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再返四川
火车行驶在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上。1926年5月18日，朱德与欧阳钦、秦青川、章伯钧、房师亮等20多人踏上了返国的旅途。车窗外，晨雾遮掩下的山脉，形同一条巨龙俯卧在天际，朱德的心绪随着绵延起伏的群山，上下翻腾着……
近4年的国外生活，拓宽了他的眼界，他不但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与腐朽，而且也看到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活力与生机。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影响下，他开始用新的眼光去观察世界的问题，观察中国的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帮助他解开了以往对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的困惑，使他坚定地走上一条伟大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漫长的旅途，令人感到心焦。自从朱德听到国内准备进行北伐革命的消息后，他的心就从未平静下来。他认真地回顾了自己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讨袁战争，乃至护法战争的经历，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这次回国的重要意义，他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开始的北伐革命上。
火车足足走了14个昼夜，终于到达铁路的尽头——海参崴。朱德一行就在这里乘船返国。谁知海上不能通航，他们只好停留下来。在苏方的安排下，他们住进了郊外的一处别墅里。在等了一个多月后，才搭上一艘海轮，经过日本，向上海驶去。
7月12日，海轮驶入吴淞口。看到了祖国大陆，朱德的心情无比兴奋。很快，在交通员的引导下，朱德一行来到远离闹市的一幢楼房里，见到了在中共中央军委负责组织工作的王一飞。
从当时秘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里，朱德了解到：就在他到达上海之前的7月9日，国共合作下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已正式誓师北伐。他们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中，向湖南迅速挺进。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早在5月初已在团长**的率领下从广东进入湖南。接着，先后攻占湖南的醴陵和浏阳。7月11日，国民革命军进占湖南省会长沙。控制两湖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那时正在直隶（今河北）长辛店督师，和奉军等一起，向原冯玉祥部西北军扼守的南口天险发动猛攻，一时无力南顾，因此，企图联合四川军阀，牵制并阻遏国民革命军继续向北推进。
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军阀政治态度的向背，对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胜利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得力干部入川，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武装，配合北伐军在两湖的作战。
回到上海后，朱德再次见到了时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的陈独秀。两人的会面颇具戏剧性，陈独秀没有想到坐在自己面前的竟是4年前被他拒绝入党的朱德。他细细地倾听着朱德向他叙述国外的经历。朱德后来回忆说：“我由苏回国，到上海见陈独秀接受任务。当时陈说有两件工作：一是去四川杨森处，杨当时要和我合作，向我们要人，我们如能抓住，可以迎接北伐；另一件是去广东，准备北伐。”朱德立刻表示：杨森曾同他在护国军中共事，他出国前杨森还许愿一定“虚席以待”，因而要求到杨森那里去。陈独秀同意朱德的请求，并要他在上海停留期间去一次南京，利用他在旧军队中的关系调查孙传芳部的兵力部署状况。
于是，朱德立即设法找到许多在上海的云南老朋友，向他们搜集有关军阀部队的情报。经他人介绍，朱德还与驻南京的孙传芳的参谋人员交往上了。为了搜集情报，有时朱德跟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钟头。这些军官视朱德为老朋友、自己人，聊起来根本没有什么遮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脱口而出。为了把情报弄得更准确，朱德专程去了一趟南京。通过多方面了解，终于把北洋军阀的全盘军事情况摸得一清二楚，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7月26日，朱德和秦青川以广东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同船离开上海，前往杨森的驻地——四川万县。
