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才女之一的关露，在上海期间曾经三次拜访青帮大佬张仁奎，其目的是想给具有传奇经历的张仁奎写传记。却被张仁奎婉言拒绝了。当然，如果张仁奎不拒绝，那么，关露会给后人留下更多的有关张仁奎的资料。可惜，到目前为止，有关张仁奎的资料也只是几千字的简历和在其他一些书中的只言片语，以至在写作这部书时，不得不查阅了百余部书的资料，在许许多多的片段中拼合成一个完整的青帮大佬张仁奎。现在写关露三访张仁奎，是想讲述在那个非常的时期，才女关露的传奇经历。
一辆黑牌汽车开到了上海极司菲尔路，停在76号的这座花园洋房大门前。这座房子表面上看上去是那样平静：没有军警把门，没有长枪警戒。然而，这就是整个上海，甚至国民党军统、中统也谈闻色变，望而生畏的汪伪特工总部“76号魔窟”。
车门打开，走出来的是当时被称为文坛“四大才女”之一的女作家、诗人关露。她乘坐的汽车刚停在76号大门前，76号的大门就徐徐地为她打开。此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关露成了76号的常客，能自由出入让人望而却步的地方，而且还和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混得很熟。那么，这个关露到底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她为什么要经常出入于魔窟之中呢？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笔名关露、芳君、梦茵等。原籍河北宣化县，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山西右玉县。她的父亲是个举人，在山西当个七品芝麻官，自命为“上流人物”，有些专横跋扈。母亲早年受过新式教育，具有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因不愿屈从专制的丈夫而引起了彼此之间无休止的争吵。母亲以自身的痛苦经历常常教育年幼的关露：“一个女人一定要能够自谋生活，学点本领，否则将一辈子受气，难以抬头做人。”
关露八岁时，父亲在山西做官的地方患上了中风偏瘫，死在卸任返回太原的途中。母亲靠典当父亲生前衣物并拿出关露和她妹妹胡绣枫的压岁钱凑数，才勉强安葬了父亲。此时，家中一贫如洗。家里除了关露，还有一个比她小的妹妹胡绣枫，母亲靠绣花和替衙门抄写公文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后来，在父亲生前同事的帮助下，母亲去了两所小学校教书，家中的生活才稍稍安定。但是，繁忙的工作和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母亲喘不过气来，母亲心力交瘁，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同事常老师的建议下，母亲变卖所有家当，带着全家到了常老师的老家长沙乡下，买了一块稻田出租，租了一座有菜园的房子，过上了平稳的生活。在母亲的教育和熏陶下，关露阅读了《四书》、《五经》和大量古诗词，打下了较深厚的文字功底。为她以后喜欢上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露15岁时母亲病逝，原本破落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不得已，关露与妹妹胡绣枫到南京跟外祖母和二姨母生活。二姨母也是早年丧夫，又无子女，是个孤苦无依的人，没有固定职业，只能依靠祖上分下来的几间旧屋，除自住外，拿两间出租，每月收几元房租，再加上给鞋店绣花，取得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四个人的生活。那时候，外祖母和二姨母的思想都很封建，建议关露找个家道富裕的丈夫，早点结婚，过一辈子幸福生活。加上关露长得白净漂亮，又有知识有学问，气质风度显得分外高雅不俗、文雅可爱。提亲的做媒的人络绎不绝，但是，不管谁提亲，关露都不动心，一概拒绝。
关露谨记母亲的教导：女人要读书，要独立。关露孜孜不倦地求学，到处寻师访友，曾到青年会去补习英文，又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当时名画家梁公约先生，由于梁公约的帮助，曾免费进入南京美术专门学校学习。
有一次，关露大姨母的儿子，为关露介绍了一个北京银行的经理，关露也是一口回绝。关露的“不通情理”惹恼了外婆和二姨母，表哥也十分生气恼火，觉得关露不识抬举不懂人事！于是外婆、大姨母他们决定强制关露与这个北京银行经理结婚。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儿，面对那么多要用封建包办婚姻枷锁捆绑她的人，面对那么强大的封建礼教的“爱心”，关露要想掌握自己，掌握未来，便只有逃跑！只有逃婚！于是，关露背着家人来到上海闯世界。
刚到上海时，关露就想去拜访青帮大佬张仁奎。关露之所以产生拜访张仁奎的想法，是因为听人说要在上海混下去，如果有青帮罩着，就可以不受欺负，况且，她听说张仁奎是青帮“大”字辈，在上海辈分最高，威信最高。然而，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又初到上海，终找不到门路，听说张仁奎收徒要求很高，自己是初出茅庐的小女子，张仁奎这位上海滩的大佬，怎么会见她呢？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寻到了拜见张仁奎的机会。
