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基固本
正如前文所言，1856年年初的中国，正处于“两国交兵、南北对峙”的局面。在遥坐在开埠已久的香港冷眼旁观，或就近站在刚“圈地”不久的上海租界隔岸观火的西洋人看来，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扑朔迷离，究竟谁将成为合法的统治者，尚且是件难以判断的事。
然而在这一年的年初，清廷对自己的命运显得特别乐观，特别有自信。
由于“北犯”的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已分别在直隶连镇（今河北东光县连镇镇和河北景县连镇乡）和山东冯官屯（今山东聊城市茌平县冯官屯镇）被消灭，林、李两人均被清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俘送京师处死，清廷不再担心太平军会再度“直犯京畿”，并在咸丰五年五月初十日（公元1855年6月24日）裁撤了咸丰三年五月十八日（公元1853年6月24日）专为组织北京城防、以防太平军进攻京城的专门司令部——京城巡防处。内阁大学士祁寯藻的弟弟、前江宁布政使祁宿藻于咸丰三年在南京陷落之役中死于太平军之手，这位道光、咸丰两代皇帝的老师（以后他还将有幸成为同治皇帝的老师，从而完成“三代帝师”的“帽子戏法”）因此对太平天国恨之入骨，急欲“犁庭扫穴”，让“王师”收复南京，以报“国仇家恨”。他在自己的诗集中一而言“便从河北移江左，振旅攻成赞帝廷”（《喜闻官军功克连镇生擒逆首林凤祥》），再而言“仰惟宵旰忧，念此孤鸿哀。排云叫九阊，豁达青冥开。天弧正南指，风雨平三阶”（《闻大军功克冯官屯生擒逆首李开芳河北肃清悲喜交集纪事抒怀》）。很显然，他诗中表达的，是一种“速攻速胜”的意愿，具体战法则是让当时坐拥满蒙汉精兵近4万人、刚因剿灭太平天国扫北军而晋封博罗勒噶台亲王世袭罔替的僧格林沁率部南下，直接加入围攻天京的战事，并将主攻方向定在天京的北面。尽管祁寯藻并不主管军事，但作为皇帝信任、朝中影响力深厚的元老重臣，他的想法显然有一定代表性，而且这种对战事乐观的情绪，也不可能不影响到曾是他学生的咸丰皇帝奕詝。
很显然，奕詝此刻的心情和他的老师以及当时大多数满蒙汉王公大臣们是相近的，大有柳暗花明、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这从他在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末、六年（公元1856年）初的一系列上谕、朱批中便可一目了然。不过奕詝此时并不打算照祁寯藻等大多数清廷政要的打算行事，让僧格林沁的“得胜之师”南下进剿。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很多的。
京师巡防处最盛时，仅正规军就达149000人之众，加上团练人数更多，而前线僧格林沁等指挥的一线人马至少也有五六万，这无疑是道光、咸丰两朝罕见的一次大规模兵力集结。但如此规模的兵力集结是有其前提和代价的，即京城危在旦夕，不得不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自保，此时的动员力可谓达到、甚至突破极限，却是注定不能持久的。同样是那位“帝师”祁寯藻，在《祭弟文》（为祁宿藻撰写的纪念追悼文章）中坦言，自巡防处启动运作后，因为从各地大量集结调动兵力，加上后勤补给支援等，军饷“比年靡耗四千余万……筹饷一节，正耗钱粮、盐课、关税俱已搜剔无遗”，此外还发行了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四种大钱和“票钞”，靠人为制造通货膨胀来饮鸩止渴，但即便如此也仍然杯水车薪，不能满足需要，最终还是靠大开捐纳之例[1]勉强撑持。这样沉重的财政包袱在关乎清廷生死存亡的京城保卫战危急关头，自然是无可奈何、非背不可，一旦危机感不再那么强烈而迫切，一向吝惜钱财、在节俭方面大有乃父道光皇帝旻宁之风的奕詝，自然也不能不考虑到财政和后勤军需保障调度方面的巨大压力。解散京师巡防处，就意味着将集结于京畿和山东、直隶等省的各路人马解散，其中大多数从各地调集的人马各回原驻防地，从京城八旗各营抽调的兵力也散归各旗，而一部分临时招募或收降的兵力则分别遣散、编调。许多方志和时人笔记均显示，不少在1853~1855年间应募参加清军的山东人、安徽人，在1855~1856年间被遣散回原籍，而原属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部，后投降僧格林沁的悍将詹启纶、施肇恒等，前者不久后出现在江北大营李若珠部，后者则被遣返老家湖北。很显然，此时的咸丰帝并不打算为完成“犁庭扫穴”的大计，而让这支令其财政预算捉襟见肘的庞大军队常备化。
当然，他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一支相当精干的常备军——僧格林沁部，这支整编后仍有两万之众的步骑混编部队，在太平军“扫北”进入山西、直隶前，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扫北”威胁解除后，这支军队虽然也被“瘦身”，但并未被完全拆散，其部分马队由西凌阿等率领，分赴湖北、河南“进剿发、捻”，而主力则一直屯扎在近畿。整个咸丰六年期间，这支军队的主帅、“威名素著”的僧格林沁，除了母亲去世给了100天事假外，一直以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武职最高官衔）和博罗勒噶台亲王的身份“留京师”。
应该说，奕詝是颇有些“居安思危”的前瞻性思维的，这支在他看来既精锐（毕竟打败了曾一路从长江打到天津城外的数万太平军）又可靠（骨干是清廷倚为长城的满蒙八旗劲旅，其中还有不少从东三省调来的马队）的部队，是危急时刻可随时用于“堵漏抢险”的总预备队，即便再怎么劳师糜饷，也要硬着头皮维持下去。但也正因为这支军队是如此宝贵而重要，它就绝不可能被轻易用于远离京畿的战场——哪怕是攻打“伪都”也不行。
就在1856年，僧格林沁的母亲[2]去世，照礼法应“丁忧”解职，回科尔沁原籍服丧三年，但奕詝却以军情需要为由，让僧格林沁在北京挂职“持服”100天。实际上，那支荟萃满蒙八旗精锐，在清廷看来最可倚赖的“总预备队”，一直被置于僧格林沁这位既能打仗又让他们很放心的蒙古王爷的指挥之下。
奕詝的小心是很有道理的：对他这个需要掌控“天下”全局、综理万机的皇帝而言，仅仅将对大清朝江山社稷的威胁锁定为太平天国，显然是过于短视了。往近了说，山东、河南等地都有规模大小不等的“起事”滋扰，且势头越来越猖獗；往远了说，尽管被他委以“夷务”全权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所汇报的语焉不详，与英、法两国交涉的情况如云山雾罩，让他有些摸不清头绪，但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距今不过数载，“英夷”倚仗着坚船利炮，在沿海各口纵横往来，毫无遮拦，并曾直接开到大沽口外找“先帝”道光“评理”，如今他就算再蒙昧于“国际问题”，至少也知道“夷情不稳”（虽然还不知道什么地方不稳、为什么不稳），甚至还知道“夷”也并非只有英吉利一家，还有法兰西、美利坚，等等等等，他们都随时可能“桀骜不驯”地闯到京师的海上东大门——大沽口或北塘口，来找自己这个“大皇帝”谈谈——事实上就在咸丰六年的“春王正月”，英国公使包令就和叶名琛就“英国人入广州城”和“英国公使进京”两件“老大难”问题，又例行公事地扯了一阵皮，结果照例是不了了之。