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才华横溢，勇于探索。在散文创作方面取得一定成绩后，她又尝试小说创作。从1930年开始，她在欧阳山主办的《幼稚》文学周刊上发表小说。
1931年，关露又从南京来到上海闯世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在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沉寂一时的中共地下党又开始活跃起来。关露参加了上海民众抗日反帝大同盟的活动，认识了许多抗日积极分子，其中有一位是纺织厂的女工叫张佩兰。张佩兰是一个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待人非常热忱，她仔细了解关露的经历以后，推荐她担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的副部长，不久又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关露又产生拜访张仁奎的想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抗日热情高涨，关露想写一个具有影响的人物。这时，她想起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张仁奎，她想为张仁奎写一部传记，她甚至都拟好了书名《青帮大佬张仁奎将军》。在这部书中既突出了青帮大佬的色彩，又彰显了将军的传奇。能够写出这样一个人物，的确会震动文坛的。关露越想越激动，于是，她再次来到“范园”拜见张仁奎。
这是1930年夏，六年之后，关露再次拜访张仁奎。她是带着写作任务而来的。为了采访张仁奎，她还做了许多案头的准备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收集了有关张仁奎大量的传闻和逸事。虽然，她刚写作不久，但她对写张仁奎却充满了信心。
“张老太爷，我想采访您，给您写一部传记！”关露开门见山地说。
“写传记，我没什么可写的，还是不写的好。”张仁奎推辞地说。
“在青帮，您是‘大’字辈，在军界您被授予上将军衔；您参加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以来的许多战役。在战场上您英勇顽强，功勋卓著。更重要的是在军界中，您是青帮的最高辈分，在青帮中，您的军衔是最高的。张老太爷，您就是一个传奇。”关露说得句句是真，又句句在理，“把您的事迹写出来，留给后人将是一笔财富。”
“你还知道不少。不过，我是不想写，我不想给自己树碑立传！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安度晚年。”张仁奎坚决地说。面对着这个稚嫩的小姑娘，他不相信她能写好。说句心里话，要写也得找一位年长一点的作家呀！他心想，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呀！拿笔没几天，就想给别人写传记，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胆大。况且，自己还真没有要写传记的想法。张仁奎这样想着，但他却笑着拒绝了关露。
“张老太爷，您放心，我会努力，争取写好这部传记。”关露似乎看出了张仁奎的心思，她信誓旦旦地表态，她真的希望自己能写一部很有分量、很有价值的作品。张仁奎那兼具军界、帮界的传奇生涯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这本身就已成功了一半。况且，她认识很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再经过他们的指点，会把这部作品写好的。“张老太爷，您老就让我写吧！”
“小姑娘，你就别费这个心了，你还有很多事要做，要务实一些，踏踏实实做事，真真实实做人。我很欣赏年轻人上进，但要力所能及，己所不欲而未施之。”张仁奎奉劝说，“好啦，小姑娘，我还有事，就不奉陪了，那就请便吧。”他吩咐徒弟给关露十块大洋。
关露失望地告辞了，这是她第二次拜访张仁奎。如果说第一次仅仅是好奇心的驱使而只想得到帮界的关照的话，那么，第二次拜访则是为了她的事业，她想通过写作这位传奇人物，使自己取得更好的文学成绩而得到文学界的认可。可是，这次采访却以失败而告终。她甚至想不明白，这位青帮大佬为什么这么反感别人给他写传记呢？她想不通，也想不明白，但她并没有死心，她想，以后有机会再来采访张仁奎，她希望完成她的写作计划。后来，关露在多方面收集有关张仁奎的资料，为有朝一日能给张仁奎写传做准备。
23岁的关露入党以后被编入法南区马路党支部，她在支部书记张佩兰的带领下，在南市纱厂、市电车公司、美亚织绸厂先后办起了工人夜校。夜深人静，她也常常和支部的同志一块儿到马路上贴标语。这一年秋天，她又在作家彭慧的介绍下参加了“左联”。
关露参加“左联”不久便爆发了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抗战。“左联”集合关露等一些作家，在丁玲的率领下，到闸北前线去慰问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的将士们。从丁玲开始，每人都给士兵们说了些热情洋溢的鼓励话。轮到关露，丁玲赶忙给士兵们介绍：“她叫关露，是个诗人，我们请关小姐给我们朗诵一首诗吧。”此时的关露，心情异常复杂：日军入侵，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尸横遍野，关露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仇恨。面对这些悍然拿起武器，守卫国家领土的士兵们，关露充满敬意。她含着热泪，毫不犹豫地用悲壮的声调朗诵诗歌，感染了在场的官兵和前来慰问的人们。
1932年，关露在上海西爱咸斯路慎成里（今永嘉路291弄）的妹妹家里，与中共党员沈志远相识。沈志远博学多才，曾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生，精通俄文、英文、德文，编译过《共产国际》中文版，并参加过《列宁选集》六卷本中文版的翻译工作。共同的信仰，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然而很遗憾，这段恋情由于沈志远和关露彼此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见面机会越来越少而渐渐疏远，最终分手。
为了更好地发挥关露的特长，组织上把她的党组织关系也转到了“左联”。当时担任“左联”党团负责人的是作家丁玲，关露担任了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的负责人，在诗歌组活动的有著名诗人艾青、穆木天、任钧等。1932年9月，在“左联”诗歌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诗歌会”。第二年2月11日，“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创刊号出版。关露参加了“中国诗歌会”的工作，和蒲风、柳倩、任钧、穆木天、杨骚等一起负责《新诗歌》的编辑工作，并为《新诗歌》写了不少诗篇。如《马达响了》、《童工》、《织绸女工》都是那时候写作的。《新诗歌》出到二卷四期，因组织被破坏而停刊。
1933年5月，丁玲被捕，周扬继丁玲担任“左联”党团负责人，关露也继丁玲担任了“左联”创作委员会的负责人。
同是1933年，李剑华遭国民党当局逮捕，1934年获释后，先后在张唯一、李克农、周恩来等领导下打入敌人心脏从事情报工作。
1934年后，关露为聂绀弩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写作诗稿。
