中国禅宗的禁欲思想，而并没有吸收中国禅宗的慈悲情怀。民族主义、家长式和反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一直是日本社会的主要精神特征。所以日本的企业家，一般都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国家意识。
正如在论及欧洲社会精神转型过程时不能不提到的加尔文和马丁·路德一样，铃木正三和石田梅岩也是为锻造日本企业家精神伦理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铃木正三曾是个武士，曾随德川家康参加过确立幕府统治的斗争。中年以后，受儒教和佛教影响而成为日本禅宗的创始人，也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禅宗伦理，像马丁·路德的新教伦理一样，轻轻地赦免了企业家的贪婪罪，为经商、致富罩上一圈神圣的灵光，消除了企业家们的精神障碍。他认为，“农人日用”、“匠人日用”、“商人日用”，任何职业皆为佛行，人人各守其业即可成佛，而佛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简单地说，世俗的业务就是宗教的修行。对于不为社会主流文化所认可的商人，他则称赞到：“献身于世界，所思皆为社稷，所念皆为万民。携本邦之货销往他国，将他国之物购来我邦，万里之国不辞其远，穷乡僻壤不辞其苦。奔波于各国而事商，立志满足众人之需要，决心克服万般之困难，越万山而劳其身，渡千河而清其心，舍一切之迷恋，弃所有之欲望。苟如此事商，则诸佛佑其成功，神明赐其大利，德性益美。耻于徒为大富，终成真挚向佛之心，于行走坐卧之间达乎禅定。”石田梅岩则是石门心学的创始人，在他的时代商业已经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经营实体。他写道：“商人之道岂异于士农工商之道哉？商人事买卖之来以利天下。工得其薪资，农得其收入，正如士得其俸禄。”在他那里，已经把商人与武士在道德上等同起来了。
实际上，早期日本的企业家，很多是从武士演变过来的。日本的武士和西欧的骑士的不同之处在于，骑士是有领地的，而武士则是家臣。在日本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日本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好多武士在经营企业之时，是国家把企业赠予他们的。所以正如森岛通夫讲的，日本并没有把他们的经济社会看成是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阶级社会，企业主实质上也没有完全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私人财产。个人主义一直没有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文化，这其实正是深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的结果。因此，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与西欧和美国的企业家精神一直存在很大的差异。虽然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但这种以企业家精神为标杆的社会精神转型在日本还是完成了，政府和企业家也绑在了同一个精神文化的战车上，这又是日本社会与西欧社会经济与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共同之处。日本的历史证明，那种认为东方文化不能产生企业家精神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从静态和动态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企业家不是抽象的人，是现实的人，企业家精神也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打上了时代和民族的烙印。因此，不能把企业家精神抽象地理解为一个模式，这是打造民族企业家精神时应树立的正确思想。另外，企业家群体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权和政策的推动才能发展壮大。制度和文化成为弘扬企业家精神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三、中国传统文化不乏建构企业家精神的因子
西方的宗教文化酿成了现代企业家精神，日本的大和文化也铸就了现代企业家精神。那么为什么中华文化却迟迟未能推动社会精神转型，弘扬起中华民族的企业家精神呢？笔者认为，要害在于近代人们误入歧途，盲目追崇西方文明，放弃了原本足以弘扬和光大中华民族企业家精神的传统文化。而恰恰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不乏构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因子。恰恰从我们祖先那里，就已经存在大力倡导合理谋利的现代企业家精神。
孔子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追求正当的财富并没有什么不好，而是很正常的事，即使是干执鞭守门的下等差使，也应该去干。孔子的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年代社会还非常在乎尊卑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非常难能可贵。可见合理谋利，在当时就是正常的社会伦理道德。在孔子看来，并不是取得富贵不好，而是要有合理谋利“生财有道”的精神。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孔子眼里，希望得到富足与尊贵，这是人之常情，而厌弃贫困和卑贱也是人之常情。在非常提倡人性本善的孔子来说，这样一种观点，无疑是认为追求财富和摆脱贫困是善良的人性，无可非议。问题在于要用正当的方法得到财富，要用正当的方法摆脱贫困。同样的合理谋利精神在西方和日本产生了现代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却失之交臂，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也许有人会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样是孔子说的，这不明摆着重义轻利是孔子思想吗？