这时，张仁奎也刚到上海不久。
这天，张仁奎的徒弟说，有一个女子要拜见他。张仁奎告诉徒弟说不见。可一会儿徒弟说，这位女子来自山西太原，她父亲是个举人。
“是个举人，谁呀？”张仁奎想了想后说，“那就见见吧！但只有一小会儿的时间。”张仁奎告诉徒弟说。
关露（胡寿楣）来到张仁奎面前施了一个新式的礼说：“张老太爷万福。”
“你是？”张仁奎听了这女孩子的道福，可以看出这个女孩具有传统家规。
“噢！张老太爷，家父是山西左玉举人，曾做过县令，我八岁时家父病故！我叫胡寿楣。初来上海，久慕张老太爷威名，特来给张老太爷请安！”关露说。
“你父亲认识我？”张仁奎听关露这么一说，不知她是什么来头。
“不认识。是我崇敬张老太爷，想拜见认识。”关露认真而实在地说。
“噢！是这样。有事吗？”张仁奎问。
“没有，只是想认识张老太爷，给您请安！”关露想说请多关照，但没敢说出口。
“那好！谢谢你。孩子，要没什么事儿，你请便吧！我还有事。”张仁奎说。
“请！”张仁奎的徒弟一伸手，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
“给她十块大洋！”张仁奎冲徒弟说。
“不！不要！张老太爷！”关露怯声地说。
“给你就拿着吧，送客！”张仁奎一挥手说。
关露在徒弟的指引下，离开了张仁奎的“范园”。这是关露第一次拜访青帮大佬张仁奎，这是1924年夏季的一天。
这次拜访张仁奎，关露只是拜访而已，没有其他更多的想法，虽然开始时有请多关照的想法，但在见面后，被张仁奎的威严吓得无影无踪了，刚到上海的关露，对一切都很陌生。
在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关露经人介绍认识了进步人士刘道衡。
刘道衡早年加入过“中国同盟会”，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关系很好。刘道衡的哥哥被军阀杀害后，蒋介石给刘道衡官做，他拒绝了蒋介石的施舍。看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完全背离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生性耿直的刘道衡对国民党的态度从期望到失望，再从失望转到绝望，于是断然脱离国民党，携妻带女，隐居上海。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刘道衡从朋友那里借贷500块大洋，在交易所开了户头，靠炒股维持生计。刘道衡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但是一直喜欢接近和帮助青年人。他知道关露的家庭变故，得知她要远走去河北怀安谋事做后，便动了恻隐之心。刘道衡告诉关露，北方正在交火，兵荒马乱，一个女孩子家独身去千里之外的陌生异乡求职，这一路上的安危，难以预料的。于是，刘道衡和妻子阎佩芬商量，全力资助关露进大学。
关露没有更多的社会经验，也没有多少人生经历，常常分不清好人坏人。但是她对刘道衡夫妇却有一种本能的感觉，觉得他们非常正派正直，非常诚恳真诚，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值得信赖，于是决定留在上海刘道衡家求学读书。刘道衡把关露送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读书，后来，因为妹妹胡绣枫一时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刘道衡又叫胡绣枫来上海，与姐姐关露一块儿到法科大学法律系学习。那时知名人士沈钧儒先生在法科大学任教务长，还有许多有名望的教授，其中就包括不久成为关露妹夫的李剑华。
1928年初，法科大学28岁年轻的教授李剑华，本来是个不关心时事政局一心做学问的学者书生，因为有感于时事骤变，鲠骨在喉，不吐不快，犯了耿直正义知识分子的通病。受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讲授社会学时，在课堂上公然抨击黑暗的国民党统治，慷慨激昂地揭露当局者的腐败，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过，他却赢得了同学们的称赞，打动了两个女学生的心。这两个女同学，就是关露和胡绣枫姐妹俩。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了国民党政府驻济南的特派员蔡公时，全国群情愤激，掀起了反日浪潮。法科大学学生也分队上街游行示威宣传，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关露这时第一次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洗礼。
自从听了李剑华的课以后，两个好学的女孩常常到李剑华教授家借书看，李教授诲人不倦，总是热心地尽师长之意，或给她们讲解，或慷慨借书给她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往的增多，李剑华与胡绣枫相爱了。