1936年初，为了建立和组织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自动解散。这时，“中国诗歌会”改组为“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关露当选为理事，继续以充沛的精力倾注于协会的工作。9月，她与茅盾、王任叔（巴人）、郁达夫等34位革命文艺工作者发起成立了新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不久，她又加入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她一面进行文学创作，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关露1936年开始担任《生活知识》编辑，同时担任诗刊《高射炮》编辑。她继续从事新诗写作和开展诗歌朗诵活动。关露还先后出版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小说《新旧时代》，翻译了美国舞蹈家邓肯的长篇传记《邓肯在苏联》、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笑的肇祸》、苏联亚历山大洛夫介绍马雅柯夫斯基的文章《苏联最天才的诗人》。在当时夜色凝重的上海文坛，介绍苏联的革命文学和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1937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拍摄《十字街头》影片，关露应编导沈西岭的邀请，为电影《十字街头》写了首主题歌《春天里来百花香》，由贺绿汀谱曲。这部电影放映后，歌曲很快就流传开了。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
为了吃来为了穿，昼夜都要忙……
原来写的歌词比现在所流行的这首歌内容更为激烈，后因国民党政府检查部门通不过，只得作了一些改动。即使这样，这首歌仍然成为影院、舞台、街头巷尾最受群众欢迎的流行歌曲，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传唱不衰，足见其艺术的生命力。
据统计，在上海陷入“孤岛”时期，关露曾在四十多种刊物上发表过作品，著有诗歌、散文、小说、杂文、评论、译作等多达二百六十多篇（部），这在环境并不宽松的“孤岛”是很不容易的。关露以多产女作家而蜚声上海文坛，创作势头如日中天，当时关露与张爱玲、潘柳黛、苏青被誉为上海文坛“民国四大才女”。
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失败而告终，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上海被日军全部占领，只剩下上海市中心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小块地方日军没有进驻。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也都大部分离开，有的到大后方去，有的到香港，有的去寻找新四军……
尽管上海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但在敌后要开展对敌斗争，需要搜集情报。因此，必须有人留下来从事敌后工作。根据上海地下党的指示，关露继续留在上海，和仍旧坚持在上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们一起从事进步的文化活动。关露依旧是当时上海文坛的活跃分子，她和许幸之、蒋锡金、朱维基、白曙、辛劳、沈孟先等人一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上海诗歌座谈会”，每星期召开一次座谈会。
1937年，党中央根据斗争的需要，在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统战、情报、策反以及宣传党的政策，并建立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交通线。潘汉年、王少春、李克农、刘少文等先后是八路军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领导我党在上海的情报系统，1937年12月25日潘汉年离任赴香港后，由刘少文接任“八办”主任。
关露的公开身份是启秀中学的国文教师，除了白天要上课外，每晚还坚持创作自传体长篇三部曲《新旧时代》、《黎明》、《朝》的第一部。从1938年6月起，《上海妇女》连续一年刊载了关露的《新旧时代》，在当时的上海滩引起了不小的震动。1939年春，“上海诗歌座谈会”决定出版32开本的《诗人丛刊》，由关露和蒋锡金担任编辑。
此时抗战形势日趋严峻，一方面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另一方面以汪精卫为首的一大批汉奸公开投敌。1939年8月28日上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非法的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1939年9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特工总部”，因其巢穴位于沪西的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故简称“76号特工总部”。
1939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关露正在为出版《新旧时代》单行本做最后的改稿。忽然，有人轻轻地敲门，来者是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刘少文。他是带着中共南方局叶剑英给关露的密电来找关露的。
中共南方局是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于1939年初在重庆成立的党组织。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中央任命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凯丰、吴克坚为常委。叶剑英分管联络，协助周恩来兼管情报。南方局是个秘密组织，机关设在重庆曾家岩50号，对外称“周公馆”。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维系国共合作，坚持抗战。
给关露带信来的刘少文，原名刘国章，河南信阳人。青少年时代，他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家乡地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在开封二中读书时投身学生运动。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由中共党组织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红军长征期间，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中，与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进行坚决斗争。“七·七”事变后，担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秘书长。1938年以后，全面主持上海“八办”工作，在社会各界广交朋友，举办上层人士聚餐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配合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各界救亡团体开展工作。
刘少文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的情报负责人，他专门找上门来，关露知道肯定有重要的事情。果然，她打开密信后，就见密信上写着：
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中共南方局常委 叶剑英
关露知道，叶剑英说的这个小廖是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著名爱国人士廖仲恺的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