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态度颇为冷淡地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待待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语。这一来，曹锟大失所望，只好放弃幻想。
自从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便与张作霖化敌为友，拜为把兄弟，共同对抗冯玉祥。不久，曹锟又因直鲁两军争夺保定，不能安身，只得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龙亭（宋朝宫廷旧址）。他每日写写字，对军政各方面仍有书信往来。张作霖常去信，依然称呼为“亲家”、“三哥”。
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组织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
这时的曹锟因屡遭挫折，心情郁闷，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曹家的财权牢牢控制在其养子曹少珊手中，连曹锟也奈何不得他。为此，常常引起众夫人及子女们的不满和忌恨。郑夫人生性好静，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再加上有的孩子常在外惹是生非，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曹锟，其心情是不会好的。曹锟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
据刘夫人的女儿曹士英回忆，1928年的一天，曹锟给刘夫人去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
刘夫人见信写得悲凉，又心疼又生气。因为刘夫人与陈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经不住母亲和姐姐的劝说，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镇商议。曹镇建议刘夫人把曹锟接到泉山里。
刘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杂，不利于曹锟养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锟去住，又请来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给予精心治疗，自己也终日守候在床边细心照顾。几个月后，刘夫人见曹锟的病日益好转，便把他接回泉山里。
曹锟的病情好转后，心情也渐渐好起来。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早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曹锟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他画的画或书写的条幅有的右上角常常盖有一枚章，上写“弱冠从戎服劳国家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曹锟的交情甚厚，曹锟的图章多是齐白石所刻，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璜是齐白石的字）四个字。
曹锟不仅擅长书画，而且颇有文才。据高夫人的后人讲，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锟几个女婿中最得宠的一个。一日，李伯夫请曹锟为自己新布置的一间书房起个号，曹锟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三个大字“伯雅轩”，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红鹏高翔万里”的对联一副。
曹锟脾气一向随和，对待家人和侍从们很少发脾气。
据曹的孙女回忆，其保姆戴妈曾对她说：“总统在世时，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见他，只要听说我来了，就要先召见我。”
每到夏日的傍晚，曹锟院子里常常有些穷邻居来闲聊。这些人中有拉洋车的，也有卖菜的，还有卖大碗茶的。大伙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聊着天。曹锟不让家人给他摆躺椅，也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挥动着大蒲扇，和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政局，谈笑风生，好不自在。此时的曹锟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乐趣。
曹锟常独自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分。有时，听到街上卖鸟的吆喝声，他便命家人把卖鸟的叫到家中，把鸟全部买下，仔细端详着这些围居在笼中的鸟们，然后把鸟笼放在院子中央，打开鸟笼门，充满爱怜地看着这些小生命争先恐后地展翅飞向天空，良久地向鸟儿飞去的方向注视着。
曹锟晚年信佛，他常常烧香念经，还花重金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每天朝拜。
曹锟抽大烟，但不“困灯”，不上瘾。爱听河北梆子，每遇生日做堂会，总要点几出河北梆子听听。
曹锟下野后，身边无兵，来到泉山里后，身边只有两个侍从，一个先生（相当于秘书）。刘夫人花钱请了几个英租界的门岗。家中有三个老妈子及几个丫头，专门伺候夫人和儿女们，收拾屋子等。另外还有两个伙夫，一个司机，一个当差的。
曹锟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齐燮元、高凌蔚、赵玉珂、吴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杨钦山、杜锡钧、蔡虎臣、宋哲元、肖振瀛、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是曹家的常客。尤其是阎治堂几乎天天来陪伴曹锟。这些人有时和曹锟谈谈政局，有时打打麻将，所以曹锟也不觉寂寞。吴佩孚与曹锟关系最厚，但他曾经宣布过自己的“三不”（即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纳妾），所以只是时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曹锟。逢年过节，曹锟及刘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吴佩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
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燮元没有再去曹家。
刘夫人见晚上常有日本人的说客来访，便立下一条新规定，晚9点钟锁大门，不许家人出去，也不许客人们来访。大门钥匙由刘夫人亲自掌管。
曹锟晚年之所以能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除了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亲美英派，吴佩孚也坚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关外，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曹锟的晚年，其家庭中有两件事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很大。
