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论
从民国三十二年（1943）上溯100年，为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3）五口通商之明岁。此百年中，为中国历史变动极剧烈之时代。
推原其故，盖因西欧各国于此时期内兴起，其影响及于全世界。物之静者，非加之外力则不动，社会亦然。而能影响他社会，使之大起变动者，又惟文明之国为然。中国前此，与欧西各国关系较疏。而于葱岭以西承受希腊文化之诸国及印度、大食，关系实密。但其关系止于精神的及零碎之技术的，无甚深之物质基础，故社会不受大影响，不能起大变动。在此情势之下，其交通自亦时断时续。至近世，则西洋人因得罗盘针故，而能为远洋航行。遂能越好望角而来，绕西半球而至。加以科学发达，引起产业革命及交通状况之改变，而世界之联结，遂不可复断。于斯时也，因（一）彼辈距封建之时代近，习于列国纷争，有尚武好斗之性质。（二）又欧洲自古注重商业，习于航海，故其人富有冒险远游之性质。（三）自产业革命以后，既有种种利器，加以组织精严，而经济又迫其向外寻求市场及原料产地，浸假而输出资本，遂发展为帝国主义，成为侵略者。而我国则犹是闭关独立之旧，人民不好与闻外事，亦无力关心政治。加以政府腐败，近代之文明，亦非旦夕所能输入，种种近代之利器，遂多欠缺。富力亦相去悬殊，遂至成为支离破碎之局。
然体段大者，其变化难，而其成就亦大。我国有高度之文化。民族人口之众多，甲于世界。幅员大而地形复杂，其位置则西北负陆，东南面海。交通之发达，必自远洋进入大陆之中心。亚洲之中部，实为世界上最闭塞之地。而我国今日西南西北之开发，适当其冲。热带及副热带无限物资之利用，我国所踞之形势，亦甚利便。前途之大有希望，实无疑义。然欲达此希望，则又必先完成目前之一大事，凡我国民，不可不勉。
二、中西交涉之初期
旧世界文明联络之通路：（一）自中国缘海，出麻六甲海峡，入印度洋，经波斯湾、红海，以入地中海。（二）自中国越葱岭，经西亚以至欧洲。若夫浩渺之大洋，则在前此罕能通航。其自蒙古、新疆经里海、黑海以入欧洲，则为野蛮民族侵略之路。自西伯利亚入欧俄，则寂寞荒凉，经由之者更鲜，而其影响亦愈微矣。乃至近世而形势一变。此宋仁、英、神三代间（11世纪后半期），塞尔柱突厥兴，欧亚两洲间之航路，为其所中断（自欧入亚之道路，本有三条：（一）自叙利亚经阿付腊底斯河。（二）自黑海至亚美尼亚上陆，出底格利斯河，皆入波斯湾。（三）自亚力山大里亚溯尼罗河，绝沙漠出红海。（一）（二）皆为突厥所断。（三）则绝漠不便，故须别觅新航路）。于是欧人不得不别觅新航路以通东方。适会是时，罗盘针输入西方，欧人遂能为远洋之航行（此事亦在十字军时。十字军起于公元1097至1270年，当北宋哲宗绍圣四年至南宋度宗咸淳六年也。前此西人实亦仅能为缘岸之航行，地中海航业特盛，北海、大西洋能涉之者颇鲜），而海道之形势一变。俄人渐次兴起，转能侵略亚洲，而自古无足轻重之西伯利亚，遂成为亚洲东北的一大威胁，从此陆路之形势亦一变。
欧人自海道东来，初占势力者为西、葡。葡人以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越好望角，孝宗弘治二年（1489）至印度，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至广东，穆宗隆庆元年（1567）得澳门为根据地。是为欧人来中国通商，得有陆上根据地之始。西人以弘治六年（1493）至美洲。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而麦哲伦始作环球航行。西人之至中国者，为葡人所阻碍。其所经营之马尼剌，则颇为繁华。中国人之前往者颇多，盖西人之经营南洋也，以政治之力，中国人则以民间之力。南洋在政治上为西人所占，虽在是时，而中国人向南洋之拓殖，亦即在是时也，西、葡之势力，其后渐为英、荷所夺，然英人之至中国者，仍为葡人所阻碍，惟在印度，则逐渐得势。鸦片之输入，遂代天方（泛指阿拉伯）而转盛，伏下中英冲突之机。荷人以初据台湾，后为郑成功所夺，清人尝约其夹攻郑氏，许其每八年一至广东，然其贸易，亦无甚足观。惟在南洋，亦次第得势，而爪哇一岛，尤为繁盛扼要而已。
