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站上马上一个人都没有了。
等到夜里，开始抓人了。阿尔焦姆也被逮了起来。朱赫来那天晚上不在家，德国人扑了个空。
被抓起来的人都给囚禁在车站大货仓里，德军对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要么重新上班，要么接受战地军事法庭审讯。
差不多全线的铁路工人都举行了抗议活动。这一整天铁路运输瘫痪了。与此同时，在距车站一百二十公里处发生了战斗：一支强大的游击队破坏了铁路线，还炸掉了几座铁路桥。
当晚有一列德国军列驶进车站，可车一停下，司机、副司机和司炉就没影了。除了这一列军车之外，还有两列火车没人开车。
货仓沉甸甸的铁门开了，车站警卫队长德军中尉、他的副官以及一群德国兵一块挤了进来。
那副官叫道：
“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勃鲁扎克这里的柯察金是保尔的哥哥阿尔焦姆，勃鲁扎克是谢廖沙的爸爸。柯察金和勃鲁扎克都是他们的姓。你们三个组成一个乘务组立刻去开车。要是不答应——立刻枪毙！你们意下如何？”
三个人无奈地同意了。他们被押上了车头。随后那副官又说了驾驶另一列火车的司机、副司机和司炉的名字。
车头发动起来了，怒气冲天地喷出红红的火星。它不堪重负地喘息着，划过夜间的黑暗，顺着铁路线急驶而去。阿尔焦姆朝炉子里添完煤之后，用脚关上了炉门，拿起工具箱上边那翘嘴茶壶，喝了一口，转过来朝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说：
“老爷子，我们就这么顺从地为他们开车吗？”
老司机浓眉下的两只眼睛生气地眨了一下，说道：
“是啊，刺刀在后面逼着！有什么招儿呢？”
“跳下车头，逃跑吧？”勃鲁扎克瞥着在煤水车上坐着的德国兵，建议说：
“我也这么考虑，”阿尔焦姆小声说，“就是这个浑蛋在咱们后面看着，难以脱身。”
“是——啊。”勃鲁扎克也拿不准主意地拉长声音说道。他伸出脑袋向外看。
老波利托夫斯基附在阿尔焦姆耳边，小声说：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他们运东西，你知道吗？那边在战斗，造反的同伴们破坏铁路，我们却拉着这帮恶棍，他们到了那儿，就能轻松地杀死我们的同伴。你清楚吗，小伙子，即使沙皇在位的时候，我也没在罢工时开过车，眼下就更不用说了。拉敌人去打自己人是一生也逃脱不掉的罪恶。这列火车上原先的开车人也全不干了。他们不顾死亡的威胁，不给他们开车了。我们也决不会把这列火车开到终点。你说是不是？”
“你说得在理，老爷子，我们怎么收拾那个坏蛋？”阿尔焦姆朝后边那个德国兵使了个眼色。
老司机锁着眉头，用棉纱布擦了一下头上的汗水。他那两只通红的眼睛盯着气压表，好像想从那里找到解决这棘手的难题的方法一样。随后他又带着愤怒、茫然无措的神情凶巴巴地骂了起来。
阿尔焦姆喝了点水。两个人都思考着这件事，可谁也没想出好主意。忽然，阿尔焦姆记起了朱赫来的问话：
“老弟，你怎么看待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思想？”
他也记起了自己当时的回答：
“我时刻准备竭尽全力。你就信任我吧。……”
“多么可笑的竭尽全力——拉着敌人打自己人！……”
波利托夫斯基俯身靠近阿尔焦姆身边的工具箱，鼓足勇气对他说：
“我们得杀死这个人。知道吗？”
阿尔焦姆吓了一跳，可波利托夫斯基咬得牙齿咯咯直响，又接着说道：
“没有其他办法了。先杀了他，再把调速器和操纵杆丢到炉子里，火车慢下来后，就跳下去逃跑。”
阿尔焦姆觉得好像心里压着的大石头卸了下来一样，赶紧说道：
“好。”
阿尔焦姆附在勃鲁扎克耳朵旁把这个办法跟他说了。
勃鲁扎克并没有立刻答应。他们这么做弄不好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全都是有家室的人。特别是波利托夫斯基，他家里的人挺多，九口人都得要他养活，但是他们又全明白，他们怎么也不会把这列火车开到终点。勃鲁扎克终于开口了：
“好，我没意见，可谁去……”他说了半截，阿尔焦姆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阿尔焦姆转了过去，冲正在操纵调速器的波利托夫斯基点了一下头，告诉他勃鲁扎克也不反对他们的主意。可他又被另一个还没解决的难题困扰了，他俯身靠近波利托夫斯基，和他说道：
