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朝延最忌外人至京，而外人则欲力破此局。九年，英使普鲁斯(额尔金之弟)，法使布尔布隆来换约，英相饬其必至北京，使何伯率舰卫之。时僧格林沁方在大沽设防，命改由北塘，不听，而照会守将请除河中之栅，守将亦不答。何伯破栅而入。五月二十四日攻炮台，为守兵所败。英舰十三，逃出者一而已矣。我直隶提督、大沽协副将亦死焉。英、法使皆走上海，美使华若翰后至，遵照会由北塘入清，乃许其递国书，即在北塘换约而去，欲以风示英法也。时英人议论亦多以航行白河为非，而英相仍主战，以额尔金为使，发本国及印度、好望角兵13000，益以香港戍卒5000，使克灵顿率陆，何伯率海。法仍以噶罗为使，蒙他板率陆军7200，谢尔尼率海军从之。先照会何桂清，谓若守天津原约，仍可罢兵。桂清奏闻，奉上谕，普鲁斯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实由自取。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若彼自知悔悟，必于前议条款内，择道光年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诒后悔，于是衅端之起，无可挽回矣。
咸丰十年二月，英、法兵北犯，过舟山，见其无备，陷之，以储军需，于是克灵顿还香港，何伯率兵而北。时朝廷亦惮用兵，命留北塘，为款使议和之地。僧格林沁亦听人言，欲纵洋兵登陆，以马队蹙而歼之，遂撤防赴大沽，而埋地雷于北塘。汉奸侦得以告英人，英人发之，遂陷北塘，时六月二十六日也。进陷新河，占唐儿沽。时僧格林沁守南炮台，直隶提督乐善守北炮台，大学士瑞麟以京兵万驻通州。七月五日，英兵攻北炮台，乐善败死。诏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僧次张家湾。七日，英兵陷天津，朝命侍郎文俊、粤海关监督恒祺至津议和，为英法所拒，改命桂良及恒福。英人欲增兵费、开天津、入京换约，朝命严拒之。时副都统胜保自河南召回，命与贝子绵勋率旗兵万人，助瑞麟、僧格林沁守通州。时文宗驻海淀，谋幸热河，尽括京城车马，人心大震，官民皆徒行避难。六部九卿台谏侍从力请还宫，胜保亦以为言，乃命发还车马，人心少定。命怡亲王载垣赴通州议和。或告载垣，巴夏礼衷甲将袭我，载垣惧，以告僧格林沁，僧执巴夏礼送京师。英法兵攻张家湾，僧格林沁败绩，瑞麟、胜保之兵亦皆败。八月四日英、法兵入通州，长驱而北。八月，文宗走热河，留恭亲王奕欣守，明日以为全权大臣。二十一日法军至海淀，据圆明园，二十三日，英兵亦至焉。中国乃还巴夏礼。二十六日英人胁开安定门，以三日为限，中国不得已许之。二十九日，遂入城，时与巴夏礼同拘者死十余人，额尔金怒，焚圆明园（九月五日）。欲替清室代以洪秀全，俄使伊格那提也夫止之，且劝奕欣出议和，奕欣不敢，俄使愿以身任之，乃出。七月革僧格林沁、瑞麟职，恤英人监毙者银五十万两，和议乃成。英约于十一日，法约于十二日签字。
时清人方与太平军剧战，八月十一日尝诏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勇二三千入卫（谓其能俯身猱进，可避枪炮)，曾国藩、胡林翼奏请于二人中简一人北上。山西巡抚请西巡，官文请驾陕，代俟敌兵退出大沽返跸，以和议旋就，皆未果行。其英法占广州之兵，则于十一年三月退出。是时赔款尚未交清，其能早退者，则法使哥士耆调停之力也（见谕旨)。
十三、戊午与庚申和约大要
咸丰八年、十年两条约其受亏远较《江宁条约》为巨，今撷其大要：
英约第二条，规定彼此得互派公使，法约同英约。第三条规定英使拜中国皇帝之礼，与拜泰西各国君主同，此项礼节，直至《辛丑条约》附件方行更改。
英约第七条订明领事与道台同品，副领事、翻译官与知府同品。其后桂良等在上海复照会英法美三国使臣，定总领事与潘、臬同品，惟美国复文言该国从无此制，可无庸议。其法约第四条规定，彼此大臣行文，皆用照会，二等官用申陈，中国大宪用札行，商贾仍用禀，则英《江宁条约》之旧也。
英约第八条许传天主、耶稣教，法约十二条但言天主教，又规定得持执照入内地。美约二十九条，则言耶稣基督圣教，即天主教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保护。
英约第九条，许英人持照往内地游历、通商。照由领事发给，地方官盖印。《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京都不许通商。法约第七条，商人持执照可在各口往来，而不得在沿海沿江各埠，私买私卖，否则船货入官。
