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投笔从戎
云南同四川接壤，去云南谋生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就连生活习惯相差也并不多。清王朝的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其中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批学生。这或许是朱德去云南的一个理由。
当然，当时中国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着“强兵救国”论，心底里认为中国要强盛，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就是这一思潮的积极拥护者。而今，“教育救国”的梦在朱德看来被击得粉碎，朋友约他报考讲武堂，这不失是一条新的好路。
日行夜宿，起早贪黑。经过12天的长途跋涉，23岁的朱德于1909年初再次来到成都，找到朋友敬镕。
春节过后，朱德和敬镕结伴，迎着早春的风寒，踏上漫漫的旅途。这次千里跋涉远走云南，确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开始了从士兵到元帅的长途跋涉。
动身时，朱德除了那个从仪陇带来的小布包袱外，就是一捆草鞋。他就是凭着这捆草鞋去走天涯的，一路上经过嘉定（乐山）到了叙府（宜宾），向云南挺进。
山间的路蜿蜒曲折，一边是陡直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漆黑如墨的万丈深渊。在70多天的“小长征”中，朱德真正体会到了“吃尽云南苦”的全部含义。4月中旬，他们终于走进了云南省会——昆明的城门。
实在不容易呀！没有坐船，没有骑马，硬是凭着一双铁脚板和一捆草鞋，穿山越岭，涉水过江，走了3000余里。
朱德和敬镕在昆明城内龙井街一萧姓四川人开的临阳小客栈里住下。这时，朱德才决定给家里写一封信，一是报个平安，二是把自己这次离家远行的真相告诉父母。他在信里说，家里祖、父两辈人都指望自己支撑门户，指望自己当官、挣钱，使全家人从贫穷中摆脱出来。老人们的心愿是好的，但根本无法实现。眼看国家都快要亡了，救国要紧，没有国，哪还有家呀？！所以，现时无法顾家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只求来日报答。他还说，家里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别说见到当兵的，就是听到当兵的都反感，总认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时代变了，好多热血青年都走上了“从戎救国”之路，是“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自己选择的路，这次是走定了，义无反顾，决不后悔。
第二天，他们去打听报考讲武堂的事情，很快了解到：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才，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于是，在云南昆明建立了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巡防营培养骨干。同时，还编练新军一镇（师），定名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别人还告诉他们，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籍的学生，外省人没有当地老住户和有地位的人担保，是不能报考的。后来，敬镕找到了一位四川同乡，想请他担保报考讲武堂。这位同乡是在由四川人组成的新军步兵标（团）里供事。这个步兵标驻在巫家坝，归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协（旅）管辖。看在乡亲的份上，他满口答应了。
夏季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招生考试开始进行。朱德和敬镕在热情的川籍军官的介绍与担保下，报名参加了考试。公布成绩时，朱德和敬镕都合格了，且成绩都不错，他们俩十分高兴。朱德心想，进讲武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公布录取名单的那天，朱德早早就去了。谁知名单上只有敬镕，却没有朱建德。那一刻，朱德感到万分失望。
朱德不甘心自己的落第，他去追问那名川籍军官：“他们为什么不录取我？为什么？”那名军官带有几分同情的口气说：“也许因为你是四川人。”
“不对，你说得不对。敬镕也是四川人，他为什么能录取？况且我比他考得还好？”朱德为自己申辩。这时，敬镕皱了皱眉头，略带不安地解释：“建德，这件事也怪我，我担心四川人录取不了，在报名的最后一瞬间，我决定改变籍贯，写成出身云南一家地主家庭。”
听后，朱德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这个小小的把戏对于一向办事认真、为人老实的朱德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怎么办呢？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四川也回不去了。朱德望着日夜向往的那个讲武堂，暗暗在心中说，我一定要进讲武堂，一定要去当兵。