其实，现代很多学者经过研究，已经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他们认为：“孔子讲的本义是：君子，管理者，应该明白，通晓义，在价值取向上先义后利；小人，被管理者，他们是重利的。因此，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孔子是专指管理者的。”实际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恰恰是儒家合理谋利精神的深刻写照。在《论语·子路》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回冉有给孔子驾车到卫国去，孔子在车上观光时有感而发说：“卫国人口真多啊！”这时冉有就问孔子说：“卫国人口已经够多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孔子马上回答说：“富之。”可见，在儒家正统思想里，发展生产力，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样一种合理谋利精神从来就是一种主流思想。
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子贡是其中的一位贤人。孔子对他始终比较欣赏，曾赞赏子贡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子贡不走仕途，下海经商，判断行情很准确，是个经商高手。有时子贡还直接向孔子请教生意经。比如有一块美玉，该不该出手卖了它。（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当时，作为商人的子贡，也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高尚的事业。在《论语·雍也》记载着，子贡问孔子说，如果有人能广泛地把恩惠给予人民，并能够周济大众，这人怎么样，可以算得上是仁人吗？孔子回答说：何止是仁人，一定是圣人了 （“何事于仁，必也圣手”）。很显然，子贡这里问的是他自己。作为孔子的学生，仁是儒学的核心，子贡生怕自己的行为违背了老师的思想，结果得到的是称赞。在孔子眼里即使经商，只要是合理谋利，并造福社会和人民，也是圣贤！可惜，这样的光辉思想，居然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悄悄地抛弃了。
国人把儒家思想尊称为“孔孟之道”。到了孟子的时候，他不但发扬了孔子合理谋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发展到强调资本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孟子认为：社会上老百姓有这样一种基本情况，一般有固定财产的人就有稳定的心态和思想，而没有固定财产的人就没有稳定的心态和思想。这样没有固定财产的人就很容易铤而走险，引起社会动乱 （《孟子·梁惠王》）。所以，孟子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贤明的君主规定人民的财产和家业，一定要让他们对上足够用来供养父母，对下足够用来抚养妻子儿女，遇到丰收年能够整年吃饱穿暖，遇到歉收年也不至于饿死冻死。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并且提出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的观点，主张仁政必须从产权界定开始。此外，孟子还十分强调社会分工，主张从事不同的职业者用自己劳动所得的商品进行交易，甚至主张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也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进行交换，发展社会经济。这样一些了不起的思想观点，比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兴起，早了近两千年。
在中国历史上，不但思想层面上不乏发展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因子，在宗教层面上也是如此。佛教自从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到了唐代已经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宗教。尤其是禅宗的传入，到六祖慧能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以后，佛教规模日趋宏大，是从知识分子到下层老百姓所共同信仰的最重要宗教。当时禅宗的南岳派系出了两个重要人物，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佛教史上称“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中国禅宗为主体的佛教正规化就是从这两位禅师建丛林和立清规开始的。然而更重要的是，马祖提出了“平常心是道”的观点，把禅宗进一步推向世俗化和通俗化。甚至提出“道不用修”，“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在百丈承接了马祖的衣钵之后，不但把禅宗的世俗化和通俗化发扬光大，而且制度化。百丈在创立了一套禅院清规后，身体力行，带头遵守。当时规定，出家人必须劳动，自食其力，所以当百丈年事已高时，“凡是劳作，必先于众。弟子们不忍心，偷偷地把他的工具收藏起来。百丈寻不着，便不吃饭，因此他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言留传于后世。”百丈怀海这样一种“农禅”的改革意义十分重大，是禅宗世俗化的重大突破。因为按照印度的佛教仪规，和尚不从事生产劳动，以免耕种时杀害生物，违背“不杀生”的戒律，全靠乞食为生。百丈的立清规，一除旧习，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可见，马祖和百丈两人，他们的思想和欧洲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如出一辙，并且早了整整一千年。
那么，历史给了中国什么样的教训？中国应该怎样建构自己的新型主流文化？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应该有什么样的民族特质和时代内涵？这是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