英约第十条，沿江自汉口以下，开放三口(后开汉口、九江、镇江)。第十一条，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口。法第六条多淡水、江宁而无牛庄，然既均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异同，亦不足较也。
英约规定领事裁判权者，为十五、十六、十七三条；法约为二十八、三十五、三十九三条；美约为十一、二十七、二十八三条。其辞句互有异同，然既皆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同异，亦不足较矣。
英约第二十六、二十七条，规定税则为值百抽五，又因前所定税则，物价低落，暗中加重，规定派员赴沪会议，以后满十年一改，惟须于六个月前知照，否则再行十年。法约二十六条，规定七年一改。后在上海以另款改，与英同。
英约二十八条，规定英商运货往来于内地及口岸之间，应输税项，总数由领事备文询问各关监督，关监督应即照复，彼此出示晓谕，英商愿在首经子口及海口，一次完纳者，应给票，以为不另征之据，其额为值百抽二有五。后来《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确定在首经子口及海口完纳，用照会将移文询问，照复出示办法撤销。
英约第五十条规定中英文字以英文为准，法约第三条规定以法文为准。英约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文不得称英为夷。
最惠国条款英约在五十四条，法约在第四十条，美约在第三十条，而法约第九、美约第六、第十四、第十五各条，亦有涉及。
英另立专条，订明中国偿英商欠100万，军费200万，由粤省督抚设措交清，乃还粤城。法补遗第四条，规定赔款及军费总额为200万两。
以上乃英法咸丰八年条约也。上海所定《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除规定子口税外，又定洋药每百斤税30两，第九条所谓许英人持照往内地通商，第二十八条所定税法，均与洋药无涉，嗣后修改税则，亦不得按照别货完税(第五条)。又裁向来缴费每百两加一两二钱之倾熔费(即所谓火耗也)，并得邀英人帮办税务。案此项规定，盖为中国人不谙税法及海口事务而设。故其条文云：通商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自应由中国设法办理，条约业已载明。又云任凭总理大臣(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法美二约皆同，亦非英人独有之权利也(第十条)。
咸丰十年英约续增九款，废八年约之专条，改商欠为200万，军费为600万，共800万两(第三条)，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第四条，法约第七条)，许华民出洋作工(第五条，法约第九条。此事至同治五年，恭亲王乃与英法使臣订立章程)，割九龙司(第六条)。法约亦改赔款为800万，以700万为军费，100万赔偿法人在粤损失(第四条)。
美约与英法二约颇异。当咸丰八年谭廷襄奏陈美国所求条款时，奉谕添设贸易口岸，准于闽、粤两省酌添小口各一处，至于大臣驻扎京师，文移直达内阁礼部，赔偿焚劫船货等条，不能准行。桂良、花沙纳至津议约，美遂照此删改，故美约无赔款。第十四条订开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潮州，台湾即所谓酌添之小口。第四款规定驻使与内阁、两广、闽浙、两江督抚均属平行。而第五款规定，遇有要事，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派出平行大宪酌议，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后迅速定议，不得耽延，若系小事，不得因有此条，轻请到京。第四款又规定照会内阁，文件或交以上各督抚(两广、闽浙、两江)照例代送，或交提塘驿站赍递。清廷当时最忌外人进京，及与中枢直接交涉，故于此曾再三饬桂良等与英使磋议，欲令照美约办理。又九年许美使换约，谕云：换约本应回至上海，念其航海远来，特将和约用宝发交恒福，即在北塘海口，与该国使臣互换，以示怀柔远人，敦崇信义。