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现实主义的，不甚迷信宗教。其故：因自汉以后，儒教盛行，儒教的宗旨，系将已往的时代，分为三阶段。
（一）在部族公产之世，社会内部，绝无矛盾，对外亦无争斗，谓之大同。
（二）及封建时代，此等美妙的文化，业经过去了，然大同时代的规制，仍有存留。社会内部的矛盾，还不甚深刻，是为小康。大同小康之名，见于《礼记·礼运》。
（三）其第三个时期，没有提及，我们只得借《春秋》中的名词，称之为乱世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一、据乱而作，二、进于升平，三、再进于太平，明是要把世运逆挽至小康，再挽之大同的。太平大同的意义，后世已无人能解，小康之义，儒书传者较详，后人都奉为治化的极则（其实儒家的高义，并不止此）。其说法，还是注重于社会组织的。想把事务件件处置得妥帖，使人养生送死无憾。儒教盛行，大家所希望的，都在现世，都可以人力致之。所以别种宗教，所希望的未来世界，或别一世界，靠他力致之的，在中国不能甚占势力。虽然如此，人对现世的觖望，总是不能无有的，于是有道佛二教，以弥补其空隙。
（一）儒教的善恶报应，是限于现世的，延长之则及于子孙，这往往没有应验，不能使求报的人满足。佛教乃延长其时间而说轮回，另辟一空间而说净土使人不致失望。
（二）高深的哲学，在中国是不甚发达的，佛教则极为发达，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欲。
（三）其随时随地，各有一神以临之；或则系属善性，而可以使人祈求；或则系属恶性，而可以使人畏怖；则自古以来，此等迷信的对象本甚多，即后来亦有因事而发生的，都并入于道教之中，前者如各地方的土地山川之神；后者如后世货币用弘，则发生财神；天痘传染，则发生痘神等是。中国宗教，发达至此；已完全具足，所以再有新宗教输入，便不易盛行。
以上所说，系就通常情形立论。若在社会秩序特别不安定之时，亦有借宗教以资煽惑的，则其宗教，迷信的色彩，必较浓厚，而其性质，亦不如平时的宗教的平和，历代丧乱时所谓邪教者都是。
以上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轮廓。总而言之：
（一）当时中国的政治，是消极性的，在闭关时代，可以苟安，以应付近世列国并立的局面则不足。
（二）当时中国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该说是对立的，社会的规则都靠相沿的习惯维持。但到真有外族侵入时，人民就能奋起而与国家一致了。
（三）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是中国社会的生活情形所规定的，入近世期以后，生活情形变，风俗习惯亦不得不变。但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响不一致，所以其变的迟速，亦不能一致，而积习既深，变起来自然也有相当的困难。
三、中西的初期交涉
（一）近代西人的东来及中西通商
旧世界之地，文明的中心点，共有三处：（一）为亚洲东部的中国。（二）为亚洲南部的印度。（三）在亚欧非三洲之交，即所谓西洋文明。印度人在历史上，未曾充分发挥过政治上的势力，所以讲历史的人，大抵把它分做东洋西洋两部。东西洋的文明，中以亚洲中部的高原为之间隔（不甚读史的人，往往误以欧亚二洲为东西洋的界限，其实不然，水本不足为交通的障碍。界乌拉尔河、里海、黑海。乌拉尔岭虽长而低，高加索虽高而短，亦不足以为交通的障碍的。所以为历史上东西洋文化的间隔的，实在是亚洲中央的高原。自亚洲的东方到欧洲，有三条路：一为北道，经西伯利亚逾乌拉尔岭入欧俄，其地太觉荒凉，从古无甚往来。二为中道，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历咸海、里海地带至欧洲，亦是常受侵掠的路。三为南道，自天山南路逾葱岭入西亚，则系文明发达之地。但其地太艰险，所以交通不能大盛），所以其相通，必于海而不于陆。中国和欧洲的交通，是自古就有的，但其互相灌输，不过是枝节的技术问题（罗盘针、印刷术、火药等，至近世虽能令社会文明焕然改观，然在当时，实不过如此），未能使社会焕然改观。社会向外发展之力，既尚不大，亦未能使东西两洋发生亲密的关系。所以历史上的中欧交通，握其枢纽的，实在多是印度、阿拉伯及其他西亚诸国人。中国人到欧洲，欧洲人到中国的，究竟不多。这种情形在未入近世史之前，始终没有改变。中欧的大通既不于陆而于海，则起着先鞭的，必然是长于航海的人。以地理形势论，必属于欧洲而不属于亚洲的东部（欧洲海岸线最长，内地的每一关，距海岸皆较近。且其文明发达，自古即在地中海沿岸，其国家的富厚繁荣，实与海有甚深的关系。与中国以陆为中心，视海路的发展无甚关系的，大不相同)。这是自然形势所支配，无足为异的。
