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对于中国而言，1856年真是纠结的一年。
自有确切历史记载起，“正朔”就成为帝王时代中国必须计较、必须认真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春秋》的第一句便是“元年春王正月”，身为蜀汉降官的陈寿，入晋后编纂《三国志》，凡写蜀汉、东吴纪年，必郑重加注曹魏纪年，以示“只承认曹魏正朔”；唐将刘仁轨出海远征，临行前特意去领了许多历书，表示此行的意义和目的，在于“颁正朔于海表”。年号之郑重，可见一斑。“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一个“天下”，照理只能有一个“存活”的年号，才能凸显国家之体统，君王之威仪。
然而在这一年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坐在北京紫禁城里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清朝文宗皇帝爱新觉罗·奕詝，摊开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制成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会很不愉快地在这片理应“莫非王土”的“天下”，寻得至少四个并行的年号：在北京和大半个中国，1856年是大清咸丰六年；在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许多府县，这一年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在广西浔州府，这一年是天地会大成国的洪德二年；而在遥远的滇西，这一年是杜文秀的丙辰年。
太平天国是被清廷称作“发逆”的“乱臣贼子”，他们不但改了年号，还顺带改掉了整个历法，不再用大清用惯了的阴阳历，而是用一种“均匀圆满”，一年12个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的“天历”。无巧不巧，这两套“势不两立”的历法如今非但无可奈何地“两立”着，而且它们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时人之新正、今天我们所言之春节，也恰巧是同一天。“爆竹声中一岁除”，在这一天里，北京和南京（那时已被太平天国改叫天京了）倒是可以暂且放下厮杀，同时过一个好年了。公私记载都显示，这一天，“清妖”（太平天国对清朝官兵的蔑称）与对手间，保持了难得的休战状态。也难怪，1856年的新正，也是“咸丰”和“太平天国”两个“正朔”间，唯一一次从同一天开始新的一年。不过这两个“正朔”的重叠也仅限于此，因为到了二月它们之间就会相差一天，三月差两天，四月差三天……到十二月，就将整整相差十一天之多了。两朔并行，国有二主，是“天崩地裂”的不祥之兆，这一点，当年正月，连湖南安化农村一个叫李汝昭的落魄老文人都能感悟到，从小受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奕詝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当然，有一点他可聊以自慰：太平天国的历法编得实在粗糙，他们的中秋节，月亮不过是挂在天边的一把梳子。
“大成洪德”是大清的老对手了，这些裹着红头巾、举着大红旗帜的天地会众，前仆后继、“阴魂不散”地已和清廷缠斗了一两百年。时代在进步，“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也不例外，以往的“红兵”，除非姓朱或自称姓朱，通常是不会称王称帝的，可从广州被赶到浔州的这些起事者，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称起王、改起国号年号来——当然，“正统皇帝”奕詝大可以嘲笑这些人居然有陈、李、梁三姓“并肩王”，简直比太平天国还不成体统。
至于远在滇西的杜文秀，此时不过一个蒙化县境一小队打着白旗抗命的头目，至于他占据大理府，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则还要等到这一年的八月十八。不过以清廷耳目之细密，帝王批阅奏折之勤勉，理事之事必躬亲、琐屑毕至，奕詝应该也早已知道了这个小小“僭伪”政权的存在。
如果说，已被驱离广州的“大成洪德”不过癣疥之患，山遥水远的杜文秀更不值一提，那么太平天国的洪天王便是心腹大害了。
尽管此前一年，北犯京畿的数万太平军已被僧格林沁的大军围剿殆尽，暂时无力向北京发动新的“扫北”，但镇江和瓜洲久攻不下，维系京城粮食、财赋生命线的运河航道也因此无法打通，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整个朝廷寝食难安。
在过去一年里，奕詝的“老班底”——围困天京的江南、江北两大营师劳而无功，巨大的军费开支，正日甚一日地考验着这位体虚皇帝的耐心；在过去一年里，一度给奕詝带来“新希望”的曾国藩、胡林翼的湘军，却在一连串“胜利”后惨败于湖口，强大的水陆劲旅被切作两支，武汉三镇也重新落到太平军手里。
不过，新春之际，对忙碌操劳的皇帝而言，也并非只有纠结，没有希望：长江上游，湘军的主力并无太大损失，江西的曾国藩正与石达开部苦战，湖北的胡林翼则一点点扳回优势；长江下游，江南、江北两大营缓慢但有效地缩小对南京、镇江的包围，据说曾经以“每天三顿饭”招徕新兵的天王洪秀全，已不得不下令全城男女老少一律喝粥了。