“那我们怎么干呢？”
他瞧了瞧阿尔焦姆，接着说：
“你去杀他，你最结实。用铁棍子使劲打一下——他就会死去。”这老司机说话时情绪十分冲动。
阿尔焦姆眉头紧锁。
“这可使不得，我下不了手。要明白，他是个小兵，他没有犯错，他同样是被人逼不得已才来的！”
“你说他没有犯错？”波利托夫斯基睁大眼睛盯着他，“我们也没有犯错，我们也是逼于无奈才来开车的。你可清楚，我们是拉着敌人。就是这些没有犯错的浑蛋要去毫不留情地消灭游击队员，难道游击队员犯了错？……哎，你这个蠢货，结实得像头熊，但思想就是转不过来弯！……”
“好，我去。”阿尔焦姆一边声音沙哑地说着，一边去拿铁钎。波利托夫斯基小声说：
“我去吧，我更稳妥些。你拎着铁铲爬到煤水车上去铲煤到时他还没死的话，你再用铁铲打他。我马上假装去用铁钎挑选煤块。”
“你说得有理，老爷子。”勃鲁扎克点了一下头，就走到调速器边上。
那个德国兵头上扣着一顶红边的无檐呢帽，枪放在腿中间，坐在煤水车边上，正吸着雪茄烟。他只是不时地仰起头来，看一看车头里操作的工人。
当阿尔焦姆爬上煤水车顶铲煤时，那个士兵并没有一丝怀疑。而当波利托夫斯基又假装把煤水车边上的一些大块的煤弄下来，打着手势叫他让开一点时，那德国兵也毫无戒心地下来了，来到了车头的门口。
突然，简短而沉重的铁棍子一下子打在德国兵脑袋上的声音让阿尔焦姆和勃鲁扎克像被火烧了似的抖了一下。那德国兵的尸首像死狗一样趴在了过道上。
无檐呢帽马上渗出了鲜血。步枪掉在铁板上，哐当一声。
“死了。”波利托夫斯基小声说并把铁棍子扔到一边。他的脸神经质地抖了一下。他接着说：“现在，这家伙已经死了，我们别无选择了！”
他的声音忽然顿住，可马上他又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闷，叫道：
“拽掉调速器，快！”
过了十分钟，什么都干完了，没人开的列车逐渐地慢下来。
火车头上的灯像光圈照亮了铁路两边一闪而逝的树木，接着又把它们丢在无尽的黑暗中。车头的灯光想刺破夜幕，可夜幕是厚重的，灯光仅能照到前边十米左右的地方。现在火车好像已经毫无力气了一样，喘息声越来越小。
“跳下去，小伙子！”阿尔焦姆听到背后波利托夫斯基的声音，于是他的手松开了使劲握住的把手。他那魁梧的身子随着惯性朝前冲去，两只脚站到了飞快向后退的地面。他歪歪扭扭地走了两步，就摔倒了，翻了一个跟头。
随后另外两个人也从车头两边的踏板上蹦了下来。
勃鲁扎克家的人都十分担忧。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谢廖沙的妈妈——已经四天没有好好休息了。丈夫一点消息也没有，她只清楚她丈夫和阿尔焦姆、波利托夫斯基一同被德国人逼着开一列军车。昨天，三个盖特曼警备队员到她家里，野蛮地、嘴上骂骂咧咧地审问了她一次。
她在审问中不太清楚地感觉到，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妥的事情。因此，在警备队的人离开后，这个十分担心的女人就围起头巾，打算到阿尔焦姆的妈妈那儿问问丈夫的信儿。
她的大女儿瓦莉亚正在厨房里整理东西，一看到妈妈要到外边去，就问道：
“妈妈，你要出远门吗？”
安东妮娜含着眼泪看着女儿，说道：
“我去阿尔焦姆家，可能在他们那儿能有一些你爸爸的信儿。如果谢廖沙回来，叫他去车站波利托夫斯基家打听一下。”
瓦莉亚关心地抱着妈妈的肩膀，把她送到门口，尽量安慰她说：
“妈妈，你不要过于着急。”
保尔的妈妈像平时一样亲热地接待了安东妮娜。这两个女人都想从对方那儿问到一些消息，可一开始说话，她们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保尔家昨天晚上也被检查过。警备队是来逮捕阿尔焦姆的，在走之前警告保尔的妈妈说，她儿子阿尔焦姆一到家，要立刻去警备队队部送信儿。
警备队晚上的检查让保尔的妈妈特别担心，因为只她自己在家，保尔晚上总是去电厂上班。
保尔早晨才到家。当他听完妈妈讲警备队昨天晚上曾到家里检查和抓阿尔焦姆之后，他的心忐忑不安，替他哥哥的命运发愁。尽管他们脾气各异，阿尔焦姆的外表看样子十分严肃，兄弟俩相互的感情却十分深厚。这是一种真挚而严肃的感情，这是一种用不着成天挂在嘴边的感情。保尔头脑特别清楚，他哥哥要他帮忙时，他什么都能放到一边，而且一点也不含糊。
