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家祭多不同，盖五方风俗沿习与其家法所从来各异，不能尽出于礼。古者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周官教民，礼与俗二者不偏废，要不远人情而已。韩魏公晚年裒取古今祭祀书，参合损益为《祭仪》一卷，最为得中，识者多用之。近见翟公巽作《祭仪》十卷，而未之见也。问其大约，谓如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当以鬼宿渡河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类此，援证皆有据，公巽博学多闻，不肯碌碌同众，所见必每过人也。
俞澹字清老，扬州人，少与鲁直同从孙莘老学于涟水军，鲁直时年十七八，自称清风客，清老云：奇逸通脱，真骥子堕地也。尝见其赠清老长歌一篇，与今诗格绝不类，似学李太白，而书乃学周越。元间清老携以见鲁直欲毁去，清老不肯，乃跋而归之。黄元明云：鲁直诗千馀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传于世者尚几千篇也。
诸葛孔明材似张子房学学不同，子房出于黄老，孔明出于申韩。方秦之末可与图天下者非汉高祖而谁，项羽决不足以有为也，故其初即归高祖，不复更问项羽，异之徒，异矣。然而黄老之术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谋而不主夺，图终而不图始，阴行而不帝得天下而己不与也。孔明有志于汉者，而度曹操、孙权不在于是，故退耕以观其人，唯施之刘备为可，其过荀文若远矣。以备不足与驱驰中原而吞操，宁远介于蜀，伺二氏之弊，乃矫汉末颓弱之失，一齐之以刑名，错综万务，参名实，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贷，则以申韩为之也。惟所见各得于心，非因人从俗以苟作此，所以为黄老而不流于荡，为申韩而不流于刻，故卒能辅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张子房不尽用其材，知高祖非三代之主也，彼假韩彭以为用，而终覆灭之。子房谋矣，其可复以身为之乎？至惠帝父子之间，则不肯深与，乃托之商山四老人。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非四老人所办，其间曲折，子房实教之也。然而与人谋而得天下，又有以定其后，以开万世之业，皆谢而不有，非近道者孰能为之。若孔明则不然，刘备初未必有意复汉，盖自孔明发之，方委己以听，而内则费、蒋琬，外则张飞、关羽之徒，材皆出已下，可役使不争，则何惮而不在前是以姑于隅顾二人皆已老，苟经营，以及丕、登之世，犹反掌尔。不幸备先死，继之者禅则无可言矣。使初视二人如高帝之于项籍，则据中原而令四方，何刘璋之足窥乎？暮年数出关陕，岂其本意，知无可奈何，不得不为此以保朝夕。盖为黄老则近道，为申韩则近术，黄老有不必为，而申韩必求胜，此子房、孔明所以异欤？
王荆公初未识欧文忠公，鲁子固力荐之，公愿得游其门，而荆公终不肯自通。至和初为群牧判官，文忠还朝始见知，遂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犹以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它日倘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自期以孟子，处公以为韩愈，公亦不以为嫌。及在政府，荐可为宰相者三人同一札子：吕司空晦叔、司马温公与荆公也。吕申公本嫉公为范文正党，滁州之谪实有力，温公议濮庙不同，力排公而佐吕献可，荆公又以经术自任而不从公。然公于晦叔则忘其嫌隙，于温公则忘其议论，于荆公则忘其学术，不如安能真见三公之为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荐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于中，虽欲荐之亦不能知也。
东方朔始作《答客难》，虽杨子云亦因之作《解嘲》，此犹是《太玄》、《法言》之意，正子云所见也。故班固从而作《答宾戏》，东京以后诸以《释诲》、《应间》纷然迭起。枚乘始作《七发》，其后遂有《七启》、《七摅》等，后世始集之为《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韩退之、柳子厚始复杰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辞变态已极，虽源流不免有所从来，终不肯屋下架屋，《进学解》即《答客难》也，《送穷文》即《逐贫赋》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问》、《晋问》、《乞巧文》之类高出魏晋，无后世因缘卑陋之气，至于诸赋更不蹈袭屈宋一句，则二人皆在严忌、王褒上数等也。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远过裴晋公，错综万务，应变开阖，可与姚崇并立，而不至为崇之权谲任数。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则开元不难，至其卒不能免者，特怨恩太深，善恶太明，及堕朋党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于裴自尚以恩为怨，况牛僧孺、李宗闵辈实相与为胜负者哉？故知房杜诚不易得，天下唯不争长、不争功则无事不可为，而房杜实履之。世但言房乔能以己谋资杜如晦之断为难，不知彼既无所争，何但如晦视天下无不可容者，英卫王魏固优为之，使一毫彼此有萌于中，岂特不能容天下，虽如晦且将日操戈之不暇也。
五代梁、唐、晋、汉四世人才无一可道者，自古乱亡之极未有乏绝如是，盖唐之得士不过明经、进士两途，自郑畋死，大臣无复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盗贼攘夺，故相与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贤士何从而进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业，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之，李之徒遂以类至，便郁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关，南定淮甸，无不如意，而中国之兵亦少弭，其不克成业者，君臣皆早死尔。天固以是开真主之运欤？自是及本朝，硕大俊杰之人继起相望，岂相距五六十年间，前四世独无有而今有之？其所以为天下者异也。禅代之际，尤人臣所难处，非其有圣智，未必能善后，而范鲁公质从容复相艺祖者三年，晏然无纤毫之隙，前辈名公皆心服其人，则虽姚崇、李德裕未必能及也。惜其谦慎隐晦，行事不尽见于后世，只如群臣除议一事，自唐以来皆宰相自除而进书旨，常朝进见，非君国大事不议，至鲁公始正之，皆请面受旨而后行，至今以为故事。此非特自谨嫌疑，严君臣之分，将以革千载之失也。
天地英灵之气钟为山川，山川之气降而为人，皆有常限，不可加损，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则在彼，譬人之元气皆有所禀，养之善则为寿考康宁，不善则为疾病，未有无元气而能为人者也。是以治世多皆材，乱世多奸雄，均一气尔。秦乱而后有陈胜、吴广、项籍，汉乱而后有曹操、袁绍兄弟、孙权父子，晋乱而后有苻坚、石勒、刘渊之徒，唐乱而后有黄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此岂偶然而生哉？亦各有所授之，非若寻常龌龊庸流，泯然以为死生者也。晋以前不可详考，唐自僖后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谓之空国无人可也。虽其宜在黄巢等，然吾观浮屠中乃有云门、临济、德山、赵州数十辈人卓然超世，是可与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办一事。然后知其散而横溃，又有在此者也，贤能之无有，尚何足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