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西纪事》节录
自康熙开海禁以来，三百年互市之消长变迁，令人不可思议。于是论者皆谓中西之衅，自烧烟启之，今载考前后，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也。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而关胥牙侩，必欲专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贻中国，而阴收其利。善夫！范蔚宗之言曰：匈奴贪尚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此盛世柔远之术，知者知务之言也。中之云者，中其求利之欲耳。梯航万里，远涉风涛，得利则欣，失利则戚，人之常情，何足为惧。一自贪吏渔侵，奸商掊克，彼以求利而来，终于失利而返，能无怨谤之沸腾邪？明知倭祸，始于中官，继之以商侩，终于豪贵，于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国亦官民交困矣。
国初海禁既开，设关有四，江浙闽粤，无不可通。乃未几而粤东海关专其利薮，未几而十三行操其利权。税有定则，未几而益以规费支销名目，未几而益以归公充饷名目。始则取之在吏，继则取之在官。如据《澳门月报》：言洋行抽用定例，不得过三。今据嘉庆年间大班禀控之词，言棉花一石，价值八两，向例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不过四钱(据此则初定税则，每两不过二分，为百中取二)。其后每石行用，加至二两，几十倍之矣。又言茶叶税饷，二两五钱之外，洋行会馆，每石抽费六元至九元不等。计茶叶出口之价，不过三四倍于八两一石之棉花，而税用两行，已亏折其十之三，则增设名目之渐也。洋商不堪其悉索，则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讼，则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穷其狱，乃回诉于本国，于是带兵船讲论，而干戈之衅以起。书曰：若颠本之有由蘖。语曰：物必自腐也，而后虫生焉。由是言之，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且鸦片之来，亦为货物之亏折起见耳。货物不得其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若使税用不增，逋欠可得，彼又何乐乎以违禁之烟土，而予关吏以把持，啖水师之贿赂哉？窃谓当日欲与之申明烟禁，必先取中西互市之全局，通盘折算，平其百货之税则行用，更择其胥侩之尤者而惩之，必使番人憬然于生计之嬴绌，不在鸦片之有无。但使关税行用之积蠹渐除，则湖丝茶叶之转输自便，此为中外一体，威福并行，制吏抚夷之策，似无逾于此者。不清其源，而图害其流，一旦决堤溃防，而莫之遏。虽藉十七省商民废着之赀，不足以填其无厌之壑。有识者观于鸦片之流毒中土，未尝不扼腕长叹，以为戎首兴于关市，其厉阶梗于封疆，则甚矣。漏卮之失轻，而养痈之患大也(以上录自〈中西纪事〉卷三)。
英人自闻烧烟之信，举国皇皇，皆以为此非正经贸易，其曲在我，因请其国主先禁栽种。若乘之机会，照会该国，询其关税行用，如何扰累，为之酌量裁减，则义律先入之言，未易得而中之。林制使查办此案，计其到粤未及十日，发令太早，藏事过速，转令善后事宜，益形竭蹶。汉晁错之劝孝景削七国也，曰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制使当日烧烟之举，毋乃类是，故其请罪奏中，谓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然夷人惟利是趋，度非有不轨之逞。而以今日承平既久，水师废弛，彼强我弱，苟非迫于其势之不可遏，毋宁沈几观变，以徐视吾力之所能为，甚无取乎持之急而发之暴也。且法令必先于内而后及于外。今使发令之始，拟斩则必斩，拟绞则必纹，吸者先严于官幕，贩者先治其牙窑，内地之禁既多，则外来之烟自滞。然后仿盐法之减价敌私，平其百货之税则行用，以示通商之利，在此而不在彼。如是数年，然后与之申明烟禁，有不羁首系颈而就衔绁乎？即使其不便于大利之坐失，而别寻他衅，则其事亦必在数年之后，各省防范，皆如粤东，则反迟者又安见其祸大，今昔之形，固未可同日语也(以上录自〈中西纪事〉卷四)。