近世欧人的东来，起于15世纪，即明朝的中叶。其时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所据（事在公元1453年，即明景帝景泰四年），欧人出波斯湾东航之路绝。其自亚历山大里亚溯尼罗河入红海的路，则因中经沙漠，颇觉不便，欧人乃想别觅新路。其首先崛起的，当推葡萄牙，公元1486年，即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通过好望角，1498年，即明孝宗弘治十一年，达到印度，又占领锡兰、麻六甲、爪哇诸岛屿（诸岛屿中，麻六甲最称重要。1511年，即明武宗正德六年，葡人取之，建为重要的军商港。至1641年，即明思宗崇祯十四年，乃为荷兰人所夺）。西班牙人继之，其所遣的哥伦布(Colombo)即以1493年，即明孝宗弘治六年发现美洲。麦哲伦（Ferdinand Magel-Ian）又以1519年，即明武宗正德十四年环绕地球航行（麦哲伦本葡萄牙军官，以不满葡人待遇，改投西班牙。1519年，即明武宗正德十四年，以五舟西航南美。明年，越麦哲伦海峡入太平洋，又明年，至菲律宾，以助土酋作战而死。五舟逐渐损失，仅余一舟，以1522年，即明世宗嘉靖元年西归）。西班牙于是征服墨西哥、秘鲁，东占菲律宾群岛，时在1565年，即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菲律宾群岛距西班牙颇远。好望角航路，既为葡萄牙所据，航行麦哲伦海峡，则太觉回远，所以其与本国的关系颇疏，然中国商船，聚集其地的颇多。至葡萄牙都城里斯本，则在欧洲，为东洋货物聚集之地。1581年，即明神宗万历九年，荷兰叛西班牙，时西班牙王兼王葡萄牙，乃禁止荷人出入里斯本。1599年，即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英人自设东印度公司，越二年（1602年，即万历三十年），荷人继之，葡萄牙航业遂渐为荷人所夺（荷人立巴达维亚，事在1619年，即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英国在印度，亦逐渐得势。而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交通，亦于是乎开始。
中国和西洋的交通，由来甚早，历代西方的估客，梯山航海而来的不少。近世欧人东来，自然犹以敌意遇之。然（一）历代东西交通，所贩卖的，大概是珍奇之品，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见之自然适得其反。而且交广之地，天高皇帝远，肆意诛求，究难发觉。所以通商地方，或专司通商事务的官吏，特别容易贪污。（二）商人惟利是图，自更无所不至。主人畏客，乃五口通商以后的特别的情形。客子畏人，则千古一辙。在外商无力争持，中国官吏，不能秉公判断的情形下，中国商人，自然要极其力之所能至，以榨取外商。（三）班超对任尚说：能来西域的吏士，必非孝子顺孙，何况远越重洋的冒险家？此辈从其一方面说，自然是个英雄，从其又一方面说，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却很难下个断语。怀抱大志的首领如此，何况其余附随的人呢？当时各商船的水手等，甚有类于海盗的行为。因此，很足以引起大多数对通商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民的反感。（四）中国历代不甚奖励人民向海上发展。因为海上的情形，不甚熟悉，对于海盗不易犁庭扫穴。遂觉其较诸陆上的盗贼，可怕得多。明朝承倭寇之后，此等恐怖心尤甚。又加当时的欧洲人，船炮的坚利，已非中国所及（《明史·外国传》：和兰：“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熜，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烈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所以对于他尤为畏恶，积此四端，遂酿成近世中西交通之始，一种隔阂的情形。
