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有两种道理：其一，这阿罗号本来是中国的船，船主也是中国人。虽然他在英国登记了，然而到中国官员上船去拿人的时候，登记期限已经过了十天。这只船纯粹是中国的船，便不能禁中国的官员上船拿人。其二，这巴夏礼不过是个领事，领事的职权不过是保护本国的商人，并没有发兵去同外国打仗的权柄。所以这件事情，英国是全错了的。要是当时的中国人知道交涉的公理，把这件事情去同英国的政府交涉，这巴夏礼一定要得个处分，英国政府还要向中国谢罪呢。苦于当时的政府是个一点儿事情不懂得的，有了理不会说话，听凭巴夏礼回去装点成一面之词。把阿罗号登记已经期满的话抹掉了不提，单说中国人毁坏英国的国旗，便是侮辱英国国家，便是侮辱英国国民的话，去激动英国人。那英国人本来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加之以外国人的性质是最敬重他本国的国旗的，自然是全体激昂了。然而当时英国的议员，还有不以为然的。说是我们英国虽然可以保护普通的商船，却不便去保护海贼。阿罗号船上既然有了海贼，是天然应当拘捕的。要说是在英国登记了，中国官员就不便拘捕，那么，随便什么海贼的船，只要是英国船舶所登记，便可以在中国海上横行无忌了。诸君，你道这话不是公平得很么？苦于当时的英国政府是个主张强硬的，见侵犯中国这件事情在议院里通不过去，便把议院解散了，重新选举起来。那时候，英国之民本是激昂不过，自然是主张开战的占了多数了。刚刚这时候，广西省里又杀掉了两个法国教士，于是法国人也同英国合起兵来。
咸丰六年（1856）十二月，英、法两国的兵到了广东了。这时候，大家都知道要发兵防备的。虽然当时的兵力不很充足，然而四乡的团练，一共就有好几十万。有人倡议召集了四乡的团丁来保卫省城，便是四乡的团丁也自愿带粮入卫。这不是很好的事情么？这位叶总督偏偏不要，他说是外国人不过虚张声势，一定没有事情的，依旧安坐在衙门里，读他的书，办他的公事。四乡的团练一个也不许进城，城里头也丝毫不做准备。英、法的兵一到，竟把省城攻破了，把叶总督掳了去。后来竟死在印度。这种志大才疏的人，也算得又可恨又可怜了。你道当时的叶名琛为什么这样胆大呢？原来他生平是最相信扶乩的，每同外国人打交涉，一定要去请示乩仙。这一次，也曾去请示乩仙的。乩仙对他说，一定没有事情。所以他不做准备。谁知道堂堂的广东总督，就送在一个乩仙的手里呢。这也可以做个迷信的前车了。
从这一次以后，广东的省城便给英、法两国人占据了三年，到和议成了，方才交还。
七、京师初陷
英、法两国既把广州城占据了，便想趁这机会扩张他们的权利，俄、美两国也想趁这机会把通商的条约改订，便四国各派了使臣，写了一封信给中国的宰相，到上海来托两江总督转达。朝廷上得了这封信，便叫两江总督回复他道：英、法、美三国的交涉，交给两广总督办理，俄国的交涉，交给黑龙江将军办理。四国的使臣不听，依然直往北边走。咸丰七年（1857）二月，到了天津。朝廷没法，便叫直隶总督傅恒同他开议，却又并没有派傅恒做全权，遇事总要奏请，那事情自然迟滞了。议了两个月，议不下来。英、法两国道是中国有心延宕了，便下令军舰打破了大沽炮台。中国政府没法，只得派了大学士桂良、花沙纳两个做了全权大臣，重到天津同他两国开议。一共议定了新约英国五十六条、法国四十二条。其中最紧要的是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处做个通商港。这时候，正是洪、杨起兵的时候，条约中又言明，洪、杨平后，从汉口到上海长江沿岸，听凭英、法两国选择再开三处做通商港。赔英国商亏、军费各200万两，法国人各100万两。允许英、法两国的商船在长江里头航行。英、法两国各派公使驻扎在中国京城里。中国也派公使驻扎在英、法两国的京城里。
