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中国速与日本交涉之说。此说谓满洲之地，既由日人夺之于俄，断不能无条件还我。既曰有条件，与其俟彼提出，或竟由彼与俄处分，尚不如由我提出之为得。彼之所愿欲，无损于我者，不妨开诚布公，与之协商。与之争持于前，而仍不免放弃于后，尚不如自始即开诚布公之为得也。此主以光明正大之外交手段谋解决者（主此说者，多欲援中俄伊犁交涉为前例）。
（三）则欲以满洲为一立宪王国，由中国之皇帝兼王之，如奥、匈、瑞、挪之例。此说实受外论之影响。当时外论，有欲以满洲为永世中立地者。“盖满洲之地，利权无限；我国既不能自保，又不克以独力开发，则终不免于各国之攘夺。而以满洲地域之广大，种族之错杂，各种问题之纠纷，设使一听各国自由竞争于其间，将不免成为远东之巴尔干半岛。莫如先由有关系之国，以条约明确保障，使为永世中立之地，庶可化干戈为玉帛也。”外人之论如此。我国人士，采择其意。又以（1）满洲之形势，本可独成一区，欲使之独立发达。（2）我国是时，立宪之论方盛。全国同时举办，势或有所为难，清朝又不免于深闭而固拒。欲先推行之于满洲，观其利弊，而中原可资为借鉴；且先推行之于清朝之故乡，亦可以减少满人之阻力也。此说谋在内政上为一大改革，而在外交上，兼可博得国际之同情，以阻一二国鲸吞蚕食之志者。
以上三说，各有理由。当时政府而有精神，外交而有手段，固亦未尝不可采用。然尸居余气之满洲政府，则何足以语此？亦惟束手以待人之处分而已。迨日俄之和议既开，而外人处分我之时期乃至。
日俄议和时，我国曾以公文照会二国，谓“和约条件，有涉及中国者，非得中国之承认，不能有效”云。日本报纸，颇议我为好强硬之言，又责我不知彼之好意。我国报纸，则反唇讥之曰：“我国之权利，皆以软弱而丧失，驯致贻友邦之忧。苟使事事皆守强硬之宗旨，非以赤血，黑铁来者，必不放弃，则所丧失之权利，必不致如今日之多；贻友邦之忧，亦不必如今日之甚也。”又曰：“涉及我之条件，当得我之承认，非关好意恶意也。假使日本今日，以好意割让东京于我，不得我之承认，能有效乎？”此等议论，非不言语妙天下。然空言抗议，究何裨于实事哉？《日俄条约》既成，小村全权，乃更来我国。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西历12月10日）与我订结《满洲善后协约》如下：
中国政府承认《日俄讲和条约》第五条、第六条俄国让与日本各项。
日本政府承认遵行中俄两国缔结之《租借地及筑造铁路诸条约》。
由此条约，中国遂将前此断送于俄之权利，又断送之于日。案旅大可转租与否，《中俄条约》无明文。然胶州湾、威海卫、广州湾之租借，咸与旅大性质相同。胶约第一章第五条云：“德国将来，无论何时，不得将此项由中国借去之地段，转借于别国。”又第三条云：“中国政府，将该地施行主权之权利，不自有之，而永借之于德国。”旅约第二条云：“租界境内，俄国应享租主之权利。”此“租主之权利”，即德约所云“施行主权之权利”也。然则施行主权之权利在彼，主权仍在于我。愿否将施行主权之权利，另行租借与别一人，系属主权之行动；彼安得租借与人？况乎胶约明定不得转租，事同一律，可以援引者邪？然此时则惟有事实问题，安有从容讲论法理之余地。况夫威海借约，与旅大期限相同。旅约苟废，威约效力即随之消灭。狡焉思启封疆者，何国蔑有？外交上又生一重困难邪？
《满洲善后协约》又有所谓附约者。其条件如下：
（一）中国政府，于日俄二国军队撤退后，开下列地方为商埠。
（甲）盛京省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
（乙）吉林省之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
（丙）黑龙江省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
（二）如俄国允将满洲铁路护卫兵撤退，或中俄两国，另商别项办法；日本之南满守路兵，亦一律照办。又如满洲地方平静，中国能周密保护外人生命财产时，日本亦可与俄国将护路兵撤退。
