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6日的《北京报》对此有详细报导：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五千元，然实为起码数，有八千者，有一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
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五千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八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声讨曹锟。10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
1919年的“双十节”，吴景濂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赶到保定迎接曹锟。当时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绝于耳。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鬼话，而曹锟也冠冕堂皇地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敬谢不敏云云”的客套话，随后，曹锟踏上专列，驶向北京的宫殿，也驶向了他人生政治生涯的终点。
曹锟以贿选手段，使自己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
曹锟在就职后，发表文告云：
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
曹锟就任之日，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这个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颁布的，可是这个宪法并不被人重视，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
不久，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曹锟及直系的势力日益削弱，直系内部也四分五裂，终于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下台，结束了他的政治军事生涯。称雄中原的直系也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曹锟遇政变身陷囹圄，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想不到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冯玉祥倒戈，使直军惨败，曹锟被赶下台，并遭到软禁。
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有很大的贡献，因为他率军从陕西向河南急进，有助于解决赵倜，论功行赏，冯玉祥坐上了河南督军的宝座。然而冯玉祥一入开封，就解决了宝德全。
宝德全是赵倜下面的师长，暗中接受吴佩孚的命令，维持开封的治安。吴佩孚令宝德全帮办河南军务。吴佩孚听到宝德全被杀的消息后，极为震动，对冯玉祥十分不满，因此撤了冯玉祥的河南督军职务。
冯玉祥听到自己河南督军被撤的消息后，就找张绍曾和张廷锷商量想办法，张绍曾和张廷锷当时对冯玉祥印象不错，很想替冯玉祥缓颊，但知道吴佩孚在盛怒中极难转圜，遂联合拍电向曹锟陈情，曹锟乃打电报给吴佩孚召冯玉祥晋京。
冯玉祥入京后，曹锟遂任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仍兼十一师师长，冯玉祥虽失了河南督军，却换了一个检阅使，总算还不错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然双方各出动二十余万大军，可是战场上的战斗并不激烈，因为奉系张作霖已和冯玉祥暗通声气，而冯玉祥则拖延军机，坐待时间。当吴佩孚在北京坐镇时，冯玉祥自然不敢动手，只派刘汝明等暗中调查吴军开赴前线的确实数字，以待吴佩孚军全部调往前线，吴佩孚离开北京。
吴佩孚对冯玉祥有看法，他们之间隐藏着深刻的矛盾。
冯玉祥与孙中山的交往，是引起吴佩孚对冯玉祥仇视的原因。早在1920年冯玉祥驻湖南谌家矶时，孙中山就派徐谦、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冯玉祥。徐谦、钮惕生二人与冯玉祥是旧识，大家也都信奉基督教，二人劝冯玉祥和孙中山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也认为北方大都受清廷遗毒，误国害民，全国民众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后来冯玉祥又派秘书任佑民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
由于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冯玉祥对曹锟、吴佩孚十分不满。加上曹锟贿选丑剧，激起全国反对，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本有相机反曹锟、吴佩孚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终于给冯玉祥带来了反曹锟、吴佩孚的机会。
前方军情并不利于直军，加以曹锟左右嬖幸，对于吴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怂恿曹锟催促吴佩孚上前线指挥军事。
曹锟的左右说：“如果在北京城内做总司令，谁也会做啊！”
吴佩孚上前线的主要原因，并非曹锟下面的反吴派，而是前线战况的不利，加上海军突袭的计划受了阻碍，吴佩孚所料不到的，是渤海司令温树德并不太为他卖力。
于是吴佩孚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于10月3日率后路援军驰抵古北口，代行总司令职权，以对抗来攻的奉军李景林部。然而这一招吴佩孚又错了，因为王承斌实际早和冯玉祥暗中联结，王承斌已参加倒吴派，自然不会在前线打硬仗了。
首先倒戈的直军是把守九门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他率所部不战而退。
吴佩孚这才于10月11日晚9时，乘坐讨逆军总司令专车，由北京正阳门出发，直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人员随行，还有外国观战武官和新闻记者一百余人随车前往，声势之浩大，在民国初年内战场面中，可以说是空前的。
吴佩孚在前线督战时，对于冯玉祥的行动颇为注意。
冯玉祥本人在怀柔按兵不动，有坐观成败之势，吴佩孚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方严给冯玉祥发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又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的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冯玉祥虽然已和奉系张作霖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