则在津换约，尚出特许，而入京无论矣。十年，英约第二款诏英使在何处居住一节，戊午年九月在沪会商所定之议，作为罢论。将来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候本国谕旨遵行。则当时在沪磋商，不为不力，然至此则皆成画饼矣。又法约第二款规定法使进京换约时，宜以优礼接待。则入京换约一节，前此竭力争持者，至此亦皆无效。美约第六条规定他国使臣驻京，美国即无庸更议，一律办理。十四条规定他国条约更开他口，美人亦得居住贸易，则英法以干戈得之者，美使并不费笔舌之争，而于暗中得之，相形之下，劳逸巧拙，可谓悬殊矣。中国当时甚以美国为恭顺，故八年条约第一条云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盖以美为易与，而不知其所取权利却未尝后于他国也，亦可笑矣。
以上述英法美三约，其俄约则受损，尤属不可思议，于下章详之。
十四、中俄咸丰戊午、庚申两约
凡事不进则退，中国自尼布楚、恰克图两约定后，于边防之地，仍恝然置之，俄人则逐渐经营，此其所以卒有咸丰八年、十年割地数百万方里之事也。当尼布楚、恰克图两约定时，俄人于东方情形，亦属茫昧。道光二十七年尼古拉一世以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使尼伯尔斯探察鄂霍次克海，堪察加半岛及黑龙江，始知库页之为岛。初，俄人以库页为半岛，则入黑龙江口，必航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冰冻之期甚长。今知库页为岛，则可航鞑靼海峡，鞑靼海峡不冰，且可容吃水十五英尺之汽船，则黑龙江之利益大矣。三十年，俄遂定尼哥来伊佛斯克为军港。咸丰二年占德喀斯勒湾，遂占库页，而东北之危机至矣。
道光三十年，俄人请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通商。理藩院议许伊犁、塔尔巴哈台，而拒喀什噶尔。文宗立，命伊犁将军萨迎阿与议，旋召入京，以奕山为将军(本参赞大臣)，布彦泰为参赞大臣(本塔尔巴哈台大臣)。八月，定通商章程十七条，两国贸易皆免税(第二条)；我由伊犁营务处派员，彼派匡苏勒管理(第三条)；俄商来者，清明后入卡，冬至停止(第八条)；居住之地，由我指定；入市，必持执照(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禁止赊欠(第十二条)，而严缉失物(第六条)，交逃人之约(第十条)。犹是乾隆以前之旧眼光也。
咸丰二年，俄土开战，英法将援土。穆拉维约夫西归，见俄皇，极陈当占据黑龙江，于是决议与中国重行议界，而俄外务大臣尼塞劳，原不以为然，乘穆拉维约夫卧病，致书中国请协定格尔必齐河上流界标。明年，吉林将军景淳奏闻，诏派员查办，于是吉、黑、库伦同时派员会勘，此时若能迅速定议，自是中国之利，而或以冰冻难行，或以期会相左，辗转经年，事迄不集，而俄与英、法开战，尼古拉畀穆拉维约夫以极东全权，得径与中国交涉矣。
于是穆拉维约夫致书中国政府，言为防守太平洋岸起见，由黑龙江运兵及饷，须与中国定界，请派员会议。使至恰克图，中国不许其入京。穆拉维约夫虑迟延，径航黑龙江，赴尼哥来伊佛等处布防。瑷珲副都统以其兵多不敢拒。咸丰五年，穆拉维约夫与黑龙江委员台恒会，藉口为防英、法计，黑龙江口与内地必须联络，请划江为界。台恒以咸丰三年萨那特来文示之，诏该文明认黑龙江左岸为我地，何得翻议。穆拉维约夫不能答，乃要求航行黑龙江，而境界诸缓议。时朝命景淳及黑龙江将军奕格，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照会俄人，言此次画界，止以未设界碑之地为限。会尼古拉一世卒，亚历山大二世立，俄外务部仍不以穆拉维约夫举动为然，穆拉维约夫乃再西归，觐见新皇，自请为中俄划界大使，代主东方之将，仍航行黑龙江，且在江左岸置戍，时咸丰六年四月间也。穆拉维约夫在俄都遂请合堪察加半岛、鄂霍次克海岸及黑龙江口之地，置东海滨省，江以外殆尽所占。朝廷但命景淳及黑龙江将军奕山据理折辩，并命理藩院行文萨那特衙门，请其查办而已。
成丰七年七月，普提雅廷至天津，投文以画界为请，奉谕中俄接壤，惟乌特河一处未曾分界，从前委员会议，因该国持论未能公允，是以日久无成。今该使既系该国大臣，正可秉公查清界限，饬令折回黑龙江会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