（六）中国政府允将安东、奉天间军用铁路，仍由日本政府接续经营。改为专运各国商工货物铁路。除运兵归国，耽延12个月不计外，以2年为改良竣工之期。自改良竣工之日起，以15年为限，即至光绪四十九年止。届期，双方请他国评价人一名，妥定该铁路各物件价格，售与中国。至该铁路改良办法，由日本承办人，与中国特派员，妥实商议。
所有办理该路事务，中国政府援照《东清铁路条约》，派员查察、经理。
（七）中日两国政府，为增进交通运输起见，准南满洲铁路，与中国各铁路，接续联络。
（九）已经开埠之营口，暨虽允开埠，尚未开办之安东县、奉天府各地方，划定租界之办法，应由中日两国官员，另行妥商厘订。
（十）中国政府，允设一中日合办材木公司，以采伐鸭绿江右岸之森林。
（十一）满韩交界陆路通商，彼此以最惠国之例待遇。
以上各条款，无一不扩充权利于《日俄条约》以外。日人谓不乘机牟利，亦未免食言而肥矣。日人于此次战役，所牺牲者诚巨。谓其能丝毫不享权利，夫固情理所必无。然必欲一袭俄人之所为，则未免于以暴易暴。我国政府，何难据理力争？另行提出条件，与之商办？于三省可开放者开放之，主权必不容放弃者坚持之。非徒为我国保权利，亦所以弭争乱之原，而保世界之平和也。而乃束手无策，唯命是从。此则庸懦误国之罪，百口莫能自解者矣。
由此条约所生之结果，则日俄二国以长春为界，瓜分我国之铁路，而南满、北满之名词生焉。日本既获得南满，乃得陇望蜀，更垂涎于内蒙，俄人被限于北满，则亡羊补牢，思取偿于蒙、新。于是东蒙之名词，继南满而生；外蒙之交涉，并新疆而起，皆势所必至也（辽东西自古为中国郡县，合关东三省而称为满洲，已觉不词。犹可曰：清当入关以前，据辽东西者亦若干年，而盛京且为其陪都也。若南北满之名词，则亘古未闻。蒙古自古以大漠为界，分漠南漠北。即今所谓内外也。而日人偏自造一东蒙之称，不亦异乎）。日人既攫得南满之权利，则事事模仿俄人之所为。光绪三十二年五月，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资本2亿元。其半出自日本政府，即以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充之。又其半，名为听中日两国人入股，实则中国人无一入股者），此即俄人之东清铁路公司。七月，又设立关东州都督府，其权限亦与俄之关东省总督无大出入。而又设总领事于奉天，其权限，与其本国之知事相同，此则变本而加厉者也。满韩铁路连接，为日俄交涉条件之一。日人必欲达此目的，故于日俄战时，赶速造成安奉军用铁路。虽曰为运输计，亦以为交涉地也。我既许其改造，则日本之目的遂达。此路照附约，本应于光绪三十二年动工。而日人延至宣统元年，始行着手。转以交涉轇轕，于六月二十一日，提出最后通牒，径行兴工，开自由行动之恶例。营口、安东、奉天各商埠，由两国派员划定租界，文本明白。乃民国十五年，我国欲撤废奉天“洋土货专照”，日、英、美领事竟曲解此条，谓奉天府所辖地面，即为商埠范围。岂不异哉？（洋土货专照，为光绪三十三年总税务司所条陈，经税务处批准者。以当时东三省商务未兴，为招徕外商计，领有此项专照者，均可免其重行征税。其章程本云试办，并有“嗣后如有窒碍，仍可变通办理”之语。今东省交通便利，商贾争趋。以有此项专照，故我国所失税款甚多。
民国十五年，奉天欲将此项专照撤废，先从事于整理。乃照会各国领事：“自是年十一月一日起，领此项专照者，均须注明商埠之名，不得泛指一城一县，如沈阳、安东等类。其有持赴非商埠区域者，即作无效。”日领吉田茂，遽偕英领威尔泌孙，美领索哥敏，向省署抗议，谓“依据满洲附约第九条，奉天府所辖地面即为商埠范围，不得故意缩小。如有所改变，必须两国官员，会同办理”云云。其曲解条文，至于如此，亦可异矣。我国虽力向抗议，然撤消专照之事，卒因此延未实行。）陆路关税减轻，为俄人所享之特惠。我国初与外国通商时，不甚计及征税之利益；并以陆路交通不便，特示宽大。今则东北一隅，铁轨四通，实为全国之冠，而犹留此特殊办法，为外人侵略之利器。《九国关税条约》，欲以“秉公调剂”四字，裁抑一二国独享之特权。而迁延至今，犹未收效，岂不重可慨邪？