吴佩孚上前线后，冯玉祥是犹豫的，他怕吴佩孚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佩孚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当冯玉祥收到吴佩孚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移后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师，在吴佩孚后方放了一把火。
1924年10月23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在北京的冯玉祥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
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
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
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胡景翼、黄郛、王正廷等人。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第三军军长。鉴于孙中山是否北上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请段祺瑞出山，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阻止直系援军北上。会上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国务总理黄郛，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军总长李书城，参谋总长李烈钧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所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鹿钟麟入城有功，升任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在东单帅府园。
冯玉祥派鹿钟麟和警察局局长张璧率警察和卫士进神武门到故宫与溥仪谈判，逼迫溥仪及其妃嫔迁出故宫，退居摄政王府。
10月24日晨，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率僚属赴九门口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均言：
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二十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
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胡景翼、孙岳等。
当吴佩孚看到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
吴佩孚感喟地把冈野的三通电报扔在公案上，他当时还很镇静，要求大家对这个事变保守秘密，以免前线军心摇动。
10月25日晨，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赴九门口前线督战，过了中午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佩孚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
当天下午6时，吴佩孚先运兵3000南下，总司令部列车则于下午8时离秦皇岛。前线军事全部分为三大防御线，秦皇岛一线由张福来负责，昌黎一线由彭寿莘负责，滦州一线由靳云鹗负责。吴佩孚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星夜疾驰南返。吴佩孚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10月26日上午11时，列车到达天津。
吴佩孚素来就瞧不起的张宗昌，这时却成为战场上的“骄儿”。
张宗昌所率领的部队如果在今天，就很时髦了，可称之为“外籍兵团”，包括有已改入中国籍的白俄军，以及日本、朝鲜、法国军人，据说这些“洋兵”均曾参与欧战，精娴新式战术，善战而无军纪。张作霖把张宗昌放在最前线，本来是让他做炮灰，想不到却成全了他。张宗昌率领这支游杂军共16000人突破直军防线。
10月26日吴佩孚率军回师后，张宗昌即击破直军董政国所率的第九师、第二十师两师，攻入冷口，27日张宗昌军入建昌营，和倒戈的直军胡景翼部联络，追董政国于滦州。10月27日张宗昌、胡景翼部占领滦州，把直军截成两段，一面南下和榆关奉军围迫秦皇岛及山海关的直军，另分兵追击董政国溃部之后而攻唐山。切断榆、津间交通，张福来败退。
与此同时，奉军吴光新部据海阳，炮击秦皇岛，张学良又从长城低处冲入，加上张宗昌部由滦州南下，直军便在奉军四面炮火包围中。
10月30日，奉军三路攻占秦皇岛、山海关。直军一部乘轮回塘沽，二万余人被缴械。关外直军纷纷逃离战线，麇集车站，这时火车已不能开动，散兵逃向秦皇岛，秦皇岛已失陷，军械粮食遍地堆集，奉军一方面收缴直军军械，一方面清点战利品，收获极为丰硕。
10月31日，自山海关至唐山一带的直军已全失抵抗能力，奉军各路连接，大队长驱入关，以吴光新的骑兵为先锋，自古冶而芦台，向塘沽疾进，和在北京方面的冯玉祥、胡景翼军相呼应，直军几乎全部陷于奉军和冯玉祥、胡景翼两军的大包围中。
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吴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残部乘舰驶离塘沽，这时直军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张宗昌、吴光新两部先入天津，奉军大队亦纷纷抵达，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第二次直奉战争遂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酝酿到接战到结束，前后两个月，直军败得很惨，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根本不敢想的。
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他们一边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谈和平大计，一面又推段祺瑞出来组织北方临时政府，由于段祺瑞政府的包庇，曹锟并没有因“贿选窃位、祸国殃民”而受到制裁。
不久，冯玉祥和张作霖矛盾日益激化。冯玉祥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祺瑞、张作霖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军，因而发动驱逐段祺瑞兵变，并把曹锟释放。后来，在各方军阀的压力下，冯玉祥军队不得不撤出了北京。
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曹锟当总统的想法又一次死灰复燃了。曹锟通电各省说，冯玉祥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复位，但却得不到一点反应。曹锟这才醒悟过来，是大家在观望吴佩孚的态度。于是曹锟赶忙派心腹人去汉口征求吴佩孚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