一是陈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士岳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贞（袁世凯的女儿）打架，曹士岳情急之中开枪打伤了袁怙贞。袁怙贞住院后，袁家不甘罢休。此时虽然袁世凯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势力，曹士岳受控告被拘留，曹、袁两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报纸也争相报道这一“趣闻”。后来曹士岳被刘夫人保出与袁怙贞离了婚。这件事曹锟觉得丢了面子，每当家人提起此事，他脸上都现出一种愤愤之情。
二是曹锟的养子、曹锐之子曹少珊，虽在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出生后不久便认祖归宗了，但实际上他仍把持着曹锟家的财产大权。曹锟子女们十分不满，常为此闹矛盾。曹锟看在曹锐的面子上，不忍心对曹少珊过于苛刻，所以曹锟也不能左右家里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常常唉声叹气，很是烦恼。
曹锟虽然在历史上名声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花大把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不过，曹锟却有着最低的底线，那就是不当汉奸，拒绝与日本人合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的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
1938年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八），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
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曹锟共有三个儿子，即曹士岳（陈夫人所生）、曹士岱、曹士嵩（均为刘夫人所生，士岱九岁夭折）；四个女儿，即曹士×（郑夫人所生，名字不详）、曹士熙（高夫人所生）、曹士贞（陈夫人所生）、曹士英（刘夫人所生）。
宋教仁案是民国初期震惊中外的一桩大案，也是青帮参与的几桩最重大的政治性行动之一。刺杀宋教仁的主使者是袁世凯，而执行的杀手是上海的著名青帮分子应桂馨和其结拜兄弟武士英。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成果后表现出的独裁野心，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觉得必须有所行动。宋教仁意欲建立“责任内阁”，以约束袁世凯。当时宋教仁对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很有信心，他首先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接着领导国民党争取国会的多数席位，由于同盟会在革命中表现的政治影响，结果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得近半数票。宋教仁大有出马组阁，当国务总理的势头。袁世凯也知道，宋教仁是国民党核心，所以早已准备下手，欲除宋教仁。
宋教仁以理事长身份周游长江中下游各省后，踌躇满志，决心登程北上一展鸿图。
宋教仁在杭州发表了竞选演说，到上海与诸位同人协商后，就准备出发。当时有人头脑比较清醒，劝其要注意安全。
宋教仁当时心绪正佳，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说，宋教仁哈哈一笑说道：“吾此行为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
陈其美甚至已对宋教仁明言：“小心他们用暗杀手段来对付你。”
宋教仁的回答就更豪迈了：“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搞暗杀，哪里还怕他们来搞暗杀。”他不听于右任劝告，不走海道，坚持乘火车北上。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半左右，宋教仁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陪同下，来到上海沪宁车站检票口。突然，宋教仁身后蹿出一条汉子向其连发三枪，随即逃走。
枪声响过，宋教仁大叫“我中枪矣”，扑倒在前面的栏杆上。
众人急上前送宋教仁去铁路医院急救。虽经多方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次日晨不幸身亡。
陈其美抱尸恸哭，连呼：“此事真不甘心！”
国民党人更是痛感“斯人如此死，吾党复何言”。
孙中山的挽联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刺杀宋教仁，这头的联络人和主持者主要是青帮“大”字辈的应桂馨。
应桂馨，字夔丞，浙江镇海人。年少时即放浪于上海的妓院、烟馆之中，是个流氓习气十足的公子哥儿。
应桂馨出生在商人家庭，自小就不务正业，稍大一些就在上海狂嫖滥赌，吸毒狎妓。先是为雏伶小喜凤赎身并开设“桂仙戏馆”，串演淫戏，被租界捕房拘押。继而又谎称自己是安徽省筹赈委员，因大闹公堂而锒铛入狱，趁夜挖开狱墙逃之夭夭，流窜到外地，一年后才偷偷回到上海。
说到应桂馨后来如何参加了革命，还有一段趣事。
应桂馨逃难后先住在袁树勋那里，后到河南，最后被迫逃到乡间暂避，其父怕他再到外面胡闹，给了应桂馨5万银元，叫他在宁波办个学堂。但应桂馨这种人实在不是办教育的料，不久有3000族人告他强夺族祠公产。正闹得不可收拾时，该校教务主任因事来上海，碰到好友陈其美谈到此事。陈其美那时正在发展革命组织，对帮会人员极为注意。陈其美得知应桂馨在会党中有影响，便有意结识，遂出面为之调解。应由此十分感激，一时两人相交甚密。
应桂馨跟随陈其美投入革命后，非常卖力。他利用自己身在帮会，手里有些得力干将的优势，具体参与了一些重要活动。光复上海之战中，应桂馨亲自率敢死队，攻打制造局。因此，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特委应桂馨为谍报科长。后来孙中山来上海，应直接负责接待，由于应桂馨会办事，也很机灵，孙中山对应桂馨的印象不错，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特任命应桂馨为卫队司令，并令其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尽管应桂馨已混迹官场，但多年在黑社会中养成的流氓习气一时难改。他经常为一些小事寻衅闹事，甚至动刀动枪，所以虽几次做官，但每次都官运不畅。这回又是如此，本来他已取得孙中山信任，前途有望，可时间一长，便忍不住把江湖上的那一套又拿了出来。开始，应桂馨对孙中山由广东来访的亲朋故友还较客气，后来人来得多了，应桂馨时常恶语相向。孙中山对此并未深究，又因其为陈其美介绍，也不便说让应桂馨回家，仅将其改调下关兵站任职。谁料应桂馨竟不买账，无理取闹要将他从上海带来的卫士带走。卫士的直接上司（时应已改任政府庶务长）侍从队长郭汉章不愿回上海，应桂馨竟找了几个亲信，让他们杀害郭汉章。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孙中山只好打发他回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