十一、五口通商后广东中英交涉
五口通商以前，中西隔阂极深，是役虽以劫于兵力，允许西人通商，然实非本意所欲，其终不能免于冲突者，势也。果也不久而后有咸丰戊午、庚申两役。
江宁条约定后，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适广东人民有与英工人斗殴受伤者。舆情愤激，毁英商馆。时璞鼎查为香港总督，调兵舰至广州。伊里布亟惩肇事之人以谢，乃已。道光二十三年，伊里布卒，耆英管理五口通商事宜。五月与英换约，九月又与瑛鼎查订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于是诸国麇至，法美且遣公使，皆求订约通商。清朝仍命耆英主之。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年7月3日)中美条约成，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中法条约成。惟俄国于二十八年附英美船来沪，仍由大府驳回(俄船二于嘉庆十一年到粤，请互市，总督那彦成不许。监督延丰不俟札覆，遂准一船进口，议降七品笔帖式。后任阿克唐阿仍准后船进口。总督吴熊光、巡抚孙玉庭未经查明，率准三船回国。诏熊光、玉庭、阿克唐阿均交部议，处延丰革职。嗣后该国商船来粤贸易，仍当严行驳回)。
五口通商以后，四口领事均已入城，与中国官员相见，惟粤人仍援乾隆五十八年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省城之谕，合词诉于大府，欲申旧禁。大府知其不可，不许之。于是南海番禹之绅士耆老，传布义民公檄，令富者助饷，贫者出力，按户抽丁，以办团练，众议汹汹，浸与官为仇矣。道光二十三、二十五两年，英人欲入城见制府，皆为粤民所阻。二十五年英人之来也，耆英使广州知府刘浔登其船，告以将晓谕军民，约期相见。粤人侦知之，于城厢内外遍张揭帖，约以夷人入城之日闭城起事。会浔自英船归，担油者犯其前道，隶执而笞之。市人哗曰，官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劫府署，出浔朝服焚之庭，曰，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督抚惧激变，出示安抚之。英人闻之遂去。粤人益自得，外人登岸，辄多方窘辱之。外人数诒书让大吏。大吏谋于绅士，绅士则曰，此众怒，不可以说动也。大吏无如何。二十六年赔款既清，耆英会英大卫于虎门，请撤舟山、鼓浪屿驻兵。大卫求舟山不割让他国，又以入城为言，于是订约五条，首申入城之旨，第三条申明中国不得以舟山群岛给与他国，第四条言他国犯舟山，英必出而保护，毋须中国给与兵费。光绪十一年，中国以越南事与法开衅，法舰游弋舟山时，薛福成任宁绍台道兼理防务，乃于西报申明此约，且云今法日强，英日弱，舟山恐将为法所占矣。英议院闻之以诘政府，其政府遂宣称舟山为英保护地，不许他国侵占，法人之谋乃戢。舟山得免沦陷，然亦辱矣。而入城一事，且引起无穷枝节。
道光二十七年耆英内召。英人以其管理五口通商，因要其实行入城之约而后去。耆英以粤人风气强悍，请纾其期二年。英人许之，而要耆英入告，耆英亦许之。于是徐广缙为总督，叶名琛为巡抚。二十九年，英人以二年期届，请入城，广缙登其舟见之，不许其入城，而密与巡抚筹战守。各乡团练先后至。港督文翰乘舟闯入省河，广缙再登其舟。文翰谋劫广缙以要入城，两岸义勇，呼声震天，文翰惧乃去，不复言入城事。事闻，赐广缙爵子，名琛男，皆世袭。余官照军功例从优议叙，并盛奖粤民，好事者遂布流言，欲乘势沮通商之局。文翰闻之，诒书广缙请定粤东通商之约。广缙采绅士议，要其将不入城列入约中，并出示晓谕英商，将约文刊载于其新闻纸，文翰亦许之。事闻，奉旨将约文载入档案，所谓《广东通商专约》者也。明年，宣宗崩，子奕立，是为文宗。咸丰二年，广缙移督湖广，名琛代为总督，颇易外人。外人投文书辄略批数字答之，或径置不答，外人衔之，然无如何也。时沿海华船颇有借英旗为护符者(咸丰八年桂良等在沪议商约，曾照会英法美三使云，查上海近有中国船户由各国领事发给旗号，计船三十余只，日渐增添，殊多不便。