欧人之自海路来此，其与中国之旧关系，为通商、传教两问题。以通商问题言，则（一）历代对外收税之官吏，夙极黑暗（设市舶司时较清明，及归地方管理时，黑暗乃甚，此亦见中央集权之效），而商人之欺诈剥削亦甚，此时犹一仍其旧。（二）近代西人东来，又多冒险之野心家及水手，行为皆极恶劣，足以引起华人之畏恶。（三）中国人虽发明火药，而近代之枪炮，则西人实创为之，其制较中国为精，其船舶亦较中国高大而坚固（以欧人是时航行远洋，而中国止为缘岸之航行故也），更是遭中国人之疑忌。（四）于是在政治上在民情上与贸易无关系之人，皆不欲与欧人贸易，至少欲加以限制，而与贸易有关系之官吏商人及其他人等，则因顾其私利而不肯，然又畏政治上及舆论上之监督，不得不设为相当的限制。于是（1）贸易为公行所专。（2）而官吏即委以监督保护外人之责，使不与人民发生冲突。以是时之官吏，固不通外情，不能自负此责也。于是（A）商人得有剥削外人之机会。（B）而管理外人之苛例繁兴，西人不知中国情形，乃欲诉诸中央政府，殊不知是时之中央政府，其欲限制外人，乃较地方官吏更甚。此所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人舍粤趋浙，而浙海关旋遭封闭。其后，五十七年（1792）及嘉庆十五年（1810）两次遣使赴京，要求改良通商章程，而卒无效也。至于传教问题，其足引起中国人之畏恶，殆较通商为尤甚。以通商仅在一隅，传教则遍及全国也。近世基督教之东来，乃由其所谓耶稣会者为先锋，此会颇能提高基督教之教育程度，故科学亦随之输入。惟（一）宗教本有排外之性质。（二）中国人对宗教之迷信不深，政府亦向不重视宗教，对于西人传教之热心，及其教会之出巨款补助，不能了解，遂生疑忌。其科学之输入，虽为一部分人所欢迎，而大多数人，则因此而疑忌更甚（读杨光先《不得已书》可见。此书见解，在今日读之，似觉其僻，然在当日，实大多数人之见解，此书特其代表耳。清圣祖颇为科学，任用西教士极多，然亦言西洋各国，中国千百年后，必受其害，实亦是此等见解也）。故教禁屡施屡解，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卒仍遭受禁止（近代基督教之入中国，始于利玛窦至澳门，时在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二十八年即1600年，利玛窦入朝，神宗许其建立教堂。利玛窦死而教禁起，后因与满洲战争，召其人制造大炮而解。时中国历法舛误，徐光启荐汤若望修历，历成，未及颁行而明亡。清人入关，汤若望上书自陈，清人即用其历，名时宪历。康熙初，为杨光先所攻，得罪，郁郁而死。光先代为钦天监监正，后以推步舛误见绌，仍用南怀仁。康熙一朝，任用教士极多，然至末年，卒仍布教禁，其人除在京当差者外，皆勒归澳门。各地天主堂，悉改为公廨。自此至《北京条约》立时，教禁迄未尝弛，然其秘密传教如故。则以西人传教，多有款项周恤教徒，而中国行政无力故也）。
俄人之与中国，则自始所发生者，即为政治关系。俄人之脱离蒙古羁轭而自立，事在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其后可萨克族附俄，为之东略，而西伯利亚尽入其手。至明清之间，侵略遂及黑龙江滨，于是两国构兵，而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尼布楚之约，规定西以额尔古讷河，东以外兴安岭为界。是岁，准噶尔袭击喀尔喀，圣祖为出兵攘斥，而外蒙古驯服于清，于是蒙俄之疆界问题生。至世宗雍正五年（1727），乃有恰克图之约。规定沙宾达巴哈以东之蒙俄疆界。至高宗乾隆二十至二十四年（1755至1759）平定准噶尔及回部，葱岭以西诸国，多来朝贡，而中国西北，与俄分界及藩封谁属之问题又生。俄人与中国之交涉，虽以政治问题为重，然通商方面亦非无关系，《尼布楚条约》定后，清圣祖尝许俄人三年一至北京贸易，人数以200，居留以80日为限，皆免税。此实后来中俄边界贸易百里内皆免税，及陆路通商减税之根源也。《恰克图条约》以恰克图及尼布楚为互市之地。乾隆二年（1737）高宗命停北京贸易，专在恰克图。盖欲加以封锁，然其源既开，其流即不可塞。故至五口通商之后，而此封锁卒又被突破焉。