保尔来不及休息，马上出发去车站机务段找朱赫来，可没有发现。从熟悉的那些工人里，他没问到一点关于哥哥几个人的情况。波利托夫斯基家的人也是什么也不清楚。在院子里保尔遇到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小儿子包里斯。保尔从他那儿听到，警备队昨天晚上也去他们家检查过，想逮捕他爸爸。
保尔并没有为妈妈打听到什么信儿。他疲倦地躺在床上，立刻就进入了心神不安的噩梦之中。
瓦莉亚听见了叫门声就扭过头来。
“什么人？”她问了一下，就去开门。
站在门口的是头发棕黄而乱糟糟的克利姆卡。他肯定是飞奔而来的：满脸通红，呼吸急促。
“你妈在家吗？”他问瓦莉亚。
“不在，她出门了。”
“她到哪儿去了？”
“可能去柯察金家了。你找她什么事？”克利姆卡刚想往外跑，瓦莉亚一下子抓住了他的胳膊。
“到底是什么事？”瓦莉亚拽住克利姆卡，请求说。“喂，快告诉我，你这个棕毛小熊，你倒是说呀！把人都要急坏了。”她用命令的口吻说。
克利姆卡忘了所有提醒，忘了朱赫来让他只能把纸条送到安东妮娜自己手上的严格命令。他在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脏纸条交给了瓦莉亚。他无法不答应这个头发浅黄的谢廖沙的姐姐，因为头发棕黄的克利姆卡对这个可爱的姑娘一直百依百顺。当然，这个十分憨厚的小厨工自己也不能确信自己喜欢她。他把纸条交给瓦莉亚。瓦莉亚赶紧看着：
亲爱的！不用挂念，我现在很好。我们几个都平安脱险。详细情况以后再告诉你。请给另外两家捎信儿，他们也都没事儿，叫他们放心。看后烧掉。
勃鲁扎克
瓦莉亚一看完纸条，就跳到克利姆卡面前：
“棕毛小熊，亲爱的，你是在哪儿得到这张纸条的？跟我说，你到底是在哪儿得到的？快点告诉我呀，你这个小笨熊！”她刨根问底地问着不知所措的克利姆卡，于是他不明不白地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是朱赫来在车站让我送的。”话一出口，他就记起了他犯了错误，就又补充说，“但是他跟我说，绝对不能把纸条送给第二个人。”
“呵，好的，好的！”瓦莉亚高兴地说，“我肯不会再说出去的。喂，亲爱的棕毛小熊，赶紧到保尔家去吧，你能在那儿遇到我妈妈。”说着她就略微推了一下克利姆卡的后背。
克利姆卡那棕黄色的脑袋马上在栅栏门外不见了。
阿尔焦姆他们三个谁都没回家。当天夜里，朱赫来去了保尔家，把火车上发生的情形完完全全地跟保尔的妈妈说了一遍。他竭力安慰害怕得要命的老太太，说他们三个都很安全，现在住在偏僻的乡下勃鲁扎克的叔叔家里，只是现在还不适合回来。但是德国人的日子也很难过，事态也许马上就会出现变化。
因为出现了这件事，三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三家特别兴奋地看着那突然捎来的纸条，可是各家却更加孤独、更加空荡荡的了。
有一天，朱赫来假装路过的样子探望波利托夫斯基的媳妇，送给她一点钱，说道：
“大娘，这是你丈夫让人带来的生活费，你要小心，绝对不能向别人提这件事。”
老太太十分激动地抓住他的手。
“呵，多谢你，我们连一个卢布都没有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这钱是在布尔加科夫留下的经费中拿出来的。
“唉，唉，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走着瞧吧。虽然停工抗议活动失败了，工人们在死亡的逼迫下不得不重新上班了，可是火已经点着了，这火是谁都无法熄灭了。他们三个是好样的，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当朱赫来从老太太家走向铁路机务段时，心里激动地这么思考着。
在沃罗比约夫·巴尔加村外边的大路边上有一个破烂的、就要倒下的、墙上熏得黑乎乎的铁匠铺。波利托夫斯基站在火炉边，朝着烧得正旺的炉火，稍稍地眯着眼睛，用一把很长的铁钳夹着一块烧得红彤彤的铁。
阿尔焦姆俯下身子使劲不断地压着绑在横梁上的皮风箱杠杆，往炉子里吹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