有个住在英国伦敦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人，根据辗转得来的报纸消息点评这场遥远而陌生的“革命”，这时他断言，北京城里的咸丰皇帝与南京城里的洪秀全，暂时都无法危及对方的安全。此时的奕詝当然早已知道了英国，却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德国（事实上这时也的确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当然更不会听到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句话，不过此时此刻，在他心里，对未来一年的所谓“剿逆”战局，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抱着份“谨慎乐观”的态度吧。
此时此刻他未必会相信，再过半年，自己会因战局的骤然恶化而惊慌失措，甚至开始担心自己与“江山社稷”的命运；此时此刻他更未必会相信，惊慌失措后再熬上几天，自己就会因情势的戏剧性逆转而欣喜若狂，以至于相信曾国藩所谓的洪杨所部，“不患今岁不平”的浪漫主义断语。
此时此刻，他应该会想到遥远的广州——西洋人口中的“广东府”、当地百姓眼里的“省城”吧？毕竟，运河生命线断绝后，广州海关的财赋收入，已成为国家预算尤其是军费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那里还聚集着很多英国人，这些早已知晓“船坚炮利”、很是厉害的洋人，在得到通商权、传教权后意犹未尽，此刻正纠缠着要入城呢。
奕詝一点也不喜欢洋人，不错，他履约，开埠，允许传教，甚至在上海、广州告急时对地方大员“借师助剿”网开一面，但这些对他而言都是不得已的，被迫的，只要有可能，他就要努力把这些舶来的人、事和思想，限制在尽可能狭小、安全的范围内，他当然不能允许这些洋人进入广东的省会，自己更不想和他们直接打什么交道，只是把和西洋人交涉的一应事务全部踢给自己最信赖的大臣之一两江总督叶名琛。此前他已谆谆告诫这位能吏，一不能启衅开战，二不能允许入城，三不能同意洋人和其他中国官员、部门交涉接触，其他的，“该大臣”就瞧着办吧。
好在，于此时此刻以及接下来的日子里，“令人放心”的叶名琛陆陆续续带给他许多安慰和信心：岭南民心稳固得很，广州城里城外的绅商团练、士子庶民，正众志成城地将英国人拒之广州门外；英国人也“恭顺”得很，正是他们的战船，帮着官兵击退了围困省城近两年的天地会，而他们所贪图的，不过是一些贸易上的蝇头小利，且对自己这位天子的得力干臣敬佩有加。“我办事，您放心”，广州也好，英国人也罢，都不会出什么乱子。
当然，按照“祖宗规矩”，一个皇帝是不能偏听偏信的，他必定会依靠肇始于康熙、大成于雍正的密折制度，从诸如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以及广东省、广州府有“专折奏事”权的大小文武官吏的“单线密报”，来核实叶名琛的“独家消息”是否靠谱。可想而知，他会因此看到多如牛毛、莫衷一是甚至自相矛盾的各种信息，从未去过广州、更未见过洋人的他，自然也很难建立起一个足以分辨真伪的思维体系，并从中获取真实信息。不过他或许能听到“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顺口溜，并因此更加增添一些信心——官怕洋人？朕却是不怕的。
此时此刻，相较于“海晏河清”的广东省和广州府，西邻广西恐怕更令他牵肠挂肚，这并不仅仅因为那个刚刚把浔州府改作“秀京”的“大成洪德”——越来越多情报显示，已有一些法兰西人跑到广西腹地传教，而根据道光廿六年（公元1846年）正月（公历1月25日）弛禁天主教诏书，西洋人原本只能在通商五口合法传教。这一年即便大多数欧美传教士，也还弄不明白太平天国和自己所信奉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上帝”，奕詝和清廷自然更弄不清楚，此刻他所想的，恐怕只能是“决不能让广西再闹教乱”。
此时的他当然不会想到，大半年后，“恭顺”的英国人会突然在广州翻脸，而此前没怎么打过交道的法国人会站在英国一边，闯祸的则正是广西发生的教案——事实上即便大半年后他也一样会糊里糊涂，因为叶名琛届时给他递上的，将是一纸“痛剿英夷”的捷报。
再过几个月，英国治下香港的首任总督、曾在鸦片战争中带兵北犯的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就要去世于任上，这标志着香港在英国治下，已悄然逾越了最初的过渡期。英国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美国人，此刻已不满足于五口通商，更不满足于在几个通商口岸和叶名琛之类的老滑头打交道，他们野心勃勃，渴望彻底打开中国门户和市场，并与中国中央政府建立直接联系。
不过，至少在年初，他们仍在小心翼翼地观望：此前对太平天国的外交试探让他们颇感失望，而与腐朽不堪清廷的交往也因奕詝的鸵鸟政策和叶名琛的欺上瞒下，而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如今他们要等待的，是清廷和太平天国间的中国内战能产生一个明显的胜利者，或更方便打交道的一方。当然，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耐心已经越来越小了。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此时此刻，每一个中国人乃至每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去想：这一年，究竟将会发生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