这一次的条约，言明一年之后到中国的天津来彼此交换。这时候，英国的政府颇有些有意挑衅，当时派了使臣来，便吩咐他一定要从白河里走到天津，中国人不准他走也得硬走的。这件事情，当时英国公平的人也颇不以为然。然而他的政府决计如此主张，这奉派到中国来的使臣自然是遵令而行的。咸丰八年（1858）五月，到了大沽口，便要硬走白河口到天津。这时候，正值中国的僧格林沁在天津设防，便照会他们改从北塘口，走蓟运河里进去。英、法的使臣不听，带了兵舰硬从白河里闯进来，中国的炮台上便开炮打他，把英、法两国的兵船打坏了四只。两国上岸的兵士，不是打死，便给中国人擒住了，一个也没有回去。英、法两国的公使，只得退回去逃到上海。
这一次的事情，本是英、法两国错的。要是当时的政府据着理同他们交涉，英、法两国也未必有什么说。谁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又是糊涂的，见打了一个小胜仗，便得意非常。下了一道上谕，说什么“英夷狂悖无礼，此次痛加剿杀，应知中国兵威，未可轻犯”的话。把去年所订的条约废掉了，叫他们另外派人来，到上海重议。这么一来，把有理又变做无理了。咸丰十年（1860），英、法两国又派了兵船来。六月里头，从北塘口攻进来，绕出大沽炮台的后面，大沽炮台又失陷了。朝廷派僧格林沁同胜保两个先后出兵，都打得大败。八月，咸丰皇帝逃到热河，英、法两国的联军先把圆明园占住了，然后进据京城，后来又放一把火把圆明园烧掉了。这便是中国同外国交涉以来，京城的第一次失陷。
这时候，朝廷没法了，只得派留守京城的恭亲王再同外国人议和。除掉去年所订的条约照旧承认外，又把赔款的数目改做了800万，添开了天津做个通商港。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也让给英国人。还允准外国人到中国来游历。
诸君看这咸丰十年（1860）同英、法两国人订结的条约，吃亏大了么？谁知道还不算大，还有更大的呢。你道是什么事情呢？咳，从古以来，打败了仗失掉土地也是有的。至于一仗都没有打，糊糊涂涂的订结条约，把几百万方里的土地送给人家，这真是从古所未有了。我们中国的东北两面是同俄国接界，料来诸君也是知道的。现在东三省同俄国的疆界，北边是黑龙江，东边的界水便是乌苏里江。咳，诸君，你道向来的疆界就是如此么？原来黑龙江的北边还有一支大山脉，叫做外兴安岭。康熙年间，同俄国人订定的界约，本是把这外兴安岭做疆界的。那时候，黑龙江、乌苏两江两岸完全是中国地方。到后来，俄国人知道这个条约订得吃亏了，便派人到东方来，暗地里侵占中国的地方。中国的官吏，本来于疆界一事不大注意的。这时候的东三省，又全是派满人做官，比了汉人更其昏聩。听凭他在黑龙江沿岸造城堡、开港湾，一概置诸不问。俄国人见中国糊涂，落得趁此要求。咸丰八年，在天津订定条约，把黑龙江以北的地方通统送给俄国人。到咸丰十年，同英、法两国讲和，俄国的公使颇调停其间，便自以为功，要求中国在北京再订条约。又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通统送给俄国人了。这两次条约送掉的地方，一共有两百八十多万方里。俄国人取去便建立了阿穆尔、东海滨两省。这地方既有森林狩猎之利，又有黄金矿产之饶。俄国人得了真是无尽的宝藏了。只可惜我中国白白的把几百万方里的土地送给人家，谢也不曾听得人家谢一声，倒还替后来种下了一个祸根呢。
八、中俄伊犁交涉
道光（1821-1850）以前，中国政府是全不知道外国情形的，看了西洋各国人，就同古时候遇见的小蛮夷一样。从五口通商同咸丰八年（1858）京城失陷打了两次败仗，才略有些知道现今外国人的势力了。这时候，正值洪、杨起兵，占据了东南。洪、杨平后，北方又有捻匪之乱，中国足足打了二十年仗，那兵力自然比承平时候好些。这班平乱的将帅都是身历兵间，确有阅历的，且知道中国的兵力，平定内乱虽然有余，抵御外侮还是不足。所以乱定之后，就急急于练兵。不但陆军改练新操，就是海军也到外洋去定买了许多铁甲战船，克期兴办。还设了船政局制造军舰，制造局制造枪炮。这样说来，中国要变做强国了，何以后来还要吃外国人的亏呢？咳，诸君有所不知，强国的这件事，其中有许多的曲折呢。不单是练了兵就有用了。况且当时这一班人，连兵也没有真练得好，自然是没用的了。闲话休题，如今且把同治以后外交的情形，讲给诸位听听。