唐宋以降，中国在沿海各口岸，多设有市舶司，明朝在广州亦然。外国商船来的，本来停泊在今中山县南虎跳门外的浪白洋中，就船交易。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移于高州的电白。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又移于现在的澳门（见《明史·外国佛郎机传》，称为壕境）。后来诸国商人，率多离去，惟葡萄牙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按年纳银500两，租地造屋。自此葡人在中国，遂独在陆上得有根据地。英人以思宗崇祯十年（1637）来澳门，为葡人所阻。自谒中国官吏求通商。至虎门，又遭炮击。英人还击，毁其炮台，旋复送还俘掠，中国亦许其通商。然其时已迫明末，未几，广东军事起，英人商务遂绝。荷兰于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据台湾、澎湖，至清世祖顺治十七年（1660），为郑成功所夺，清朝曾约荷兰夹击台湾，所以许其每隔八年，到广东来通商一次，船数以四只为限。
清初因防郑氏，海禁甚严，然通商本系两利之事，所以台湾平后，海禁即开（当时广东海禁虽弛，福建人仍禁出海，清世宗雍正五年，闽督高其倬奏：福建地狭人稠，宜广开其谋生之路，如能许其入海，则富者为船主、商人，贫者为舵工、水手，一船所养，几及百人云云，廷议许之。福建出海之禁始解，观此即知通商之利）。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海关。二十七年（1688），又于舟山设定海县，将宁波海关移设其地。外商以习惯，仍趋重于广东。时税制既不整饬，官吏又私收规礼，卖买则为特设的行商所专。行商入行时，取费颇重，有至二三十万两的，其事业既系专利，并不靠才能经营，所以其人率多骄奢淫佚，亏累之后，则取偿于外商，税收规礼之数，既由其决定，出入口的货价，亦由其专断，外商多恶其垄断。而中国官吏，把收税和管束外人之事，都交托他，所以行商不能取消，外商无可控诉，乃改趋浙江。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因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可扬帆直至者不同，又命明年驱归粤海。时英商务业已盛大，乃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遣马甘尼George Macartney前来，要求改良通商章程(所要求的为在北京设使，开放宁波、天津，于舟山及广州附近，给与居住之地，并减轻税项等)。时值高宗八旬万寿，清人指其为祝寿而来，赐以筵宴礼物，给其国王敕谕两道，于其所请求之事，一概驳斥不准。乾隆末年，东南海盗大起，至嘉庆时尤甚。其时拿破仑方图独霸欧陆，发布《大陆条例》以困英。葡萄牙人不听，为法所破。英人怕其侵入东洋，要派兵代葡国保守澳门，乃以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助中国剿办海盗为词，向中国陈请。中国听了，自然觉得诧异，严词拒绝。嘉庆十三年（1808），英人以兵船闯入澳门，并派兵300人登岸。时粤督为吴熊光，巡抚为孙玉庭，遣洋行挟大班往谕（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中国称为大班）。英人不听熊光命，禁其贸易，断其接济。英人遂闯入虎门，声言索还茶价和商欠。仁宗谕吴熊光：严饬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办。熊光知兵力不足恃，始终不肯决裂。乃以退兵为先决条件，许其贸易而去。仁宗怒其畏葸，把熊光、玉庭都革职，代以百龄和韩葑，管理外人愈严。二十一年（1816），英人再遣阿姆哈司Amhenrst来聘，仁宗遣使往迎，其人挟之，一昼夜自通州驰至圆明园，国书衣装都落后，明日，仁宗御殿召见。英人不得已，以疾辞。仁宗疑其傲慢，大怒，命将其押赴广东，旋知咎在迎迓的人，乃命粤督加以慰谕，酌收贡品，仍赐英王敕谕，赏以礼物。然英人所要求，则一概无从说起了。总而言之，当时通商之局，积弊甚深，而中外之间，隔碍殊甚。断非寻常交涉，所能加以调整。道光季年兵祸，业已隐伏于此时了。
（二）近代基督教的输入
通商的交涉，隔阂如此，而传教一事，尤为引起纠纷之端。中国历代，外教输入的不少，就是基督教，当唐朝及元朝，亦曾两度输入，然皆无甚影响。到近代，其情形乃大不相同。此由其一则挟科学以俱来，二则有国力为后盾。以国力为后盾，乃是五口通商以后的事，自此以前，仍系纯粹的宗教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