（陆路通商，始于俄国。咸丰以前之条约，均为无税。光绪七年，收回伊犁，重订《陆路通商章程》。订明“两国边境百里内，为无税区域。俄商运货物至天津、肃州者，照海关税则，三分减一”。其后《东省铁路条约》第十条，及条例第三条，皆规定“中国于铁道交界之地，设立税关。由铁道输出入之货物，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一”。铁路竣工之后，中国迄未设立税关。及《满洲协约附约》中国许开商埠多处，俄人恐中国在开放之地设立税关，于彼特权有损，乃要求中国协定北满税关章程。三十三年，六月，两国派员议定大纲。明年六月，由吉林交涉局与俄总领事按大纲订立章程。“两国边境各百里内，仍为无税区域。由铁路输入之物，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一。其输入东三省者，通过税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二。输入内地者，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一。”日本援之。
于民国二年五月，由日使伊集院与总税务司安格联，订立《满韩关税减轻协定》，由“满洲输出新义州以外，及由新义州以外输入满洲之货物，皆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一。输入满洲之通过税，照海关税率，三分减二”。十一年一月八日，大总统令：“中俄条约及通商章程内规定之三分减一税法，暨免税区域，免税特品各种办法，自本年四月一日起，毋庸继续履行。”我国即知会日本，要求废止《满韩关税协定》。而日本援引《满洲善后协约附约》第九条，谓“英、法在缅、越，亦有减轻关税办法。日本此项权利，系根据最惠国条款而来。只能由九国关税条约，秉公调剂”云。案中法陆路通商系根据光绪十二年《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十三年《续订商务专条》。中英滇缅间，则根据光绪二十年之《中英续议滇缅条约》。规定减税之率，各不相等，而要不若日本在满洲所享权利之优，日本在满洲所享减税之利益，实足使他国之货物，无从与之竞争，以他国无从朝鲜输入货物者也。故《九国关税条约》第六条，“规定中国海陆边界，划一征收关税之原则，即予以承认。特别会议，应商定办法，俾该原则得以实行。”即所以对付日本此等特殊利益也。该条约又云：“凡因交换局部经济利益，许以关税上之特权，而此特权应行取消者，特别会议得秉公调剂之。”则因我国与英法之约，皆有互惠条款，实与日本无涉也。）凡此皆由此约直接所生之恶结果也。其间接所生之结果尚多，不暇备论。请读第九章，便可见其大略。
日俄之战，又有影响于我国之内政者，则立宪之论是也。是役也，日胜而俄败，而日之政体为立宪，俄之政体为专制。我国民方渴望立宪，遂以政体之异，为其致胜负之最大原因。其说确实与否且勿论。而日俄之战，实与我国主张立宪者以极大之奋兴，要求立宪者以有力之口实，则无疑之事实也。于是清廷不能拒，乃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其后遂下诏预备立宪。行之不得其道，卒致酿成革命焉。我国政体之改变，原因虽多，而日俄战争亦为悬崖转石中，加以助力之一事，则众所公认也。此事非一本书所能详，读者但取中华民国开国史而观之，自可窥见其中之关系也。
九、日俄战役之结果及战后情势之变迁
语曰：“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岂不然哉？日俄战役，直接之结果，既如前述。至其间接之结果，则推波助澜，至今而未有已也。此事若欲详论，必须别为专书，原非此编所克包举。然读史贵穷其因果。一事也，固不可不知其推迁之所届。今故提挈其大要，俾读者于日俄战役之影响，可以详知；而读他书时，亦可互相参考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