决心已定，决不能后退，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他也要去闯荡闯荡，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这是他从生母身上学来的不怕困难的精神。当朱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那名川籍军官时，军官感到很惊讶。那时候，有文化的人是不愿意当兵的。朱德愿意当兵，正是求之不得，那军官立刻答应把朱德介绍到川军的步兵标里去：“不过，你最好改个名字。”
从这时候起，朱德就改掉了“朱建德”名字，而以“朱德”两字报名当兵，并把自己的籍贯改成云南省临安府（今建水）蒙自县。因为这一个变故，后来有许多人都以为朱德是云南人。
在新军里，由于朱德的文化程度高，又上过体育学堂，有强健的身体，在入伍后的基础训练中，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很快就担任了队（相当于连）部司书（文书）。
但是，朱德在司书这个职位上只干了一两个月，七十四标标统（相当于团长）罗佩金就主动保荐朱德到陆军讲武堂受训。步兵标和讲武堂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朱德仍然为能进讲武堂受训而庆幸。一有机会，朱德就去观看讲武堂学员的训练。
一天，罗佩金把朱德叫到跟前，上下扫了几眼，虎声虎气地说：“讲武堂又要招考新生了，本标统有意保荐你赴考，怎么样？”朱德一听，喜从天降，连忙抬手向罗佩金敬一个礼。
各项考试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一次，朱德在报名表上填的是填的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人，而不是四川人。不过，口试时，主考官觉察他说话有四川口音。这时，朱德巧妙地回答：“我家祖父居守蒙自老业，家父久在四川做官，我自幼随父，所以是四川口音。”于是，朱德很顺利地被录取了。这年，他终于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大门。后来，朱德在回忆时说：“我的志愿总是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因此感到非常高兴。”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昆明承华圃，东临翠湖，这里原是明洪武年间沐国公沐英练兵的旧址。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张开儒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其中大多数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拥护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主张，怀有强烈的反清情绪。
讲武堂分甲、乙、丙3个班，又分为步、骑、炮、工4个兵科，计有学生400余人。朱德作为丙班步兵科的学生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生涯。
讲武堂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每天上课6个小时，下操2个小时，只有星期日才可稍作休息。由于朱德经历过一段士兵的生活，于是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在课堂上，他认真学习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在训练场，他努力掌握每一个动作要领。很快，他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受到同学们的敬佩和教官的赞扬。
日后，朱德在回忆时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
朱德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洪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有一天，李根源在操场看到朱德的训练动作做得准确、利落，心中感到由衷高兴。当即向朱德所在队的队长顾品珍夸奖起朱德。而顾品珍对此并不以为然，并向李根源述说了朱德冒籍进入讲武堂的事情。
原来，顾品珍在上课时经常体罚学生，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可是谁也不敢得罪顾品珍。为此，朱德带头向顾品珍提出反对体罚的意见，弄得顾品珍十分尴尬。后来，顾品珍察觉到朱德冒籍的事。于是，伺机报复朱德，建议将他除名。
朱德知道冒充云南籍贯的事已经瞒不过去了，就把自己同敬镕一起相约投考讲武堂，立志以军事救国，怕家庭阻拦，只身出走，凭借朋友凑给的微薄盘缠，千里跋涉，步行到昆明，第一次报考未被录取的原委，详详细细地在李根源面前叙说了一遍。听着听着，李根源被打动了。