李剑华，中国社会学家、法学家。四川大邑人。1921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日本大学进修社会学，1925年毕业归国。历任上海学艺大学、上海法科大学、上海法学院、国立劳动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的社会学教授，讲授社会学概论、犯罪社会学、劳动法等课程。
1928年暑期，胡绣枫暂时转到上海法政大学读书，关露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国立中央大学位于玄武区四牌楼2号，是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于1902年创立的，其前身是三江师范学堂。进入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使文学功底本来就不错的关露再次得到夯实，这为她以后成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女作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刚进大学，一切对关露都是那么新鲜，她认真地学习文化，后来又转入哲学系，师从宗白华先生学习西方哲学。正在关露刻苦钻研的时候，她的妹妹胡绣枫与法政大学的老师李剑华喜结连理，胡绣枫也进入了复旦大学读书。李剑华、胡绣枫夫妇后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不久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通过朋友钟潜九的介绍，关露认识了两位年轻的作家——张天翼和欧阳山。张天翼在一个机关里当小职员，欧阳山在一个书店当编辑（当时的书店实际上是出版机构）。他们几个人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幼稚》周刊，1930年3月出版了创刊号。关露和这些作家的来往，极大地激励了她的文学创作热情。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当时的形势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努力下，1930年的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关露结识的作家张天翼，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祖籍湖南省湘乡县，1906年出生于南京。1924年考入上海美专学习一年，次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课余仍广泛阅读文艺书籍并从事写作。1927年，张天翼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体验下层社会生活，这年夏天他毅然退学，在沪、宁等地充当小职员，做家庭教师、会计、记者、机关办事员、文书等。张天翼的小说以讽刺见长，代表作有《包氏父子》、《华威先生》等。1930年，张天翼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从事革命文艺创作和其他革命活动。
另一位作家欧阳山，原名杨凤岐，1908年12月出生在湖北荆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在他几个月时就被卖给姓杨的人家，从小便随养父四处奔波，在外流浪，接触过很多下层社会的穷苦人。16岁那年，在上海《学生杂志》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1926年组织广州文学会，创办《广州文学》周刊。1927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玫瑰残了》，同年组织南方国文学会。1928年到上海，成为职业小说家。早期作品内容多自我表现，形式上受象征主义的影响。1930年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受启蒙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影响。
在这两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文坛前辈的影响下，关露对文学开始产生了兴趣。她也拿起笔来，试着写一点东西。
一周以后，当《幼稚》第二期出版的时候，便刊登了关露的一篇散文《余君》，这篇文章写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不幸的爱情遭遇。文笔虽然幼稚，可这是关露的处女作啊！她高兴地双手捧着这本薄薄的小刊物，看着她那篇文章，心中十分激动。张天翼和欧阳山不断鼓励她，说她有创作潜力，希望她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
在前辈们的鼓励下，关露的创作热情大增。接着，《幼稚》周刊又发表了关露的第二篇散文《她的故乡》。此后不久，她又认识了从日本归国路经南京从事文学评论的胡风。在这些作家和评论家的影响和引导下，从此，关露热爱上了文学，热爱上了文学创作。在此之前，她有过“出国留学回来当教授”的梦想。
现在，除了“教授梦”之外，关露做了一个新的梦——当“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