30日，轮船抵达汉口。他们在这里下船后，看到码头、街口到处都是吴佩孚的北洋兵在盘查过往行人，如临大敌。朱德先与中共湖北区委取得了联系，而后又给杨森拍去一份电报，告知自己已从德国回来，几日后即到万县。很快，杨森复电表示欢迎，并暗喜自己又多了一名骁将。于是，朱德继续乘船西上。这时，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江轮行驶得更慢了。行至宜昌，因洪水暴发被迫停留数日。
8月11日，江轮终于在万县码头靠岸。一上岸，朱德就被杨森所派之人迎接到当地高级招待所——王家花园，杨森热情款待，好像朱德是他最亲切的朋友。其实，与杨森多次打过交道的朱德心里最明白，像杨森这样的人，没有谁是好朋友，他与其他军阀一样，谁给的钱多就跟谁，有奶便是娘。
当时，四川正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各霸一方。杨森直接指挥的军队有枪支2.7万支左右，受他控制的军队共10多万人，盘踞在川东万县一带，拥兵自重，对时局的变化抱观望态度。杨森的心理状态颇为复杂：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顺利，便派人向广东国民政府投诚，表示要加入国民革命军，又派人到北京找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请调人到万县帮助他工作；他同吴佩孚又有较深的历史关系，此前不久吴佩孚刚任命他为四川省省长。朱德到达万县后，奉军和直鲁军攻占南口。原在直隶长辛店督师的吴佩孚准备率师南还，抵御国民革命军北伐。因此，杨森仍心存观望，态度并不明朗。
当朱德把国民党代表的证件递给杨森时，杨森满脸堆笑，连声说：“好！好！我杨森也渴望参加国民革命事业嘛！”朱德深知杨森是善于投机取巧、朝秦暮楚的两面派，月前刚刚宣布就任吴佩孚委派的四川省省长一职，现在又说“渴望参加国民革命”。对于杨森的这一态度，朱德在心底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言谈之中，朱德不断地向杨森讲述北伐战争以来的革命形势，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朱将军，国民党能给我多少钱？部队要有钱发饷呀！”杨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钱的问题。他以为朱德这次是给他送钱来了。为了钱，杨森几乎不择手段，在川东一带，他不但收老百姓的税，而且对所有的过境货物都收“过境税”。
“我并没有带钱来。”朱德说得很干脆：“我能向你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即我们这方面一定胜利。你如果不参加过来，坚持要打我们，你就毫无前途。”
听朱德说得这么认真，杨森才相信广东国民政府真的没给他送钱来。朱德的话分量不轻，杨森不得不放在心里掂量掂量，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北伐军能不能像朱德所说的那样取得全胜，他还要观望一下。国民政府没有给他钱，一旦他宣布效忠国民政府，吴佩孚就不再接济他，他杨森不干这种事。
8月25日，正在中共北京地委工作的陈毅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派遣随杨森的秘书长喻正衡（陈毅的留法同学）从北京来到万县。杨森见到陈毅后，毫不掩饰地说：“***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经过杨森的介绍，朱德结识了陈毅。两人一见如故，共同商议如何设法争取杨森易帜。
果然，正如朱德所说，这时北伐军势如破竹地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很快，北伐军的**独立团在湖北咸宁汀泗桥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吴佩孚自己爬上火车逃回武汉。杨森得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惊讶，心想：“汀泗桥是鄂南门户，粤汉铁路上的一道天险，易守难攻，吴佩孚亲自率领主力2万余人在这里固守，结果还是被突破了。怎么搞的？”杨森还是踌躇不决，他似乎还没有看到吴佩孚的末日，不过他也不敢贸然派部队去帮其盟友吴佩孚。
就在杨森寝食不安、坐卧不宁，盘算着如何应对眼前出现的局面之时，一件使他更恼火的事发生了。
8月29日，杨森部官兵在云阳提取盐款及粮税各款后准备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商船“万流”号回万县。他们分乘两艘木船，准备押款登轮时，“万流”号突然启动加速，将木船撞沉于江中。据报告：“计损失银元85000元，连长、排长各1员，士兵56名，枪支56支，子弹5500发。”
英国轮船无视中国主权和有关规定，在江中任意加速行驶，撞沉中国船只、淹毙中国军民的事件本已屡见不鲜。杨森得知他的运饷船被撞沉一事后，虽然怒火中烧，却又无可奈何。他很清楚英国人是吴佩孚的靠山，吴佩孚对英国人都惧怕三分，他又何敢轻易得罪英国人。可是，人员葬身鱼腹，特别是巨额军饷沉入江中，又使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就去找朱德和陈毅商量如何处理这一事件。