此等船户向系不安本分，然无外国旗号，犹不敢玩法为匪，今持旗号为护符，地方官欲加之罪，踌躇不决，遂至无所不为，犯案累累，流弊无穷，上海如此，各口谅均不免，尤虑煽成巨祸，致启中外争端，万不能不立法禁绝，拟请贵大臣即饬各口领事官。嗣后永不准以贵国旗号，发给中国船户，如有从前已给者，一概撤销。本大臣一面出示晓谕，如有人擅领外国旗号张挂驾驶者，应行查拿，从严究办，俾知警戒。观此则当时粤中不免有恃外国旗号为护符者，从可想矣)。咸丰六年九月十日，有船来自外洋，张英旗泊粤河。水师千总梁国定以所载皆华人，欲治其通番之罪，执十三人，械系入省，并拔英旗。英领事巴夏礼据约照会叶名琛谓武弁应移取不应擅执，且明舟子无罪，请释之。名琛不许，因在粤之包公使以请，乃许之。使送十三人于领事廨，而英水师提督某欲藉此行入城之约。巴夏礼遂托事关水师弗受。于是英执《江宁条约》欲入城，我执文翰所定《广东通商专约》不许。英兵遂窥省会。十月朔，陷之，然无朝命，兵少，亦不能久踞也，后退去。粤民怒焚城外商馆。巴夏礼遂驰书本国请战。下院否决。英相巴米顿解散下院，重召集，遂通过，迫中国改约，赔偿损失，否则战。英政府告俄、法、美请俱，俄、美仅遣使从之，而法王拿破仑三世发兵与偕，于是战端复起矣。
十二、咸丰戊午、庚申之役
咸丰七年九月，英使额尔金、法使噶罗、美使利特、俄使普提雅廷至粤。额尔金致书叶名琛，请约期议立约及赔偿损失事，名琛不答。法美领事亦求偿损失，且言英已决攻城，愿任调停，名琛谓彼皆协以谋我，又不许，亦不为备。十二日英法兵攻省城，陷之，执名琛(叶名琛于咸丰九年三月卒于加尔各答)。事闻，革名琛职，以巡抚柏贵署理，旋代以黄宗汉。四使各遣属官赍致首相裕诚书，求派全权至上海议善后，诣江苏求见两江总督何桂清。桂清时驻常州为之转奏裕诚，覆英法美书，言黄宗汉已赴粤，令其回粤听候查办，另照会俄使，申明不得在海口通商，令速赴黑龙江与该处办事大臣妥议。四使不听，英以舰十余，法六俄一美三，同时北上。八年三月至天津，使赴大沽投文直督谭廷襄。奏闻，命户部侍郎崇纶、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乌尔棍泰赴津，与廷襄商办，四使以非全权拒之。四月八日，英法兵入大沽，陷炮台。朝命罢廷襄，以托明阿为直督，命僧格林沁驻防天津，旋以俄美居间，和议复启，以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赴津，又赏耆英侍郎衔，令其赴津。耆英往见英使，英使不见。或传耆英与英使有隙，桂良虑败和议请召回，奉旨仍留天津。耆英遂还通州，肃顺劾其违命，赐死。桂良等与四国各定新约(英56条，法42条，补遗6条，俄12条，美30条)，又以其中税则必须在上海筹议，乃派桂良、花沙纳及工部右侍郎基溥、武备院卿明善(旋以殷承实代之)至沪，会同何桂清共议。是岁，南海、番禺之民设团练局于佛山，侍郎罗惇衍，翰林院编修龙元禧，给事中苏廷魁主其事。惇衍等亲赴各乡团练，得数万人，令耆老通饬民间，凡受雇于外人者限一月内辞归，否则收其家属，无家属者系其亲属，于是辞归者2万余人。扬言将攻广州，司道皆潜出，英人防守巡抚，而收驻防兵军械。巴夏礼自出示，言中外已和好，其至新安，张帖者见杀，遂发兵陷新安。
团练袭广州不克。和议既成。罗惇衍托巡缉土匪，请缓撤团练，而粤人有伪造廷寄者，谓英法心怀叵测，已密饬罗惇衍相机剿办云云。桂良等至沪，英人以粤事为言，必欲撤黄宗汉，惩惇衍、元禧、廷魁。于是发上谕，严拿伪造廷寄之人，夺黄宗汉钦差大臣关防，以授何桂清。是时粤中民气颇盛，然不能成节制之师，故《中西纪事》亦惜其筑室多谋，攻城鲜效，又谓抚事既定，有去而为盗者，能以众整，古今所难，君子观于此，而知利用民气之不易也。十月议定通商章程十条，英法美相同。先是和议之成，其谏部寺连衔谏止。侍讲殷兆镛一疏言之尤激，其所尤惎者，则京师驻使、长江通商、内地游历、传教诸端。朝廷于此犹思挽回，又谓牛庄近京畿，又为东三省货物总汇，欲罢之，并欲先期收回广州，屡饬桂良等设法，而不知正约已定，断不能于此时更张也。九年二月，授何桂清五口通商大臣，桂良留驻上海，办理善后。陈奏敌情叵测，得旨允其进京换约，仍不准久驻，其余三事犹命乘势开导，不能全行挽回，亦当予以限制，而四使亦不更议他事，但请入都，遂有庚申之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