山雨欲来风满楼，中西冲突之情势，酝酿复酝酿，而卒爆发中英鸦片战争之役，此役看似烧烟而起，实则通商上种种的症结，郁而必发，烧烟特其导火线耳。其结果，中国因兵力不敌，定海、宁波先陷，上海继之；英人复入长江，封锁镇江，逼迫江宁；清人不得已，于江宁议和，订立条约。（一）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二）英人得任意与华人交易，无庸拘定额、设行商。（三）进出口税，则秉公议定。（四）中外官员来往体制平等。所以破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口岸任意开闭，税则繁苛，商人剥削，及官吏妄自尊大之习。又（五）割香港。（六）索偿烟价及商欠。因英人本有在中国缘海占一据点之议，而此二事，又为后此割地赔款之先河焉。
中英条约既立，法、美、瑞典继之。俄人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通商，中国许伊、塔两处，于道光三十年（1850）立约，而海口通商，则遭拒绝。《尼布楚条约》定时，俄人在东方之实力，不逮中国，此时则适得其反。俄王任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锐意经略，黑龙江外之地，殆悉为所占，并自由航行黑龙江（时俄外交大臣尼塞劳尝致书中国理藩院，请遣使勘定恰克图约中未定之界，中国数度遣使，卒未与俄外交部所派之使相遇，此亦外交上之失机也）。中国无如之何也。时英人在广东，锐意欲入省城，耆英以钦差大臣，在粤办理通商事宜，业已许之（时耆英与英人立约，许舟山群岛不割让他国，且许英人入城，而英人交还虎门炮台）。而粤民执乾隆时西洋商人不许入省城之谕以拒，且自办团练，以御英人，耆英知交涉难办谋内召。徐广缙、叶名琛为督抚，皆有虚骄之气，英人闯入省河，团练列两岸以拒，英人虑激成事端，遽退，广缙乘机与英人立《广东通商专约》，以不入城列入约中。事闻，朝旨大奖之，然此等不省外情，又无实力之交涉，卒不可持久。广缙去，名琛代为总督，以亚罗船事件与英人龃龉。时广西亦发生杀法教士事，俄美二国又欲改订商约。于是俄美遣使，英法派兵至广东。英法兵遂改陷省城，执名琛而去，时文宗咸丰七年（1857）。四使北上，至江苏。时清人务避中央政府与外人直接交涉，命英、美、法使回广东，听候查办。而以俄事委黑龙江将军。四使不听，仍北上，朝廷不得已，遣使至天津，与之立约，是为咸丰八年（1858）之《天津条约》。明年，英法使臣来换约，清人方在大沽设防，命其改走北塘，不听，闯入大沽，为炮台守兵击退，狼狈走上海（美使后至，道走北塘，换约而去。然各约皆有最惠国条款，故英法约后，所有权利，美人仍得享之也）。朝命废约重议。又明年，英法兵遂陷北京，文宗先已走热河，其弟恭亲王奕欣留守，以俄使居间，与英法别立《北京条约》，承认《天津条约》，又有增加，凡（一）领事裁判。（二）关税协定。（三）内地（A）游历，（B）通商。（四）传教。（五）各国遣使及（六）最惠国条款。均于此两约中确定。此两约为前此诸条约之整理，而又有增加，后此中国与西洋各国所订之条约，悉以此为蓝本，故中国与西洋初期之交涉，实至此而告一段落也。
俄国《津约》亦许（一）海口通商。（二）传教。（三）又许自北京至恰克图之公文，有台站行走，于是北方之藩篱突破矣。（四）又许查勘边界，因此乃有（A）是年之《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而以乌苏里江之东为两国共管之地。（B）十年（1860）中俄《北京条约》，则（甲）并割乌苏里江以东，（乙）又许（1）于库伦设领，（2）自恰克图至京，经过库伦张家口，零星贷物，亦许销售。（3）又开喀什噶尔。（4）自沙宾达巴哈以西之界，规定大概，以俟测勘。其后同治三年（1864）乃本此而立界约，（子）科布多，（丑）乌里雅苏台，（寅）塔尔巴哈台所属，均会勘完竣，立有界牌。（卯）惟伊犁所属，因回变未克完竣，遂酿成俄人占据伊犁后之交涉。
三、鸦片战争前之国内情形
中国既遭遇旷古未有之变局，是时之情形如何，自应加以检讨，今分社会及政治两方面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