要说同治以后的外交，第一件就要说到俄国人。咳，诸君，俄国人曾经要挟我们，割了我们东北边几百万方里的地方。这话我先前不是说过的么。谁知道他心犹未足，还要割据我们的西北边呢。原来中国的西北边，有一个新疆省份。这新疆省，有一支大山脉叫做天山，横亘在这里头把这一省分成两路。南边叫做天山南路，北边叫做天山北路。这天山南、北路地方，设立行省，还是光绪十年的事情。以前天山北路叫做新疆，天山南路叫做回疆。这天山北路，原是一种人叫做卫拉特人的地方。天山南路却是回部的地方，都是清朝乾隆年间打定了，把它收进来的。这时候，新疆省的西北，回族的部落还多着呢，也都到中国来进贡，算是中国的属国了。要是这时候，中国政府有些识见，把这地方早些经营经营，中国的疆土，比如今还要大得多呢。却通统置诸度外，不去管它。到后来便都给俄国人占了去。这个好比下棋的人，第一着棋子已经走差了。
到同治年间（1862-1874），新疆西北的回部，已经通统失完了。刚刚新疆又有了乱事，俄国人便趁此把伊犁占据起来，那交涉就弄得很棘手了。你道是什么乱事呢？原来新疆一省回人是住得很多的，便陕西、甘肃两省，回族也是不少。当洪、杨同捻匪起兵的时候，回族里头的坏人，也便趁机起来扰乱了。陕、甘两省毕竟是个内地，虽然扰乱，还做不出什么大事情来。至于新疆，这时候还没有改设行省，兵备是很单薄的，一扰乱自然是更不得了。有一个回部里头的宿将叫做阿古柏帕夏的，便占据了天山南路，竟自立了，算是一个国。这天山南路，本来西边和俄国，西南边和英国人所灭掉的印度接界的。英、俄两国竟承认他做个独立国，同他使命往来。你道这事情不是很难收拾的么？何况俄国又趁此机会，占据伊犁呢。
中国当时，虽然内地多事，一时顾不到西北边，然而俄国人占据了伊犁，是不能不问的。你道俄国人回答什么话呢？他说伊犁也是个通商的地方，现在中国兵力顾不到西北边，怕是俄国的商务因此受了损害，所以暂时占据了，不过是替中国保守保守的，要是中国的力量能够顾得到新疆，俄国就立刻退还。咳！你道他真有这种好心么？原来这时候，中国的内乱还没有平定，阿古柏的兵势却又很大，他料道国家没有兵力顾到新疆的，落得说话大方。这句话，却不是在下栽诬他的，便外国人的议论，也都说是如此。谁知道中国把洪、杨的兵同捻匪削平了，又平定了陕、甘的回乱。到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便带兵出关，三年（1877）年底，竟把新疆收复了。这时候中国照着前此的话，要求俄国人退还伊犁，俄国人倒没得说了，便又节外生枝起来，道是要我退还伊犁，中国须得办到两件事。是怎么两件呢？一件是以后要中国能保得新疆一方面从此安稳；一件是俄国人替中国保守伊犁，款子已经花得多了，中国人应当算还他。你道这话岂不可笑么？当时中国就派了一个使臣，唤做崇厚，到俄国去议。谁知道这崇厚是个没用的东西，受了俄国的迫胁，到光绪五年，把草约拟定了。照这草约，要赔俄国人五百万卢布的银子；准俄国人在新疆的吐鲁番、甘肃的嘉峪关设立领事；天山南、北路都要准俄国人通商，概不收税；还要在直隶北边的张家口设立行栈，准俄国人从张家口到天津，天津到其余各通商口岸，贩卖货物。然而中国得到什么呢？却不过还我一个伊犁空城。伊犁四面的险要，俄国都占去了。你想这还成个什么条约呢。中国自然是不承认了。便革了崇厚的职，召他回国治罪，改派了曾纪泽到俄国去议。这位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却有些外交手段的。恰好这时候，左宗棠在新疆兵事也预备得很严，俄国人不敢冒昧和中国开战，便也退让些了。到光绪七年条约订定，多赔了俄国四百万卢布的银子，把伊犁旁边的地方多争回了些。中国同外国的交涉，这一次要算是办得较好的。然而伊犁的西边，究竟还失掉些地方，这个却不能全怪办交涉的人。当时的中国兵力实在不足，要同俄国人开战，不过虚张声势的话。要是真个开起战来，就未必靠得住了，因此也只得放松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