事件发生后，朱德也义愤填膺，于是同陈毅和杜钢百（杨森的同乡，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和陈毅一同赴川）进行商议。他们经过分析认为：“北洋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靠山，所以反帝与反封建军阀是一致的。人民痛恨帝国主义，我们就要动员群众力量，迫使杨森转向广东政府，割断他和北洋军阀的联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广泛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掀起一个像‘五卅’那样的群众反帝政治运动。”最后，3人商定：由朱德出面做杨森的工作，陈毅负责动员民众，杜钢百携朱德的亲笔信赴重庆向中共重庆地委（即后来的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汇报情况。
这时，杨森亲自到王家花园找朱德商量，朱德知道杨森内心正处于矛盾状态中，便抓住他的弱点，乘机出主意说：“只有将肇事轮船扣留，提出赔偿要求，才有可能挽回损失。”
8月30日，当“万流”号驶抵万县时，杨森命令轮船检查长率领8名士兵前往检查，并询问在云阳肇事的经过。谁知停泊在万县港口的“柯克捷夫”号军舰也派全副武装的海军官兵登上“万流”轮，强行解除了杨森所属官兵的武装，还开枪打伤两名士兵，并让“万流”号离开万县上驶。
杨森更加愤怒，命令部队立即扣留英商太古公司的“万县”、“万通”两艘轮船，当“万流”号停泊在陈家坝码头时，杨森也派部队将其扣留，并向太古公司提出了赔偿要求。但是，谈判毫无结果。
针对这个事件，朱德对杨森和他的士兵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国的宣传政策，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9月2日，朱德同陈毅在万县图书馆召开了有工人、农民、商人、士兵等各界代表50多人参加的会议。朱德在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说：“帝国主义列强无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在我内河肆意横行，撞沉我船只，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事，只有打倒封建军阀，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国家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人民才有真正的自由。”他号召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行动起来，抗议帝国主义的罪行。
朱德和陈毅还派人到重庆、成都等地呼吁声援，形成了一股震撼巴蜀大地的反帝惊雷。
然而，英帝国主义并不甘心。9月5日下午，3艘英国军舰强行靠近被扣英轮，企图用武力劫夺，遭到中国守军的抵抗。在激战中，英舰长达理被击毙。在下午5时左右，英舰悍然开炮轰击万县城区。
这时，正在寓所的朱德突然听到炮声，立刻赶往杨森司令部，敦促杨森封锁江面，予以还击。
但是，英舰凭借着火炮优势，对人口密集的万县城区连续炮轰达两个多小时，使军民死伤千余人，房屋千余间被击毁，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据万县海关的外籍人员报告：“大火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左右。”万县城内最繁华的南津街、陈家坝一带变为一片瓦砾，令人惨不忍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九五惨案”。
惨案发生后，杨森不知所措，还是请朱德拿主意。朱德立刻向杨森建议：“速将惨案发生的前后经过通电全国各革命组织，并吁请北洋政府向英方提出严重抗议交涉，要求赔偿、惩凶、道歉，内伸民愤，外张公理，以重国权，而雪耻辱。”在朱德和陈毅的促使下，杨森向全国发出通电陈述“九五惨案”真相。
当天晚上，夜深了，朱德久久不能入睡，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做好死难同胞的善后工作，如何使这一斗争的声势迅速扩大到全国乃至世界，如何迫使杨森转向广东国民政府等问题。第二天，朱德委派孙壶东（生于1901年，从小勤奋好学，因成绩优异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转入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学习；参加过北伐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川西行政公署民政厅厅长、四川省民委副秘书长、四川省政协常委等职）出面组织“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一面做好死难同胞的善后工作，一面开展抗英斗争。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各界给予支援，对英国进行制裁，以雪国耻。
为了声援万县民众的抗英斗争，9月9日，“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在四川巴县成立。18日，重庆市民6万多人愤怒集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时又有10多万人举行火炬游行。接着，重庆的英美烟草公司华工宣布罢工，市民组织宣传队，四处进行宣传。四川各地纷纷成立反英组织，爆发较大规模的反英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