李根源和顾品珍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深知其刚愎自负、气度狭隘。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对顾品珍说，朱德有志于救国，不远千里投考讲武堂，实为可贵。像他这样朝气勃勃的有志青年正是讲武堂需要培养的人才。同时，李根源还主张对朱德冒籍一事更改过来即可，不必再追究。在李根源的劝说下，顾品珍恍然有所悟，怒气渐消。后来，朱德回忆说，从此顾品珍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教官和学生的思想极为活跃，他们组织社团，传播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朱德在班上结交了一些朋友，如范石生、唐淮源、杨如轩、朱培德、李云鹄、王均、金汉鼎等。不久，他就约范石生、杨如轩、金汉鼎、唐淮源、田钟谷、李云鹄等七八个人组成一个社团以五华山命名，叫“五华社”。以互助互励、拯救中华为宗旨，并结成“金兰之交”，立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亲如手足，永不背叛”的誓言。
当时的讲武堂成了云南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清政府对此有所警觉，代表着守旧势力的云南提学司叶尔恺暗中拉拢部分教官和学生，秘密监视讲武堂的各种活动。
有一次，朱德得到了几期由云南同盟会主编的《盟报》和《云南》杂志。白天挤不出时间阅读，朱德只好每天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读。一天晚上，朱德正躲在被窝里看《盟报》，一个外号叫“田螺精”的教官，鬼头鬼脑地朝朱德床边走来。“田螺精”是反动提学司叶乐恺派到讲武堂的走狗。他听到有人告密，说朱德每天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看进步书刊。于是，“田螺精”利用夜间查铺的机会，想从朱德身上抓到把柄，以此来压制同盟会的革命活动。
朱德对“田螺精”早有戒备，听到房门有轻微响动，就把《盟报》塞到铺板底下，侧过身子装睡着了。“田螺精”走到朱德床前，见他枕头上放着一本书，悄悄地拿起来，用手电筒照着书面，原来是《孙子兵法》。“田螺精”气得把书往朱德床头一扔，灰溜溜地说：“熄灯了，不准看书。”
第二天早操后，一个同盟会会员问朱德：“昨晚是怎么回事？”朱德笑了笑：“这种人，长得像个猴精，其实比猪还蠢。”
第一学期后的一天，一位同学找到朱德，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同盟会。对于同盟会以及它的组织者孙中山，朱德早在体育学堂上学时就已经听说。那时，他曾寻求加入同盟会，却没有实现愿望。此时，有人主动地找他加入同盟会，他欣喜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但他还是审慎地答复那个同学，待他考虑一番。
不久，朱德如愿以偿，歃血宣誓，加入了同盟会。随后，在朱德的介绍下，“五华社”的成员也先后加入同盟会。从此，朱德开始走上了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
1910年的一天，滇越铁路通车典礼在昆明火车站举行。修建滇越铁路，是法帝国主义在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之一。法帝国主义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越南为跳板企图侵略我国的云南、广东、广西各省，并进而控制整个广州湾。
这天早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全体学生早操完毕，全都被带到讲台周围，听讲武堂总办李根源讲话，站在排头的朱德发现总办的脸色十分严肃而阴沉。“同学们！”朱德听出总办今天讲话的声音有些异常：“法帝国主义已将滇越铁路修到了昆明，今天要在车站举行通车典礼。这是我们云南同胞，也是全中国同胞一个耻辱的日子，大家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是军人，肩负着守土卫国的重任。大家在学校应该努力学习，将来一定要雪耻救国。今天，停课放假一天，大家可以到车站去看一看。回来以后，每人写一篇文章，谈谈你们的感想。”
会散了，朱德和其他同学一样，紧皱眉头，心里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十分沉重。
等朱德和同学们赶到火车站时，站台上下挤满了人。不一会，一列满载着法军士兵的火车驰进了站台。插在车头两边的法国的红、白、蓝三色国旗，在阴凉的微风中飘动着，乐队奏起了《马赛曲》。这时候，朱德怒火填胸心欲炸，唱起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身边的同学们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唱着，唱着，朱德只觉得脚下的土地在微微颤抖，心里像被毒蛇咬噬了一样感到绞痛，忍不住地哭了起来。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眼前的一切，咬着牙，流着泪，扭头向学校的方向跑去。
从那以后好几天，朱德一直沉默不语。无论上课、吃饭、睡觉，他怎么也抹不掉那一幅幅屈辱的画面。不久，他以《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为题作文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此后，他时常默默地提醒自己：“学好本领，雪耻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